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 项飙 × 杨澜：不要给年轻人开药方，他们只是在找出口|星云大师|生死疲劳|莫言|贝多芬|项飙

电影《蜂鸟》

焦虑了，要学会管理情绪；迷茫了，要找到人生方向；进入社会了，要尽快建立自己的坐标。我们陷入迷茫时，总会有人试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好像按方抓药，就能绕过弯路，直达安稳的生活。可人生真的存在可以照搬的标准答案吗？

这些年《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之所以能走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恰恰是因为它从始至终都没有打算开出这样一张药方，而只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一种拆解问题的思路 ——把自己作为方法，在具体的生活里慢慢摸索属于自己的答案。

2026 年 8 月 7 日晚，北京郎园虞社，在由京东图书主办的莫言新作《人呐》新书分享会上，莫言与项飙两位“讲故事的人”，在杨澜的主持下，一个用虚构，一个用非虚构，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回应着人们的困惑：当困境接踵而至，我们到底该向何处寻求答案？

在两个小时的对话中，莫言从高密东北乡的田野谈到当下的村庄调查，从小说人物的抗争谈到“不服输”的信念；项飙则从“附近”的消失谈到“内卷”的困境，从个体的悬浮状态谈到“安生式思考”的可能。他们并不试图给年轻人开出人生药方，而是尝试提供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一种与困境共处的态度。这或许也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一直试图提供的东西：不是现成答案，而是一种重新看待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方法。

今天单读分享这场对谈的实录节选。这场对谈，关乎文学，也关乎社会学，更关乎每一个在变动时代里寻找坐标的普通人。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增订版）

全新上市

不要给年轻人开药方，

他们只是在找出口

对谈：莫言、项飙、杨澜

不要给年轻人开药方，

他们只是在找出口

杨澜怎么样在这样外部环境完全不受你掌控的状态下能够找到自己内在的某种安定感呢？我看到项飙老师用了“安生”，是指安顿自己的生活，安顿自己的生命。莫言老师在您的小说人物当中，也有一种如何找到自己内在的一种力量的探索，能不能讲讲针对今天的年轻人怎么找到自己的生命力，能够找到安定内心的方法呢？

莫言小说里面的人物，一般首先是把他放到极端了，面对命运的挑战，命运把他玩弄、推到了生活最低谷，这个时候他不服输，要跟命运抗争。像贝多芬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要抗争、要奋斗，哪怕我失败了也要斗争下去，不服输。不服输的精神、奋斗的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无论是在动乱的社会里，还是在和平的社会里，这种精神都是很需要的。

但是我想，在目前这样一种状况下，让我们给年轻人做人生指南、开药方，实际上是不对的。年轻人实际上并不是要你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他就是把你作为一个倾诉的对象，把心里的苦恼跟你说说而已，实际上他都是有主见的，他会自己做出抉择的，而且他们往往能够战胜困境。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去台湾见到台湾著名的星云大师，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只要有佛法，就会有办法”，当然有的人可以完全不信佛，但是这句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假如说我们把佛法看作是大自然，看作社会，看作一种普遍的真理，只要这个存在着就会有办法，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山，也没有蹚不过的河。

杨澜他说的是一种信念。

莫言是一种信念，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部署、奋斗，即便不能奋斗出你所希望的结果，也总比躺平了要好得多。

什么是“安生式思考”？

杨澜对，能不能采取一些行动呢？如果只是在想、只是在发愁，肯定于事无补啊，项老师觉得年轻人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项飙因为我的工作是一项研究工作，所以我首先考虑的还是思考方式的问题。就像莫言老师讲的，我们不可能给他提供很直接的人生指导。但是，我们也在探索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看问题的方式。安生式思考大概有几点，安生不是说把你整个生命过得非常平稳，今后保证你不会有什么危机，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思考方式。

