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泉,真没想到你在北京当法官,能到这里来。这山,比咱老家的山还高;人,比咱老家的人还少。”5年前,王明泉的父亲专程来北京看他,拍着他的肩膀说,“也行,农家娃出身,给农村人办事。”

出身农村的王明泉是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汤河口人民法庭的法官。汤河口人民法庭拥有两个北京“之最”:它是北京市地理位置最北端的人民法庭,素有“北极法庭”之称;它还是北京市法院系统中管辖面积最大的人民法庭,辖区面积达12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3个区的面积总和。

别看辖区面积不小,汤河口人民法庭却只有两名入额法官,除了王明泉,另一位便是庭长周科。在这里当法官会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和城区的法官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得听得懂方言,唠得了嗑,破得了案子,爬得了坡。”周科这样回答。

听得懂百姓的话,聊得来群众的嗑

听懂百姓的话容易不?王明泉在汤河口人民法庭待了一段时间,便深切体会到了不容易。什么叫“念秧儿”,何谓“浮头儿”?王明泉一直觉得自己普通话标准,可起初接待群众时也有蒙圈的时候。

比方说,有原告在法庭上讲:“他(被告)就一直跟我念秧儿……”经他人解释王明泉才懂,“念秧儿”是指求人却不直说。再比如,工程建设类纠纷中,常有当事人说:“他这活儿干得半不啰的……”王明泉一问才知道,“半不啰”就是没干完。时间一长,王明泉也摸出点门道,时不时帮书记员纠正笔录,“原告说‘我就知道浮头儿这点事儿’,说的是他就知道这事儿的开头,后面的情况不清楚。”

为了方便干警弄明白当地语言,汤河口人民法庭还专门整理过一本小册子,收录“待见(喜欢)”“糊了八涂(糊涂)”“扒棒子(掰玉米)”“割山(将山上的灌木砍掉)”等数十个当事人常说的方言词汇,供新来的干警随时翻阅参考。“册子做出来反响挺好,印刷了一百册,来一拨参观的、谈事儿的人,就得拿走好几本。”王明泉说。

在周科看来,听得懂群众的话只是基本功,还得用群众听得懂的话去沟通。比如,有些原告对预交诉讼费不理解:“凭什么对方理亏,我先交钱?”“按照法律规定,诉讼费由原告预交。法官在作出判决或裁定时,会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诉讼费由哪一方承担,通常是败诉方。可要让当事人明白,为什么这钱得由他先预交,就得说人家听得懂的话。”当周科与记者谈及此事时,王明泉正握着电话,耐心地跟当事人沟通诉讼费的事,“您作为原告先预交这150元诉讼费,但这钱不一定由您个人承担。判决会写清楚由谁交,要是判被告交,这钱就退给您。先赊着?不行!您不交就按撤诉处理啦,您不白跑一趟来交材料吗?您要是真有困难,我们可以帮您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但得符合条件才行……”听着王明泉这通电话,周科低声和记者说:“听听,没一句是法律原文。”

查得清细节,断得了案子

“我们法庭一年受理五六百起案件,几乎都是家长里短。案件类型主要是婚姻家庭、涉农房的工程建设纠纷、小额借贷纠纷、相邻权纠纷等。对法官来说,愁的不是断案,是‘破案’。”周科介绍。

“破案”说的是查明事实的过程。比如,一棵树原告说价值2.8万元,被告说也就几千元。怎么判?2025年夏天,怀柔区滦赤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撞了一辆货车,货车所载的观赏油松在事故中严重损毁。运树的苗木公司将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损失。苗木公司拿出合同说,合同写明5棵观赏油松总价14万元,那么一棵树价值2.8万元。可保险公司答辩称,受损油松肯定不值这么多钱,最多几千元。周科看着案卷犯愁,“树怎么算价格呢?”

