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蹬着二八大杠拐进胡同口，车把上挂着一兜从厂里食堂打的馒头。天还没黑透，路灯刚亮，胡同里飘着谁家炒菜的葱花味儿。我刚捏住车闸，一个人影从电线杆后头蹿出来，一把攥住了我的车把。

力气不小，车头猛地一歪，馒头袋子甩出去半尺远。“周建军。”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赵红梅站在我面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比高中时候短了一截，脸上的婴儿肥褪干净了，颧骨微微凸出来，看着比五年前瘦，也比五年前硬。

她攥着车把的手指节发白，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像盯着一个欠了账的人。“五年前你说的话，还记得吧？”声音不大，但胡同里太安静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砸在我耳朵里。

我脑子嗡了一下。五年前的话，我当然记得。那是1987年春天，高二下学期，我和赵红梅同桌。

她那时候圆脸，扎两个小辫，校服袖口磨破了也不补，拿圆珠笔在破洞边上画朵小花盖住。数学课上她老打瞌睡，我拿胳膊肘捅她，她猛地一激灵，脑袋差点磕桌面上。

有一回课间，她趴在桌上跟我说，她妈又托人给她介绍对象了，才十八岁，着什么急。我随口接了一句：“急什么，等长大了我娶你。”就是句玩笑话。

当时旁边几个男生听见了，起哄笑了半天，赵红梅拿课本拍了我一下，也笑了。谁也没当真。那年夏天高中毕业，我进了棉纺织厂当学徒，赵红梅没考上大学，在街道小厂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

头一年过年，同学聚会还见过一面，十来个人在饺子馆里闹到半夜，她坐在角落里，话不多，我也没特意跟她说话。后来就断了联系。五年了。

我没想到她会在这个胡同口堵我，更没想到她开口就是这句话。“红梅，”我把车梯子支上，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你、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个钟头。”

她松开我的车把，往后退了一步，但眼睛还是没离开我的脸，“你别打岔，我就问你，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胡同口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看了我们一眼，我脸上烧得慌。“记得是记得，”我压低声音，“但那不是——”“不是什么？”

她截住我的话，“不是真的？闹着玩的？”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忽然笑了一下，笑意没到眼睛里，嘴角扯了扯就收回去了。“周建军，我不是来逼你兑现的。”她声音低下去，低到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我就是想问问，你当年说那句话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点点认真。”这句话比刚才那句还让我接不住。我站在胡同口，手里还攥着那兜馒头，塑料袋勒得手指头发麻。

路灯完全亮起来了，昏黄的光打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眶有点红，但没哭。“红梅，你——”我咽了口唾沫，“你这五年过得怎么样？”“不怎么样。”

她把手插进裤兜里，靠在电线杆上，“换了好几份工，相了四次亲，没一个成的。”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妈说我命硬，克介绍人。”这话说得轻飘飘的，但我知道她心里不轻。

赵红梅她妈我见过，高三那年开家长会，她妈在教室里当着十几个家长的面数落她，说她考不上大学就早点嫁人，别在家里白吃白喝。赵红梅那时候低着头，拿指甲在课桌上一下一下地划，划出一道白印子。“你呢？”

她反问我，“听说你进厂了，正式工？”“嗯，去年转的正。”我说，“一个月八十五块钱。”

“那不错。”她点点头，“比我强。我现在在服装厂踩缝纫机，计件的，一个月撑死了五六十。”

说完这句话，我俩都沉默了。胡同里有人家开了电视，新闻联播的前奏曲飘出来，混着炒菜的滋啦声。我忽然意识到，我俩站在这儿说了这么半天话，已经有两个邻居探出头来看了。

“红梅，”我往胡同深处指了指，“往前走两步，河边说去，这儿人多。”她没吭声，跟在我后面往河边走。我把自行车推上，馒头挂在车把上晃来晃去。

河堤上风大了一些，柳树叶子开始发黄，河面上漂着几片落叶。我把车靠在堤坝栏杆上，转过身看她。“红梅，你今儿找我，到底是想说什么？”

她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风吹得她碎花衬衫贴在身上，锁骨凸出来一道棱。“我想说，”她吸了一口气，“我不是非赖着你。我就是觉得，咱俩知根知底，你不会坑我。”