安生式思考，第一点是说生命当中出现的问题，你怎么界定它？这是一个问题，让你交一份答卷，还是这个问题是一定要你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不一定的。生活当中，大部分的问题是你不能解决的，但是这些问题是你重新思考你是谁、你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的一个机会。所以它并不是要求你立刻有一个解决办法，把这个问题搞没了，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本身搞没了，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珍藏好。因为这个问题是在提醒你重新思考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电影《搬家》

第二个，行动。安生式思考并不是要退回到自己的一个小的茧房里面去，很重要的是要跟世界发生互动。因为你觉得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非常具体的，这里按一下是有感知的，踢一脚是会给你回响的，这个回响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但不管怎么样，你在这里动，那边也会动，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最可怕的是无论你怎么上蹿下跳，那边都不理你，那就完蛋。但是怎么样发展出很具体的互动关系，这个需要行动，比如你重建附近也好，或者参与各种各样的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先去做，先跟人有一些合作，有一些交流，这个是很重要的行动。

然后我觉得莫言老师小说里面的态度是很值得借鉴的。他这种对生活有很全局性的、非常细致的观察，建立了那么一个丰富的世界。但是他又会给这个世界打一个小洞，让你看到，其实人性可能会有另外一面，或者说这个事情可能有另外的一种结果，你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这样的一个态度。并不是说你要征服，你要改造，但是更好地让你感知到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许你就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面带着微笑悄悄看“大戏”的起起落落。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这也是一种非常安生的感觉，也会给你很多力量。

公共舆论越浑浊，

越需要重构公共话语的文明

杨澜项飙老师您也会面对各种各样外界的评论，您通常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面对？

项飙我得到大家特别多的关注、鼓励是超出意料的，这个首先是一个惊讶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自己觉得好像大家对我都是比较鼓励的，我没有不太好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意见，大家说你这个说法只是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某一种自恋，有很多偏差。对我来说，这些意见都是很新鲜的想法，我是觉得很好玩的。

杨澜这个时代因为这种社交媒体的出现，我们社会的话语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对具体的体来说，冲击也是非常大的，非常真实的冲击。过去最多这个村里的人，七大姑八大姨对谁品头论足，现在可以是整个地区甚至全世界都来品头论足，这对个体的冲击是非常真实的，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其实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变化。

项飙是。我也很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你在公共媒体深耕那么多年，如何反思这个变化？这里有两点。第一，我个人作为接受者，我是觉得所有大家不同的意见对我来讲都是很好玩的，就像一个游戏。它给我刺激，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那个人为什么这么想？他是从什么假设出发，他的思路是什么？这个是不断丰富我自己的想法的过程，如果他的批评越奇怪、越极端，对我的刺激是更大的：哇，天下还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肯定有他的原因，原因可能是误解，但是误解也是一个经历。

杨澜你可以跳出去来看自己，是吧？

项飙这是我的工作，否则我就不再做我的工作了。我的工作就是要有这样的分析性，分析性是跳出自己的局限，看这个世界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不同的观点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这是第一。

第二，您讲的更宏观上今天的媒体、公共舆论场确实有一个问题，不仅是在华语世界里面，而且是全世界的——就是公共媒体里面的公共危机。因为现在公共性是很弱了，大家都在发声，发声的声音五花八门，但是内在没有一个结构。到最后不会说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最深刻的东西慢慢会成为大家的共识，下一波大家再对共识进行集体的反思，再往前走，不是这样的。好像现在是一片浑浊的感觉，这里造成的对个体的伤害可以很大，因为很容易变成人身攻击、情绪上的攻击。现在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杨澜的确，其实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社会大的舆论场的变迁你一定是要身在其中，而且感同身受的。我感觉我们现在需要重构一种公共话语的文明，就像我们过去见到叔叔阿姨要问好，要洗手吃饭。我们过去对于孩子的教育是有一些文明习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的社交媒体舆论场上也是要共同塑造一些新的文明，比如说先把事实搞清楚再发表观点，比如说发表观点的时候不要轻易做人身攻击，因为对方是一个真实的人，特别是当涉及一些未成年人的时候要有所节制，还有在碎片化信息当中努力保持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随着传媒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也要重新生产，或者说塑造出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我们正处在这个过程当中。

