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卫国，今年六十二，杭州人，在拱墅区住了小半辈子。我回来那天是九月八号，白露刚过，天还热着，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背一个磨了边的双肩包，站在教工路那个十字路口，忽然发现原来那家卖葱包烩的小摊没了，变成了一家奶茶店。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五年没回杭州了。

我打了个车去原来住的地方，跟司机说“石灰桥新村”，司机噢了一声，说那个小区前年就拆了，你不知道啊。我说不知道。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把我拉到了那个地方的附近。我下了车，站在一堆围挡和脚手架前面，掏出手机想给老婆打个电话，刚拨出去，听到的是“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又打给我女儿，通的，但响了七八声就被按掉了。再打，直接进了黑名单。

我在路边蹲了十分钟，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腰也酸。今年年初查出来的糖尿病，血糖控制得不太好，医生说要少坐多动，但我在广州那边打工，干的活就是坐着——给一个外贸公司看仓库，一个月四千五，包住不包吃。住了五年，攒了大概七八万块钱，想着回来养老够了，没想到回来连家都没了。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不知道该去哪，就说了个地名，武林门。车开起来的时候，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杭州，哪里都变了，又哪里都没变。变的是一栋一栋新起的高楼，不变的是天上的云，还是那种南方秋天特有的、白得发亮的云。

事情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那年我四十二岁，在杭州一家丝绸厂做车间主任，算不上多大的官，但手下也有百十来号人，厂长不怎么管事，里里外外都靠我撑着。我老婆叫王秀芬，比我小一岁，在对面那家国营副食品店当售货员，后来副食品店改成了超市，她还是在里面卖东西，只是从一个柜台换到了另一个柜台。我们有一个女儿，叫陈思思，那时候上初二，成绩中不溜，但画画好，老师说有天赋，要好好培养。

我跟那个女人的事，就是从陈思思上初二那年开始的。

她叫阿莲，比我小十四岁，在武林门那边一家舞厅做舞伴。说是舞伴，其实就是陪人跳舞的，十块钱一支曲子，加五十可以出台。我那时候应酬多，经常跟客户去那种地方，不是我想去，是大家都去，你不去就显得不合群。第一次见阿莲，她穿一件黑色紧身裙，头发烫成大波浪，嘴唇涂得红红的，笑起来右边有一个酒窝。她主动走过来问我要不要跳舞，我说我不会，她说没关系，我带你。

那天晚上我跳了三支曲子，给了她三十块钱。临走的时候她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的手机号，说大哥有空联系我。我没当回事，把纸条揣兜里就忘了。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在厂里加班到晚上九点多，出来的时候下大雨，打不到车，站在厂门口躲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那张纸条，翻出来打了个电话。她接了，说大哥你在哪，我去接你。不到半小时她打了个车过来，把我送回了家。那天周秀芬上夜班，家里没人，她在我家门口站了一下，说大哥我不进去了，你早点休息。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下楼，高跟鞋在水泥台阶上嗒嗒嗒地响，那个声音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夜。

后来我们就开始来往了。一开始只是偶尔吃个饭，喝个茶，她陪我说说话。我这个人嘴笨，跟周秀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她嫌我不浪漫，我嫌她啰嗦。但阿莲不一样，阿莲会听，会笑着看你，会说陈哥你真不容易。她比你小那么多，却好像什么都懂你。

有一回我喝多了，跟她说我老婆不理解我，我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的，回来连口热饭都没有。阿莲给我倒了杯水，说陈哥你别说了，我都懂。就这一句，我就觉得这辈子值了。现在想想，她跟每一个客人都这么说，但当时我信了。

这段关系维持了二十年，不是三年五年，是整整二十年。前头七八年还算隐秘，后头十几年基本上就是明摆着了。我给她在拱墅区租了房子，后来在余杭那边买了个小套，四十来平，首付加装修花了三十多万，月供三千多，一直是我在还。我一个月到手那时候也就六千多，还完月供给家里三千，剩下几百块钱零花，还觉得挺美。

