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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向爱搞数字计划，最常用的术语叫“指标”。肃反时教员曾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百分之五”，“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的指示。这“百分之五”便是“指标”。这“指标”在反右中发扬光大：各级组织都按“指针”办事：“参加运动”的人头数乘以百分之五，便是该抓的右派数目。这样就省了很多 事，不必“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指标”完不成是不行的。

央广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主管对国外广播部。局党委办公室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有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回答“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自己成了右派，罪名之一是“抗拒反右派斗争”。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是一例。他与上峰的规定唱反调，主张不超过百分之二；县以下单位一律不划右派。于是他被指“阻挠反右派斗争”。但把省委第一书记打成右派有碍D的形象，潘复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省委书记杨钰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陪绑。接着全省层层抓“小潘、杨、王”，将一批“反右不力”的干部打成了右派。（源自丁抒《阳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