放弃一切都要“可控”的态度，

允许生活中的一点点失控

读者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刚走进社会的 00 后，但是我在从校园人到职场人转变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刻都觉得自己有数字游民式的孤独，因为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离开了我的家乡，离开了我求学的地方。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大多数又是靠线上的方式解决。有的时候在我心里觉得，这种传统物理意义上的距离，在我的生活当中已经消失了。但是您告诉我们说要多多观察身边的人，有的时候像我们每天要靠着这种搜索、靠着智能算法推荐被动吸取信息，想要做到多观察身边的人还是蛮难的。

其实在这特别想请教您，您有没有什么低门槛一点的想法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在这种碎片化的生活当中找回在学生时代脚踏实地的感觉？

电影《惠子，凝视》

项飙首先要意识到在学生时代脚踏实地的感觉是营造出来的，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非常不自然的人造环境，三点一线，或者是考试什么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跟现在年轻一代很大的差别，我们那个时候要毕业了，欢天喜地，走向社会，自己独立了，还赚钱了，自己要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今天很多的年轻人说，我能不能在学校再多待两年，他出来是害怕的。学校里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有规律的，这件事本身要打一个问号。

第二是开始工作了，对同事能不能产生一些兴趣？同事也是一个人，肯定也有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以及家庭。租了房子，能不能对邻居有一点兴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不要觉得任何事情都是可控的。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那么依赖于网上的事情？您感觉网上的事情可控，你点了，它才出来。电子商务买东西还可以无理由退货，非常方便，一切生活都是可控的。但是在那种可控之下产生的，是对自己总体生活的不可控，因为一切东西都很缥缈。这个时候是不是放弃一些一切都要可控，一切都要可计算的态度。你见到邻居就花 10 分钟，完全没有计划好的 10 分钟就聊两句，突然聊多了就一起去看场电影什么的，让生活当中稍微有一些失控。如果失控是在附近范围里面，是在线下的，这个失控可以带来很多乐趣的，不会是真的吓人的失控，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感知上的变化还是蛮重要的。

杨澜我觉得还是要保持感知的能力，无论是跟真实人面对面的交往，还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感知能力。我给你一个招儿，就是去趟菜市场，你去菜市场看着这个西瓜、桃子，这个青椒、胡萝卜、土豆，你摸摸，感受真实世界，而不是天天叫外卖，都吃一样的快餐。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要跟真实世界产生交互。

人最重要的是正确认识自己

读者请问莫言老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焦虑、内耗，您写出了《人呐》这本书，奉献给我们这些浮沉于世的人，您最终想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读者留下什么思考？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直面自己的平凡和每天挣扎的生活呢？

莫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要正确认识自己。在这个社会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过去讲人是生来平等的，这是指一种公民的权利。实际上，这个公平并不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像王虹和邓煜是数学天才，你没有这方面天才，无论怎么努力也获得不了菲尔兹奖。有的人生来就是体育健将，像山东有一个小女孩身高2米28，她打篮球也不用蹦就摸到篮圈了，身高1米5的怎么跟她去比？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正确给自己定位，不要特别勉强自己，切合实际地来设计自我。当然人要有远大的理想，有美好的追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个前提应该建立在对自己正确的认识之上。

电影《蜂鸟》

杨澜您好像在《生死疲劳》里面说曾经过“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有的时候疲劳感来自什么地方？

莫言这个疲劳不完全指的是肉体或精神的疲劳，讲的一种状态，佛教认为有六道，灵魂在六道里面不断循环，这辈子可能是在畜牲道当了一匹马，下一辈子变成了人，又一辈子做了坏事被打到地狱了。佛的境界就是至高无上的，脱出六道了，在他看来你们在六道里做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是纷纷扰扰很辛苦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到了佛的境界看穿了一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么一种状态才行。当然这也就是作为一种理论，大家看看而已。我们如果都这么超脱了，谁都不干活了，什么苦恼都没有了。

