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前后，昆明，一张蔡锷与驻滇外国人士的老合影被留了下来，一身戎装，身板笔直，个头看上去并不高大，脸也偏清瘦。
真正抓人的，是那双眼睛，没有刻意摆出什么威严姿态，目光却很定，整个人看着干净、利落，带着一股年轻军人的英气。
这时候的蔡锷有多大？他出生于1882年，当时的他还不到30岁，但已经不是普通军官，而是云南军政府都督。
蔡锷这个人的人生，走得很快，13岁中秀才，15岁进入湖南时务学堂，17岁时，他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又赴日本求学。
1900年，他回国参加自立军活动，失败后再次去日本，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军事上。
1904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后辗转江西、湖南、广西、云南，做过军事教育，也训练过新军。
换成今天的说法，他二十多岁的很多时间，不是在混资历，而是在军营和军事学校里一点点积累真本事。
在我看来，这一点比后来那些传奇故事更值得看，蔡锷不是到了护国战争那一年，才摇身一变成了会打仗的将领。
他早年的路其实一直没怎么偏过：读新学、学军事、练新军、带部队。后来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前面都有十多年铺垫。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后，云南也动了，10月30日夜，云南重九起义发动，云南光复以后，军政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一个1882年出生的年轻人，就这样在29岁左右的年纪，站到了云南军政事务的核心位置。
听上去很风光，可真坐上那个位置，麻烦才算来了。
清代云南每年财政收入还不到300万两，支出却接近600万两，很大一部分缺口长期要靠朝廷拨款和外省协饷。
重九起义以后，这些钱断了，更麻烦的是，云南军都督府成立时，政府库存银只剩40余万两，地方行政要维持，边防不能停，援川、援黔、援藏又都要花钱。
说白了，蔡锷接过来的不是一个装满银子的库房，而是一摊处处要钱、手里又没多少钱的日子。
我认为，一个人会不会治理地方，这种时候看得更明白，钱多的时候，谁都能办点事情。钱少的时候，你先砍谁的钱，才真正体现你的选择。
蔡锷没有一上来只盯着百姓的口袋，他开始整顿税收、筹办公债、改革盐务，1912年又筹设富滇银行，用来发行货币、开展存放款、抵押和汇兑业务，富滇银行后来还在下关、昭通、个旧设立分行。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减薪，1912年1月，蔡锷带头削减薪俸，都督薪俸由600元（两）减到120元（两）；到了当年6月，他又推动第二次减薪，原薪60元（两）以上的中高级人员，继续往下减。
两次减薪分别节省开支32.8万元和50万元，1912年云南财政不但没有出现赤字，还结余近20万元。
我觉得，“清廉”这个词有时候太轻了，轻得容易变成一句口号，蔡锷这件事不一样，别人拿多少钱，他自己先砍；财政困难，他先拿都督府的开支开刀。
一个手里有权的人愿不愿意先约束自己，比写多少漂亮话都直观。
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蔡锷的味道，当年滇黔商民感念他的作为，曾经集资想给他铸铜像，这事放在很多人身上，大概也算风光。人还活着，铜像就准备立起来了。
蔡锷没收这份风光，他主张把这笔钱拿去赈济饥民，铜像没有成为他最在意的东西，活人的饭碗排在了前面。
在我看来，这个选择很耐琢磨，铜像留的是名，赈灾救的是命，一个人面对这两样东西时把哪一个摆在前头，比后来别人给他写多少赞词更能说明问题。
1913年，蔡锷奉调离开云南前往北京，云南省议会当时议定赠给他法金3万元。
3万元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目，况且这钱名义上也不是贪占，而是地方对他的赠送，蔡锷推辞了。
议会坚持要给，他后来出于礼节接受5000元，用来偿还债务等开销，到了北京，他又兼任多项职务，按当时制度，本来可以领到多份薪俸，他工作照做，却没有把那些兼差俸禄全部收入囊中。
我觉得，这一段不能只当“廉政故事”来看，战场上冲锋很显眼，拒绝伸手却没人敲锣打鼓，一个人在没人拿枪逼着他的时候，怎么面对送到眼前的钱，更容易看出他的底色。
可蔡锷在北京的日子，没有一直这么平静下去，到了1915年，袁世凯走向复辟帝制，蔡锷开始离开北京，辗转返回云南。
他途中经日本、上海、香港、越南等地回滇，12月19日前后抵达昆明，几天以后，云南的局势就变了。
1915年，云南宣布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由云南展开，蔡锷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1月16日，蔡锷率护国第一军进入四川，泸州、纳溪一带，很快成了双方争夺的重点，泸纳战役前后持续48天，而这时蔡锷的喉疾已经很严重了。
我认为，评价蔡锷不能只用“会打仗”三个字，他真正有分量的地方，是明知道身体已经出问题，明知道自己带的部队处境艰难，还是待在一线。一个将领愿不愿意和自己的兵一起吃苦，这件事士兵最清楚。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第二天废止洪宪年号。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他曾在四川任职，可病情已经拖不起了，1916年9月，他赴日本治病，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医院，年仅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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