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苑】四川乡村石窟文化公园的建设与价值探析——以南充金城山摩崖造像及石刻为例‖符永利伍应佳|南充市|四川省|摩崖石刻|文化公园|石窟匠心|石窟寺|符永利|金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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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乡村石窟文化公园的

建设与价值探析

以南充金城山摩崖造像及石刻为例

符永利伍应佳

四川作为中国石窟寺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拥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134处，数量居全国第一，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阕”。然而，除乐山大佛、广元千佛崖、巴中石窟等几处集中点位外，绝大多数中小石窟散落乡野，面临保护形势紧迫、活化利用不足的困境。为应对这一挑战，四川省创新性地提出建设乡村石窟文化公园（景点、微景观）计划，旨在通过资源整合、创新管理，实现中小石窟寺的有效保护和活化利用，同时推进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金城山摩崖造像的历史艺术价值，结合四川乡村石窟文化公园建设理念，探索其保护与活化利用策略，为川渝地区石窟寺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金城山摩崖造像及石刻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一）历史沿革与概况

金城山位于南充市高坪区、蓬安县和广安市岳池县三县（区）交界处，为华蓥山支脉。金城山最早记载见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5：“金城山在岳池县东南四十里。以众山环向如雉堞，故名。一名金粟山，山上有数石，如贮米囊，故云。”1991年，南充地区利用金城山的森林资源，建风景区。境内山体雄伟博大，山石陡峭，地形奇特，文物古迹甚多，是人们观赏自然景观、休闲度假、避暑养生的好去处，素有川北“小峨眉”、天然“大氧吧 ”之称。1994年12月，金城山摩崖造像及石刻被公布为南充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入选第二批四川乡村石窟文化公园（景点、微景观）试点建设名单。

金城山摩崖造像及石刻，主要开凿于明、清两代，共有5处，分布较为分散，分别为老龙洞摩崖造像、打子台石窟、白云洞摩崖造像、南京门石刻、小西天摩崖石刻。现存大小龛窟17个、59尊造像、17则碑刻题记，造像题材主要包括虬龙、九天监生司、送子观音、文昌帝君等，保存状况较好。

1．老龙洞摩崖造像

开凿于清道光年间，现存大小龛窟共5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虬龙龛，为长方形浅龛，龛内雕刻一条巨龙腾云驾雾，口吐宝珠，双角长须，爪趾劲健有力，栩栩如生。传说虬龙可以控制天气，民间供奉可保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折射出古人对自然神力的崇敬与想象；紧邻其旁的土地公婆龛，为圆拱形浅龛，龛内雕神态慈祥的土地公与土地婆并坐像。土地神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负责管理特定的土地和其上的生灵，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万物有灵”的观念与对土地的依赖；“龙灵复振”题刻，表达的是对此地龙王重展神力，庇佑金城山百业兴旺的希冀；龛下有一圆形洞，相传为“龙泉”，可作聚水之用。相传信众用此泉净手，可洗去污秽、驱除杂病，保佑身体健康、福寿延绵。老龙洞摩崖造像以清代民间信仰为核心，融合石刻艺术、文字题刻与自然景观，是研究金城山清代宗教民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2．打子台石窟

开凿于清代，现存大小窟龛5个，造像49尊。其中位置显要的中心柱窟最为独特，长方形平顶形制，窟内立塔形柱，塔柱左、右、后三面饰有比较精美的宝瓶、壸门、钱文、花叶、胜、团花等纹样，正面上方开凿一长方形双层空龛，构成独特的求子仪式空间。香客背对石窟虔诚许愿后，抛掷铜钱或石子，若击中空龛则被视为受观音庇佑，可早生贵子。这种仪式结合了佛教的观音信仰与民间祈福传统，成为金城山重要的文化符号。窟内左、右、后壁供奉净瓶观音、送子娘娘、七佛、四大天王及九天监生司诸神，46尊造像勾勒出“祈孕—护生—送子”的完整信仰链条，共同守护着求子者的虔诚心愿。

清代道光年间，信士郭志业夫妇在此求子后如愿，其子科举高中，遂赠石碑联“威灵有感蒙神佑，显应无穷沐圣恩”，印证了石窟在当地民众心中的神圣地位。打子台石窟作为川东北求子圣地，窟内造像围绕生育信仰展开，体现了古代生育崇拜与佛道信仰的有机融合。

3．南京门石刻

年代为元至顺至清道光年间，现存一观音龛、碑刻一幅、题记五则。据载，何滔曾隐居读书于金城山，安史之乱间，举义兵讨贼，在此依山凭险修建金城山寨。明末农民义军首领张献忠也曾据此重建。南京门现有两道石寨门，内门题额“南金门”，外门题额“南京门”，1993年进行过修复。外寨门两边金柱阴刻一联：“重门竖立金城固，夹岸生成磐石安。”生动反映了金城山寨突出的军事防御功能。明代大学士陈以勤游金城山后，在一侧石壁上题刻《游金城山谒何忠靖公祠》诗，诗中有“高摩赤日分昏晓，雄压诸山是子孙”等名句。清代蓬州李昭撰写的《游金城山记》也刻于石壁，文采斐然，感情真挚。这些题刻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墨客对金城山的赞美与敬仰，进一步丰富了南京门的历史文化内涵。