杨澜您年轻的时候焦虑过吗？刚才这位说很多年轻人都特别焦虑。

莫言我的焦虑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程度也不比现在的年轻人差。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乡下，活动的范围就是周围几个村庄和2000亩土地，一年365天，几乎就是吃完饭到地里重复着最简单的劳动。前途在哪里？理想在哪里？当然我们也有理想，希望躲到外面去看更广阔的世界，争取更好的前途，也羡慕城里的男男女女戴着手表、穿着皮鞋，8小时工作，下班到食堂里打上两个馒头，再买上二两红烧肉，多么幸福的生活！我们一年到头看不到未来，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无非就是到了二十来岁结了婚、生了孩子，把孩子养大，然后自己就这么一代一代无穷循环。我们很焦虑，千方百计想逃出乡村。

现在当然可以批判，就是不安于位，不好好劳动，老是想入非非。当时我们的生产队长也老讽刺我们，说我一天到晚想入“排排”，干活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本来锄地的时候要锄草，结果一锄头把玉米锄掉了。老老实实干活吧，那些好事轮不到你们。我觉得一辈子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还是不甘心，还是要抗争，还是要努力。

所以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就开始尝试给山东省报《大众日报》投稿，后来我到了一个棉花加工厂里面做临时工、合同工，所以我是最早的农民工了。这个时候来自全公社几十个村庄的，还有来自外地城市的知青，几百个人大家在一块，眼界进一步开阔，理想进一步膨胀。当然读的书也比较多了，文学梦也慢慢成长。

在焦虑当中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着目标奋斗一下看看，如果确实是你身高只有1米7，非要打篮球，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你可以选择别的工作，光焦虑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地认识自己，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

杨澜选择去努力和奋斗。

不一定要指导他，

一定要回应他

读者项飙老师在对社会的观察当中都会看到一些其他人的命运。在看到其他人命运时，对我来说也会有一些或者是惋惜，或者是愤怒，或者是其他的情绪。面对这种处境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出现，还是说我可以适当给他人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指导，也或者是给他们一些……

杨澜就是只做观察者，还是可以去干预的意思吗？

读者对，或者说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生命自然会给我们答案，还是我们自己去做这个榜样呢？

项飙我是觉得你不一定要给他指导，但是一定要对他做出回应。回应也不是针对具体问的问题，很多人问的是“我现在该怎么办”。

杨澜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您做了这么多社会学的调查和观察，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忍不住要跟这个人产生某种交互，而不只是一个冷静、理性的观察者。

项飙那是绝对的，比如说大家刚才提的问题，马上就刺激我的思考，怎么叫认识自己？自己觉得命运对我如此不公，我要奋斗。命运好像是上面压下来的一块石头，我要把它顶回去，那这个顶回去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自己华丽转身变成另外一个人也是一种顶回去；另外一种顶回去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也要留下一点痕迹。要把这个问题想透，要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也可以是奋斗、阅读、思考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回应方式。

至于您刚才讲的直接介入，我是不会，特别是在个体情况下。但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大家提的每一个问题，在我这里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什么叫严肃对待？不是说对这个问题本身就要一对一作出反应，而是要看出这个问题背后的来源是什么，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经验。

杨澜是不敷衍的。

项飙对，绝对是。到最后你给出的回应要经得起实践检验，是什么意思？这个读者、年轻的朋友看到这种分析之后，第一是觉得事情变得更加清晰了，知道怎么回事；第二是清晰之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摸，可以拆解，这个东西是可以挪动的、是灵活的，不是说每一粒尘土都变成大石头，好像没有办法回眸，不允许你回看，不是这个。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大家会觉得有力量，能够主动对自己生活中其他的经历开始分析。

所以，并不是说只做好自己，对那个问题不能说什么，也不是说做直接的解答，或者是指导，而是回应。就像生活中其他的问题一样，很多时候它们不一定是问题，也未必能作出解答，但其实是在发问，也是在要求我们对各种各样不公的现象做出一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