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头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四十多年的发展,有一个五年很难绕过去。

1998年至2003年。

这五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

也是这五年,中国专利局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先后完成重要修改;专利、商标、著作权以及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一批重要实施法规密集出台。

中国加入WTO,也发生在这五年。

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很多知识产权规则,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了一次集中而深刻的重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镕基时代留下的,不只有WTO,也有今天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一部分底座。

1998年3月,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中国专利局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名称变化只是表面。

更重要的是职责的变化。

改革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仅负责专利工作,还承担研究知识产权法规、研究涉外知识产权政策,以及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权事务和有关国际谈判等职责。

这实际上对应着一个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

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全球市场,知识产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专利审批或者商标注册的问题,而开始成为国际贸易、产业竞争、技术创新和国家规则体系的一部分。

一个更大规模的制度调整,由此开始。

真正密集的变化发生在2000年至2002年。

2000年8月,《专利法》第二次修改通过。

2001年10月,《商标法》《著作权法》同一天完成重要修改。

三部中国知识产权基础法律,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集中调整。

背后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中国加入WTO。

当时,中国需要让知识产权制度进一步与TRIPS规则衔接。

因此,这并不是简单修改几个法条。

专利保护、司法和行政执法、驰名商标、地理标志、三维标志、信息网络传播权、诉前保全……

今天知识产权从业者已经非常熟悉的一批制度,在那个阶段被建立、补充或者重新塑造。

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不能只有商品、资本和工厂进入全球体系,规则也必须进入全球体系。

知识产权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套规则。

如果说三部基础法律的修改体现的是整个国家立法进程,那么朱镕基本人与知识产权制度最直接的法律关联,则体现在一批国务院行政法规上。

2001年至2002年,朱镕基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先后签署公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今天重新把这六部法规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很有意思。

专利、商标、著作权,是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三个基本支柱;

软件和集成电路,则代表着当时迅速发展的信息产业;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背后,则是中国申办成功、正在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代背景。

一边是加入WTO,一边是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兴起,一边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知识产权恰恰处在这些变化的交叉点上。

所以,那几年出台的并不是几部彼此孤立的法规,而是一套适应中国经济重新定位的制度工程。

朱镕基本人对知识产权的几次公开表述,也很值得今天重新读。

200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提出: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到了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表述已经变成: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

而且这句话不是孤立出现的。

它被放在推动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之中。

这个细节很重要。

因为它意味着,知识产权在当时中国政策体系中的定位正在发生变化。

它当然仍然涉及盗版、假冒和国际贸易。

但它已经开始被放进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创新。

知识产权不再只是“外国要求中国保护什么”,而逐渐变成“中国发展自己的技术和产业需要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2000年10月,朱镕基在东京广播公司与日本民众对话。

有人直接问他:中国加入WTO以后,盗版问题怎么办?

朱镕基回答,中国会继续保持打击盗版的压力,完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

随后他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20多年后重新看,这句话依然值得记住。

因为真正成熟的知识产权制度,从来不应该只是为了应付一次贸易谈判,也不应该只是因为别人要求我们保护。

保护创新者的劳动成果,尊重市场交易形成的权利边界,打击盗版和假冒,建立一个能够让技术和品牌获得稳定预期的市场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应当承担的义务。

知识产权最终保护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一个社会对创新、信用和规则的承诺。

当然,也没有必要把这一时期所有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都归功于一个人。

《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审议通过;知识产权执法涉及法院、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大量制度设计则来自几代立法者、行政人员、法官、学者和知识产权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但历史同样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在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五年里,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恰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集中、最系统的一次升级。

机构变了。

三部基础法律集中修改了。

一批行政法规出台了。

中国加入了WTO。

知识产权开始从贸易问题、盗版问题,更明确地进入科技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的政策体系。

很多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当时并不理所当然。

二十多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商标申请国之一。

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早已从“要不要保护知识产权”,变成了怎样提高专利质量、怎样规制平台权力、怎样处理标准必要专利、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算法、数据产权以及全球技术竞争。

问题已经完全不同。

但所有这些新问题,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

中国已经选择了用规则保护创新。

回头再看1998年至2003,那五年真正重要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

中国加入WTO,是一次进入世界市场的选择。

而同期展开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则是在回答另一个更加长远的问题:

一个越来越依靠技术、品牌和创新发展的中国,究竟准备建立一套什么样的规则。

这也是朱镕基与中国知识产权的关键五年,今天仍然值得被记住的原因。

封面来源 | 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