为了弄清事实,周科以买树为名到河北省丰宁县走访苗木市场,见到油松就问:“这树咋卖?为什么这棵比那棵贵?”卖树的商户介绍:“观赏树的价值主要看树种、高度和粗细,油松胸径20厘米以上、高10米以上,就要5000元左右。要是分枝点合适、树冠再好看些,那就得六七千。另外,运费也得考虑,几棵树用一辆车运输就会损毁树冠,一棵树要用一辆车拉,运费得数千元。”商户的话给周科提了醒,他带着书记员找到那棵已经毁损的油松,仔细测量胸径和树高、分枝点,预估这棵树的价值再加上运费,判定苗木公司在事故中的损失约8600元。保险公司按70%承担损失,赔偿苗木公司6000元。

“破案”对王明泉来说就更不陌生了。“以涉农房的工程建设纠纷为例,很多房主和雇工没签过书面合同,沟通全靠微信和口头。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各执一词。房主说‘他做的和我要求的根本不一样,得退我工程款’。包工头说‘我们都是按他的要求干的,他天天在工地指指点点的’。法官怎么知道他俩当初在工地咋说的?只能通过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比如,工钱是分期结算的,前期已经付了大部分,要是施工不符合要求,房主为何多次按期付款?那工程大概率还是按照房主的要求落地的。”王明泉介绍。

今年5月立案的一起劳务纠纷案件,让王明泉头疼了好一阵子。原告黄某军是一名农民工,他起诉称包工头彭某柱欠他工资,还提交了一张“欠条”当证据。王明泉一看“欠条”两眼一黑,皱巴巴的纸上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只零零散散地写着从2025年3月到7月每个月的出工数。“欠条”上列着4个人名,其他人名下都标注着“清了”,唯独黄某(即黄某军)名下写着一串数字。再仔细一瞧,这人名和原告的名字还对不上——原告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黄某军,“欠条”上却写着黄某。黄某军解释:“‘欠条’上写的是平时大家叫的简称。”

此案若简单地以证据不足判原告败诉,对他显然有失公允。为此,王明泉专门与黄某军进行了一次谈话,向其释明举证责任。

之后,黄某军提供了包工头彭某柱承认拖欠工资的通话记录。在庭审质证环节,面对这份录音,彭某柱无法否认其真实性,最终认可了欠薪事实。王明泉据此依法判决彭某柱支付工资。

爬得了山坡,受得住寂寞

周科的办公室有一扇窗,抬眼就能看到窗外连绵的燕山。对山区法庭的法官而言,这片山不仅是眼前的风景,还是日常办案的“战场”。“我们法庭辖区98%都是山地,取证、现场勘查都得进山。”周科介绍。

8月6日,王明泉带领书记员一同进山勘查,记者随行见证。案件起因是琉璃庙镇某村的尹氏兄弟因村委会砍了他们家山上的十余棵树而起诉村委会。此次上山,村干部和尹氏兄弟一同确认到底砍了哪些树,为后续定损做准备。

村干部驾驶电动三轮车在前方带路,法院的公务车紧随其后。山路越走越窄,没多久法院的公务车就上不去了。“下车,还有1公里山路。”王明泉招呼着大家下车步行。村干部、尹氏兄弟和法官一起,在山上一棵一棵地找被砍伐的树。“法官,碗口粗的树就剩个墩子了,谁能不心疼?”原告大尹踢着一个树墩说。王明泉拍照留证,村干部明显不服,低声说:“砍树是为了疏林,当时村民都同意,现在他们又来告村委会,不讲理。”看到两边即将吵起来,王明泉一边拍照取证,一边提醒双方,“有理到法庭上说。”

白日翻山勘案,夜晚驻庭值守,是法官的工作常态。晚饭后,大家伙一起打球锻炼。待到夜色渐深,办公室里依旧灯火通明。王明泉的办公桌上,卷宗铺满桌面、椅子,只给电脑键盘和胳膊肘留出一小块空间。

汤河口人民法庭距离市区100多公里,距离怀柔核心区也有五六十公里,干警每日通勤根本不现实。法庭全员平日里驻庭值守,只有每周五才回家。

周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女儿的照片,谈及家庭,他轻描淡写地说:“我顾不上,她妈管得多。”王明泉的妻子同样工作繁忙,3岁的儿子被托付给东北的姥姥照顾。“太久没见了,我儿子不爱理我。每次打视频电话,我还没看够他,他就急着说‘爸爸,关掉吧,再见’。”王明泉的声音微微发涩。

谁不愿朝夕陪伴家人?可对这里的法官而言,家需要守护,但群山之间的公道更需要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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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农民日报》2026年8月13日第5版

供稿:北京怀柔法院

编辑:梁瀚伟 任优优

审核: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