这句话说得我心里一酸。“你家里——”我试探着问，“又催你相亲了？”“不是催相亲。”

她摇摇头，眼睛看着河面，“上个月我妈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三十八岁，离过婚，带个八岁的儿子。我妈说条件不错，有房有工作，让我别挑了。”她转过来看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周建军，我才二十三，我不想嫁给一个快四十的离婚男人，给人当后妈。”我攥紧了车把。二十三岁，在1992年的北京，确实不算大，但也到了街坊邻居开始念叨的年纪。

我自己也二十三，厂里的大姐们没少给我介绍对象，我都没应。不是不想找，是知道找了就得结婚，结婚就得有房有钱。我家里什么条件我自己清楚——我爸走得早，我妈在街道缝纫组干活，一个月挣四十来块钱。

胡同里那间房，十二平米，我和我妈挤了二十三年。“红梅，”我艰难地开口，“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但是什么？”

“但是我没准备好。”

我实话实说，“不是我推脱，是真的没准备好。你看我这条件，一个月八十五块钱，住一间十二平的房子，我妈身体还不好，常年吃药。我拿什么娶你？”

她没说话，咬着下嘴唇，咬得发白。“你那句话，我没忘。”我看着她，“但光靠一句话，真撑不起一个家。”

赵红梅沉默了好一会儿。河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腥味儿，远处有小孩在河堤上跑，塑料凉鞋啪嗒啪嗒响。“我也没指望你明天就娶我。”

她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平静了一些，“我就是想问问，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要是觉得当年就是句玩笑，那我扭头就走，以后再也不来烦你。”她顿了顿，抬起眼睛看我。

“你要是觉得，咱俩还能试试，那咱们就商量商量，怎么个试法。”我愣住了。

“试？”

“对，试。”

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只有一胳膊的距离，“咱们先处着，不急着结。你攒你的钱，我攒我的钱，等条件够了再说。处得好就处，处不好就散，谁也不欠谁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干脆，像在车间里跟人核对计件数量。但我看见她攥着裤兜边的手在发抖。我心里翻腾得厉害。

说实话，高中那会儿我对赵红梅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同桌，关系还行，开开玩笑。但今天她站在我面前，把话说得这么透，我心里忽然有点发慌。不是害怕的那种慌，是忽然发现，有人把你随口说的一句话记了五年，还当真了。

这分量，比我想象的重得多。“红梅，”我深吸一口气，“你容我想想。”“行。”

她点点头，“你慢慢想，我不催你。”她转身要走，我下意识叫住她。“哎——”她回过头。

“你吃饭了吗？”我举起那兜馒头，“厂里食堂打的，还热着呢。”她看了看馒头，又看了看我，忽然笑了一下。

这回笑意到了眼睛里。“没吃。”我把馒头递过去，她接过来，从里面掏出一个，掰了一半递给我。

我俩站在河堤边，就着秋天的晚风，一人啃了半个凉馒头。馒头是中午蒸的，这会儿已经有点硬了，嚼起来发干，但谁也没说话，就那么一口一口地咽下去。吃完馒头，她拍拍手上的碎屑，说：“那我走了，你慢慢想。”

“你住哪儿？”我问。

“我姨家，就在前面那条胡同。”她指了指方向，“我跟我妈闹翻了，搬出来住我姨家。”

“闹翻了？”

“嗯。”她没多说，“因为那个相亲的事。”她转身走了，碎花衬衫的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拐进一条胡同，不见了。

我推着自行车往回走，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回到家，我妈正坐在床边缝衣服，看见我进来，放下针线。

“怎么才回来？馒头呢？”

“路上碰见个同学，吃了。”我把空塑料袋放桌上。

“哪个同学？”

“赵红梅。”我妈的手顿了一下。

“赵红梅？你高中那个同桌？”

“嗯。”

“她找你干嘛？”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

“妈，她问我，五年前我说要娶她，还算不算数。”我妈放下手里的衣服，看了我半天。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没准备好。”我妈点点头，没再问，拿起针线继续缝。但我看见她缝了两针又停下了，叹了口气。

“建军，你爸走得早，家里就这条件。你要是真想娶媳妇，妈不拦你，但房子的事，咱得想办法。”