4．白云洞摩崖造像

此处崖壁高耸，原建有小庙，因崖面平滑如镜，泛白、黄、绿等色彩，呈云斑状，加之山下云雾升腾，常现白云缭绕之景，故名“白云洞”。元代至顺三年（1332），金田山道人张可之在金城山留下题刻，显示道教文化已融入当地宗教生态。至清代，金城山迎来大规模营建，康熙年间土主祠落成，乾隆、道光年间均有碑刻留存，白云洞造像即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现存窟龛4个，其中最重要的为文昌帝君龛。此龛为长方形双层龛，内龛为左右两个较小的并列龛，其中一龛为尖桃形龛，龛内已无造像，另一龛为圆拱形单层龛，内造文昌帝君像。帝君端坐其中，头戴冠冕，长须垂胸，右手握玉带，左手抚膝，着靴倚坐，形象庄严肃穆。文昌帝君作为道教中主宰文运的神祇，其造像的出现体现了清代川东北民间对科举文化的推崇。龛前崖面浮雕盛开的莲花，象征祥瑞。四周围绕着胁侍与力士，共同守护着文运与智慧。这龛造像属于清代典型道教造像，印证了清代佛道融合的宗教格局。

5．小西天摩崖石刻

唐安史之乱时，镇守顺庆府的武将何滔，因兵变退守金城山。面对战乱中军民的苦难与对安宁的向往，何滔在此凿石造佛，取“向往西天净土”之意，命名为“小西天”。明清时期，小西天成为金城山重要的宗教与文化活动场所。如今，在残龛的周围仍可见大量题刻、墨书题记和线描画像。特别是清咸丰二年（1852）“小西天”题刻清晰可见，墨书题记的内容大多为游览小记和佛教、道教的经典语录，多见“万历”“嘉靖”“咸丰”“光绪”等年号。线描画像中最出色的是释迦佛与迦叶、韦陀三尊像，在云雾缭绕中，释迦佛居中，头顶肉髻，面部方圆，身着双领下垂式佛衣，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迦叶立于右侧，双手合十。韦陀立于左侧，顶盔掼甲，帛带飘扬，双手合十，横持金刚杵于胸前。三像共同构成一个超越尘俗的佛国圣境。小西天摩崖石刻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安抚人心、寄托信仰的作用，而且也为今人提供了重要的书法与绘画研究资料，更凸显了金城山作为川东北佛道圣地的地位。

（二）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金城山摩崖造像体现了明清时期佛道融合与民间信仰的地方特色。从造像题材看，既包含佛教的观音、七佛、四大天王等，又包括道教的文昌帝君、九天监生大神、土地公婆，以及虬龙等民间信仰元素，反映了川北地区多元宗教融合的历史面貌。

打子台石窟中的九天监生司造像组合尤为珍贵，与重庆大足南山第4号窟三圣母龛相呼应，构建“祈孕—护生—送子”的信仰体系。这一造像题材体现了生育信仰的地方化传播，与川东北地区民间求子习俗密切相关，是研究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与道教神系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南京门石刻则包含了从元代至清代的多种题记，如元代至顺三年（1332）金田山道人张可之题刻、明代大学士陈以勤《游金城山谒何忠靖公祠》诗刻、清代道光年间《游金城山记》等，形成了跨越多个历史时期的石刻群集，为研究金城山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文字资料。

（三）历史考证

金城山的历史与唐代武将何滔密切相关。据清嘉庆《顺庆府志》记载：“何滔，岳池人，隐居读书于金城山。天宝间，安史之乱，举义兵讨贼，死难，庙祀此山，宋时赐额曰灵济。”然而，有学者研究指出，何滔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反叛”到“举义”的嬗变过程，反映了地方历史记忆的重构。这一案例体现了石窟造像与石刻作为地方历史载体的重要价值，不仅是艺术表现，更是社会记忆的物质化呈现。

二、文化公园的创新理念与金城山试点的示范意义

（一）四川乡村石窟文化公园建设的创新理念

四川省于2023年启动乡村石窟文化公园（景点、微景观）建设，这是全国首创的中小型石窟保护利用模式。此项工作坚持“保护第一、守正创新、点面结合、示范牵引”的原则，采取分类建设、试点带动、认定授牌、动态管理的方式推进。建设点位需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相应规模的石窟数量，具备一定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2．文物本体保存状况较好，具备通达条件，无明显地质灾害隐患；

3．有融入乡村振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

4．地方政府提供相应支持保障。

对获得认定并授牌的点位，相关部门将在乡村振兴建设、农文旅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示范项目以及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文化文物游径推介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和支持。这一创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为散落乡野的中小石窟提供了可持续的保护利用路径。

（二）金城山试点的示范意义

金城山摩崖造像及石刻作为新入选的试点，具有多重示范意义。

首先，金城山摩崖造像佛道融合的特色代表了川北地区明清时期宗教发展的典型特征，对于研究中国宗教史与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打子台石窟的九天监生司造像组合，体现了生育神系在川东北地区的传播与本土化，是石窟艺术地方化发展的珍贵案例。

其次，金城山石刻历史跨度大，从元代至清代均有题刻遗存，形成连续的历史序列，为研究当地历史变迁提供了实物佐证。特别是关于何滔的历史记载与形象嬗变，反映了地方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具有社会史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