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叶辉，八五年生人，在杭州城南开着一家叫"望湖"的小饭馆。店面不大，八张桌子，卖的是杭帮家常菜，东坡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都是我妈传下来的手艺。我妈走之前在这灶台前站了三十多年，她走了之后我接着站，算下来这店开了快四十年了，比我的年纪还大。

那天晚上店里来了八个荷兰女人。她们是跟着一个文化交流团来杭州旅游的，领队是个四十出头的短发女人，会说一点中文但说得磕磕绊绊。她们进店的时候我正在后厨收拾台面，听见前面叽里咕噜的说话声，出来一看满桌子的人，金发碧眼白皮肤，穿着颜色鲜亮的冲锋衣，桌上摊着地图和相机，一看就是外地游客。那一桌她们点了不少菜，东坡肉上了两盘，龙井虾仁也加了单。有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女人在菜单上指着图片跟服务员比划，手指头胖乎乎的，指甲涂了淡粉色的甲油，看着跟邻家阿姨差不多，就是头发颜色不一样。

她们吃得很高兴，拍照碰杯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聊着天，笑声从桌子那头传过来时清脆的，跟店里其他客人的说话声混在一起。后厨的灶台隔着一道门，油烟机的轰轰声盖了大半，但我偶尔掀帘子出来上菜的时候能瞥见她们的侧脸。那个年纪稍大的女人吃东西的时候很安静，每夹一筷子菜都在嘴里慢慢嚼，嚼完了跟旁边的人说句话又笑，笑的幅度不大，就是嘴角弯一弯。

结账的时候领队那个短发女人拿着钱包走到前台来了。她把几张欧元和人民币混在一起放在台上，用生硬的中文说"埋单埋单"。我把她递过来的钱数了数，数额不太对，少了一些。她算汇率大概是算错了，把欧元折成了人民币的低位数。我正要开口跟她解释，动作比她快了一步——我抬起手拦住了她准备转身走的动作，胳膊横在柜台前面。

她愣住了，回头看着我，眼神里有疑问也有警惕。那一桌其余几个正在穿外套拿包的女人也停下来了，目光全都转向前台这边。有人问了一句什么，荷兰语，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安。领队的短发女人又转回来看着我，脸上的笑收了一点，问我"怎么了是不是不够"。

我说不是钱的事。我绕过柜台走到她们桌子前面，看着那个年纪稍大的女人。她正站起来准备穿外套，手里捏着一条蓝白格的围巾正要往脖子上绕。她注意到我走过来站在她面前，动作停住了。她抬起眼看着我，那双眼睛是浅褐色的，眼尾的纹路比我在后面隔着帘子看着时更深一些。她大概已经六十出头了，脸上的皮肤不再紧实，可那双眼睛里的光还是软的，跟当年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我从围裙口袋里摸出那张用塑料封套护着的老照片递了过去。照片是黑白的，边角有些泛黄，里面是三个年轻姑娘蹲在西湖边的石头上，穿着八十年代那种宽松的衬衫和长裙，笑起来露出牙齿，阳光从背后照着她们的头发，有几根金发被风吹散在脸侧。中间那个是我妈叶秀英，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眼睛眯成了缝。左边那个是个高鼻梁的荷兰姑娘，头发剪得短短的，手搭在我妈肩膀上。右边那个就是站在这张桌子前面的这个女人，那天拍照的时候她大概二十出头，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她眼角爬满了纹路，头发也白了。

她低头看着那张照片。我看着她拿着那张照片的手指在塑料封套上慢慢摩挲了一下。她把照片举高了一些，凑近了看了看中间那张脸，又看了看旁边那个短发姑娘，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张开了又合上。她抬眼看了我几次，目光从我脸上移到照片上再移回来，像是在把两个相隔了将近四十年的人拼在一起看能不能对上。

她问我这是你妈妈吗。她说"妈妈"的时候用了中文，发音不准但字音是清楚的。我说是。

她把照片轻轻放回我手里，手指碰到了我的掌心。她的手指温热的，指尖有点粗，大概是年纪大了指节变硬了。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没想到的事——她伸手抱了我一下。那个拥抱很短很轻，像风吹了一下就过去了，可我在她靠过来的时候闻到她身上有一种洗衣液的淡香，跟当年我妈留在毛衣上的味道有点像。她松开手的时候侧过脸去，我看见她的眼角亮了一下，很快就被她拿围巾沿按住了。

那晚我没有收她们那一桌的钱。短发领队掏了钱包要付我硬塞了回去，我说今天这一顿算我的。那位年纪大的女人站在旁边用荷兰语跟领队说了什么，领队犹豫了一下把钱包收回去了。她们走的时候我在门口送她们，那个荷兰女人走在最后面，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手里拿着那张照片。我刚刚把照片给她了，她攥在手里举起来跟我摆了摆，她嘴唇动了一下，用那种不怎么标准的中文说了句"谢谢小辉"。