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还找理由，什么厂里忙、出差、领导请吃饭，到后来理由都懒得找了，直接说不回去了。周秀芬从来不问。那时候我还跟厂里几个哥们吹牛，说你看我老婆多省心，不管我。有个老大哥喝多了跟我说了一句，卫国啊，女人不管你了，那不是省心，是死心了。我当时没听进去。

大概是陈思思上高二那年的事。有天晚上我突然回去了一趟，因为有个文件落家里了。推门进去看见周秀芬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没开，灯也没开，就那么黑乎乎地坐着。我吓了一跳，说你坐这干啥呢。她说等你。我说等我干啥，我不是说了今天不回来吗。她说我知道你不回来，我就是想坐这儿。我看她一眼，觉得她神神叨叨的，拿了文件就走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是我丈母娘的忌日，她等我是想让我陪她去上个坟，但她没跟我说，我也没想起来。

那件事之后大概又过了半年，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周秀芬突然问了一句，陈卫国，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我正在喝汤，呛了一下，咳了半天。咳完了我说你胡说什么呢。她看着我的眼睛，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没有哭，没有闹，甚至连一点点愤怒都没有，就是很平静地看着我，像在看一个邻居家走错门的男人。她说你不用说，我就问一句，知道了就行。然后她站起来收了碗，在水龙头底下哗啦哗啦地洗，洗完了进房间关上了门。那天晚上我睡沙发，第二天她就跟没事人一样，该干啥干啥。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她知道，但她不说不闹不离，我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日子就那么混着。

陈思思高考考得不错，上了中国美院，去了上海。她走的那天，周秀芬在火车站哭了，我站在旁边递纸巾，女儿接过纸巾擦了她妈的眼泪，看都没看我一眼，拉着箱子就进了站。那个背影我看了很久，宽宽的书包带子勒在她肩膀上，她微微驼着背，一步一步走远了。

我在后面喊了一句，思思，钱不够跟爸说。她没回头，只是抬起手摆了摆，也不知道是听见了还是没听见。

女儿走了以后，家里就更安静了。周秀芬辞了超市的工作，说是超市要裁员，她主动报的名，拿了三万块钱补偿。我说你辞了干啥，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她说她想去上海看看思思。我说那你去呗。她就去了。去了一个月回来的，回来以后话更少了，每天就是买菜做饭看电视，偶尔在阳台上浇浇花。我问她上海怎么样，她说挺好的。问思思怎么样，她说挺好的。再问就不说话了。

我在阿莲那边呢，日子也没好过到哪去。她年纪大了，快四十了，舞厅早就干不下去了，现在在城西一家美容院给人做脸，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她的脾气越来越差，以前那个温柔可人的阿莲不知道去哪了，现在动不动就摔东西骂人，嫌我给的少了，嫌我不陪她了，嫌我没本事。有一回她喝多了，指着我的鼻子骂，陈卫国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以为你养着我？就你那点钱，给我塞牙缝都不够。我当时真想扭头就走，但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回来干啥呢，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没地方去。

我五十七岁那年，丝绸厂改制，被一家民营企业收购了，厂长换了人，我们这些老中层要么拿钱走人要么降职留用。我选了拿钱走人，一次性给了十八万。拿到钱那天我坐在厂门口的花坛边上抽了一包烟，抽完了给阿莲打电话，说我辞职了。她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以后怎么办。我说我有钱。她说多少钱。我说十八万。她说就这？她那个语气，像一把小刀子，不疼，但扎心。

后来我在杭州又待了两年，打打零工，给人看过大门，送过快递，还开过几天网约车。阿莲那边越来越难处，我们几乎天天吵架，吵到最后她把我赶出来了，说你别来了，那房子是我的名，跟你没关系。我说月供是我还的。她说那你去告我呀。我怎么可能告她，十几年的关系，就算是假的，也假出感情了。

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想到了周秀芬。我想回那个家。虽然我知道自己对不住她，但那是我老婆，是我女儿她妈，我回去认个错，低个头，她总不能不让我进门吧。

