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安庆城外一片萧瑟。
军统安徽站站部里，唐玉昆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捏着一份密令。他抬头看了看站在对面的文书曹铎钟，压低声音说：“从现在起，你要演一场戏。”
曹铎钟是个精明人，在军统站里待了几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明白站长的意思——上面要收缩安徽的网点，曹铎钟得撤下来，但不能让外人看出是撤退，得让他“消失”。
“怎么演？”曹铎钟问。
“你醉酒闹事，持枪打人，闹得满城风雨。”唐玉昆顿了顿，“我借故把你‘开除’军籍，通令军统各组不准与你往来。这样，别人只当你是被赶走的败类，不会注意到你真正的去向。”
曹铎钟点点头。他明白，“掩人耳目”四个字背后，是更重要的任务——潜伏安庆，秘密进行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好戏开场了。
曹铎钟在站里喝得烂醉，抡起枪管就打，砸了办公室的桌椅，还差点伤了同僚。唐玉昆“大怒”，当众宣布开除其军籍，并通令各组不得与曹往来。
曹铎钟灰溜溜收拾包袱，黯然离去，没人多看他一眼，军统的“败类”，不值得关注。
曹铎钟随后悄悄离开了安徽站。
1949年2月，安庆西门外，一家茶叶行悄然开张。“裕泰茶庄”的招牌挂在门楣上，木格窗擦得亮。店里摆满了六安瓜片、祁门红茶，茶香飘出半条街。
掌柜的姓曹，不过没人知道，这个精瘦的中年人，是军统精心布置的潜伏特务。
1949年4月，安庆解放了。
解放军渡江的硝烟还没散尽，城里却已经换了气象。在市公安局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肃清潜伏特务。
“特务系统有应变部署，”局长在地图上点了三下，“解放前就有人往地下埋钉子。我们要一个一个拔。”
安庆解放的消息传开后，各类千余特务分子，有的跑了，有的藏了，还有的缩在角落里打起了算盘。
随后，公安局决定先打一场“攻心战”。
1949年8月，第一次敌伪人员登记开始了。公安局在城门设了登记处，在各街巷贴了告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安庆的大街小巷。到1951年3月，大多数特务分子办了登记自首。有人坦白了罪行，有人揭发了同伙的线索。公安局根据每个人的罪行轻重、坦白态度，分别处理。多数可以教育挽救的，交群众管制，进行教育改造。
1951年4月，第二次登记又展开了，又有一些特务分子登记自首。
这头刚安顿下来，那头却又出了新情况。
农时这个人，在安庆地下混了十几年。军统望江组组长、怀宁望江组组长，这些名头在特务圈子里不算小。解放时他潜伏了下来，像一条老蛇，悄无声息地钻进了芦苇荡。
1949年7月29日，农时在怀宁县三桥一带，纠集了一批亡命之徒，成立了“国防沿江行动总队”。下设情报组、联络组、行动队，明里暗里运送枪支弹药，妄图搞武装暴动，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农时坐在三桥一间破庙里，桌上摊着一张安庆城的地图。他用手指在城防图上划了一道线，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等时机一到，里应外合，安庆就是我们的。”他对几个心腹说。
他不知道，公安局的侦察员已经盯上了这尊庙门。
1949年8月20日晚，正当农时纠集同伙制定反革命暴动计划时，公安局派出精干警力，将破庙团团围住。门被一脚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
“农时，你被包围了，老实点！”
农时浑身一哆嗦，脸上的冷笑僵住了。
这一网，打得不轻。
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一盏白炽灯照得四周雪亮。农时坐在椅子上，双手铐在桌角，额头上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
“农时，你的‘国防沿江行动总队’，连个浪都没翻起来，就当了俘虏。”审讯员把一叠材料拍在桌上，“说吧，还有谁？”
农时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审讯员不慌不忙，翻出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那是裕泰茶庄的门面照。
“曹铎钟，”审讯员盯着他的眼睛，“军统安庆潜伏组组长，你的上线，你知道吗？”
农时的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脸色骤然变了。他没想到，自己刚踏进这扇门，公安局就已经把曹铎钟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我……我说。”农时的肩膀垮了下来，“曹铎钟是1948年11月被唐玉昆派来的……他在安庆西门外开茶叶行，已经……”
顺藤摸瓜，线索指向了裕泰茶庄。
公安局经过周密侦查，摸清了曹铎钟的活动规律。这个老狐狸每天早起开门，傍晚关门，白天在店里招呼茶客，晚上则躲在后院跟旧部密谈。
1949年8月23日，行动来了。
那天早上，曹铎钟像往常一样推开茶庄的门，准备招呼早茶。他刚跨出门槛，就看见街对面站着几个挑担的货郎，正在跟茶摊老板闲聊。
曹铎钟心里“咯”一下。他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是公安局的侦察员。
他转身想关门，一只铁钳般的手已经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曹铎钟，”来人亮出证件，“公安局，请你走一趟。”
曹铎钟的腿软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茶庄里那些茶叶罐子，那些装满了秘密的罐子，突然觉得一阵眩晕。
裕泰茶庄被查封后，公安人员在后院的地窖里搜出了大量密电码本、联络图和枪支弹药。曹铎钟罪证确凿，死不改悔，人民政府依法将其判处极刑。
农时、曹铎钟，这两个在安庆地下兴风作浪的特务头子，最终都落入了人民的天罗地网。
安庆城的肃特工作没有停歇。到1951年下半年，绝大多数特务分子在登记自首后，交群众管制教育改造，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对少数死不改悔、罪大恶极的，人民政府坚决镇压，依法判处极刑。
很多年后，安庆城的百姓提起那段日子，还会说起裕泰茶庄的故事。
“那时候啊，”老人们说，“公安局的人可厉害了，一个茶叶行，就把特务头子给端了。”
街角的茶馆里，新来的年轻人捧着茶杯，听老一辈人讲那些事。窗外的长江水静静地流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那些在暗夜里点过灯的人，他们的名字，被江水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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