八个人沿着巷子往外走，脚步声越来越远。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的背影被路灯拉长又缩短，拐过巷口那片杂货铺的棚子就不见了。夜风吹过来带着隔壁水果摊剩的几片香蕉皮的甜烂味，我把围裙解下来攥在手里进了屋，把那张照片待过的桌面擦了一遍又一遍，桌面上其实没留下什么印子，但我擦了好几下才停下来。

后来我想起来很久以前的事。我妈走之前那阵子人已经很虚弱了，可她有一天精神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从床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几封用荷兰语写的信和几张旧照片。她指着照片上左边那个短发姑娘跟我说这是玛格丽塔，右边这个高一些的叫安娜，她们是她在杭州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交换生，在一起过了两年，后来她们回国了断了联系，但她一直留着照片。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轻，手指头顺着照片上那两个人的轮廓慢慢描着。

那张照片后来一直压在我店里的收银台下面，我从来没有多想为什么留着它，就是收银台抽屉里东西多压着压着就忘了。可那天晚上那八个荷兰女人走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系蓝白格围巾的侧影。她比照片上老了很多，头发颜色也变了，可是她伸手夹菜的时候那个姿势跟我妈照片上那个蹲在西湖边石头上笑着的姑娘一模一样，右胳膊先抬起来，手腕转一下再去够碟子里的东西。

我站在那个柜台后面的时候耳朵里全是那年夏天我妈的声音。她说荷兰朋友教她唱了一首小调，旋律轻轻的，调子软绵绵的，说是一首关于风车和郁金香的短歌。她哼给我听过一次，就一次，后来再没提过。那天晚上在灶台上炒菜的时候油锅滋啦响，我在油烟机的声音里模模糊糊想起那段旋律，旋律连不上，就剩几个音悬在脑子里，像水底的石子露了一小截尖。

我妈走了一年多之后我接手了这家店。她的灶台、她的菜谱、她用的那口铁锅我都没换。我炒出来的东坡肉味道跟她做的总差着一点什么，说不清是火候还是调味，还是那个站在灶台前面的人不一样了。她常在后厨跟我说的一句话是"火要看着锅里的菜走"——就是你不能照着时间表来，得看食材在锅里变了什么颜色出了什么气味再决定下一步。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掂着锅，锅里的肉块翻上来又落下去了，被热油裹了一层亮光。

我妈走的那年四十八岁。她走的时候床头的柜子上放着那个铁皮盒子，盖子没合严，露出照片的一角。她没说过她还在等那两个荷兰朋友的消息，也没问过为什么断了联系。可她留着那几封信和那张照片，信纸叠得整整齐齐的，照片的边角被她用透明胶带贴过，因为翻看得多折裂了。

那八个荷兰女人走了之后我又回了后厨。灶台上的锅还晾着，旁边搁着半盆没炒完的青菜，菜叶蔫了一些。我把灶火重新打着，锅烧热了倒油，青菜下锅的时候滋啦响了一声，白汽腾起来糊了眼镜片。

后来我在台面下面的抽屉里翻了翻，那个铁皮盒子还在，盖子上的漆掉了几块。我把里面的信纸重新叠了一遍，信纸已经发黄了边角脆脆的，不敢用力捏。那天晚上那个荷兰女人看了照片之后她指着左边那个短发姑娘跟我说玛格丽塔后来也去了别的国家，她们后来也多年不见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站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围巾上那种旧羊毛的气味，干燥温吞的，跟在衣柜里放久了之后拿出来透气的衣服一个味道。

我最后还是没有问她那首小调怎么唱。她走的时候步子不快不慢的，路灯把她的影子在青石板路面上拖得长长的，蓝白格围巾在夜风里轻轻晃了一下。我站在店门口目送她拐过了巷口，她没再回头。巷子里的路灯隔着一盏亮一盏暗的，她的身影在那段明暗交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隐进那片暗里看不见了。

往后店里还照常开着。我还是每天站在灶台前面炒菜，那几个常客还是每周来，点一碟醋鱼一盘东坡肉配碗米饭。我不怎么跟人提那八个荷兰女人的事，但收银台下面那个铁皮盒子我重新拿了出来搁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盖子盖严了，用一块干净的布擦了擦上面的灰。有风从门口吹进来的时候，盖子边缘会轻轻动一下，像里面有什么东西隔着铁皮在应和，声音很轻，不仔细听听不见。

菜还在灶上炖着，热气从锅盖缝隙里冒出来，白茫茫的，把后厨的窗户糊了一层雾。我拿抹布把雾擦了一道，隔着那道擦出来的窄缝看着外面的巷子口，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一团照着青石板上薄薄的潮气，石板缝里长了青苔的地方油绿油绿的，暗暗的又亮着。

那些年我妈在灶台前站了那么久，手里掂着锅看着菜慢慢变色，热气糊了她一脸，她也不擦。她大概想着那两个荷兰朋友隔着那么远的地方也在某个灶台前站着，也在做着什么菜。她没等到她们再回来，可她把那些东西留下来了，留给了她儿子，留给了她站了一辈子的灶台。

那口铁锅还在用，锅底的油光一层一层叠着，越叠越厚，厚到看不清原来的铁色了，可还在。

（全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