我给周秀芬打电话，说我想回来。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说，你想回哪。我说回家啊。她说哪个家。我说咱俩那个家啊，石灰桥那个。她笑了一声，那种笑我从来没听过，又轻又冷，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掉在水泥地上。她说陈卫国，那里早就不是家了。

然后她挂了。

我当时没太明白她什么意思，以为她在气头上，说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那之后她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我打给思思，思思接了，我说思思你妈呢，你妈电话怎么打不通。思思说，爸，我妈跟我在一起。我说那你让她接个电话。她说我妈不想接。我说为什么不想接。思思沉默了很久，然后在电话里说，爸，你知道我妈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吗。她说你走了以后，我妈每天晚上都坐在客厅里等你，等到十二点才睡。后来她不坐了，但她开始吃安眠药，吃了好几年。再后来她把药停了，开始学画画，她说她不能靠吃药过一辈子。她现在画得挺好的，比我画得好。

我说思思，爸爸知道错了，爸爸想补偿。思思说你怎么补偿，这二十年你补偿得了吗。然后她也挂了。

我在杭州晃荡了几个月，钱花得差不多了，没办法，托人介绍去了广州，在一个仓库看货。干了五年，攒了点钱，想着回来养老。回来之前我给思思发了一条微信，说我准备回杭州了，以后不走了。思思没回。

回来之后我才知道，石灰桥的老房子前年拆迁了，周秀芬拿了补偿款，带着思思去了国外——好像是澳洲，思思有个同学在那边，帮她们办的移民。房子的事她们没跟我说一个字，因为房产证上写的是周秀芬一个人的名字。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我嫌麻烦，说写你一个人的就行了，她没反对。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早忘了，但周秀芬一直记得。

现在我在杭州城北租了个单间，一个月一千二，带厕所不带厨房。每天早上去附近的公园走一圈，中午在楼下快餐店吃个十块钱的盒饭，晚上下点挂面，打个鸡蛋，凑合一顿。糖尿病要控制饮食，但我控制不好，有时候血糖高了头晕得厉害，就躺在床上一天不起来。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原来的丝绸厂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是一片写字楼了。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个穿着灰色保安制服的老头坐在门卫室里打瞌睡，那张脸我认得，是老赵，以前厂里锅炉房的。我敲了敲窗户，他睁开眼看我，愣了半天，说卫国？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回来了。他说你不是去广州了吗。我说回来了，不走了。他点点头，没说别的，递了根烟给我。我摆摆手说不抽了，血糖高。他看着我说，卫国，你老了。

是啊，老了。

我现在偶尔还会路过舞厅，但那些舞厅早就关门了，变成网吧、棋牌室、推拿店。武林门那一片也变了样，但有时候晚上路过，还能闻到一点点以前的味道，那种香水混着烟酒的味道。我站在那儿，恍惚间好像还能看见一个穿黑色紧身裙的女人朝我走过来，笑着说大哥要不要跳支舞。

我想说好。

但我知道，我已经没有舞可以跳了。

昨天我又打了一次周秀芬的电话，这次通了，响了很久，我以为她不会接了，正准备挂，那边突然有人说话了。是个女的，但不是周秀芬，是思思。她说爸你别打了，我妈不想跟你说话。我说思思爸就想跟你妈说一句对不起。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然后思思说，爸，我妈让我告诉你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她说，我妈说，她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你第一次不回家吃饭的那天晚上，她没把门反锁。

然后电话挂了。

我站在出租屋那个没有窗的卫生间里，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浮肿的脸，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我第一次不回家吃饭是哪天。

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吃了什么，在武林门旁边一家小馆子，和阿莲一起，点了一个酸菜鱼，一个糖醋里脊，两瓶啤酒。阿莲穿了一件红毛衣，笑着给我夹菜，说陈哥你多吃点。我喝了一口啤酒，觉得日子真好。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

等我想起来要回家的时候，门已经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