“我知道，妈。”那天晚上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月亮很亮，照得屋里白花花一片。

我脑子里一会儿是赵红梅攥着车把的手，一会儿是她说的那句“知根知底，不会坑我”，一会儿又是那间十二平米的房子和我妈常年吃的药瓶。五年前那句玩笑话，我没忘。但光靠一句话，真撑不起一个家。

这句话，我明天还得跟她说一遍。隔了一天，我下班后骑车去了赵红梅她姨家那条胡同。她正蹲在院门口洗衣服，看见我来，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领进院子，压低声音说：“我姨在家，咱俩出去说。”

我们走到胡同口，她站住了，看着自己的鞋尖说：“我今天给我妈打电话了。”我问她妈怎么说，她说我妈让我回去，说有人给介绍了个对象，在供销社上班，家里有房。我心里一紧，没说话。

她抬起头看我：“我没答应。我说我心里有人了。”我问她妈信吗，她苦笑：“信不信的，反正她让我明天回去一趟，当面说。”

我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她摇头：“你去干嘛？我妈那人，认准了条件，没房子没彩礼，她不会松口。”

我说那也得见见，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她看了我一会儿，说：“那行，明天上午，你在胡同口等我。”

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半天假，在胡同口等她。她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我们骑一辆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一路没说话。

到了她家，她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她回来，又看见我，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这是谁？”

赵红梅说：“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周建军，我高中同桌。”她妈上下打量我，眼神跟刀子似的。“进来吧。”

我们进了屋，她妈坐在沙发上，也没倒水，直接问：“你家住哪儿？家里几口人？你爸呢？”

我一回答。她妈眉头皱得更紧了：“你干什么工作？一个月挣多少？”

我说棉纺织厂工人，八十五块。她妈冷笑了一声：“八十五块，你自己够花吗？”

赵红梅插嘴：“妈——”她妈打断她，转向我：“小周，我不是看不起你。但结婚不是过家家，得有房子，得有彩礼。你一个月八十五块，攒到什么时候？”

我深吸一口气：“阿姨，我知道我条件不好。但我跟红梅是认真的，我想跟她处对象，慢慢攒钱，不急着结婚。”“慢慢攒？”

她妈站起来，“慢慢攒是多久？三年？五年？我闺女今年二十三了，等得起吗？”赵红梅也站起来：“妈，我愿意等。”她妈说：“你愿意等？你等得起，我等不起。你弟弟还要娶媳妇，家里就这点钱，你嫁不出去，你弟弟怎么办？”

赵红梅的脸白了。她咬着嘴唇，没说话。她妈转向我：“小周，我也不为难你。你要是真想娶我闺女，两件事你办到一件就行。要么，你弄一套房子，哪怕是胡同里单买一间，也得有个地方住。要么，你拿五千块彩礼，我拿这钱给你弟弟娶媳妇，房子的事你们自己想办法。”

五千块。我一个月八十五块，不吃不喝也要攒五年。房子更别提了，胡同里一间房少说两万。

我站在那儿，手心全是汗。

赵红梅忽然开口：“妈，你这是卖闺女。”她妈吼了一声：“你闭嘴！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你们俩，你弟弟还没结婚，你就不能替家里想想？”赵红梅眼泪掉下来了。她看着我，又看着她妈，忽然说：“妈，我的事我自己做主。你要是非逼我，我就搬出去再也不回来。”她妈气得发抖：“你走！你走了就别回来！”

赵红梅拉起我的手：“建军，我们走。”我被她拽着出了门，身后传来她妈的哭声。

我骑车带着赵红梅回到胡同。她坐在后座上，一直没说话，但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到了胡同口，她下了车，眼睛红红的。

“建军，对不起，我妈她……”我打断她：“别说了。你为我跟你妈闹翻，我心里过意不去。”她摇头：“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我不想让人拿我换钱。”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你先回你姨家，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她点点头，转身走了。

我回到家，我妈正在做饭。看见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我把今天的事说了一遍。

我妈放下锅铲，坐在床边，半天没说话。

“五千块彩礼，咱家拿不出来。房子更别想了。”我说我知道。我妈说：“但你要是真想娶她，妈想办法。你爸留下的那点积蓄，加上我这几年攒的，大概有八百块。再跟亲戚借借，凑个两千块应该行。”我说两千块，差得远。

我妈叹了口气：“要不，咱把这间房翻盖一下，隔出一间来？虽然小，但好歹是个婚房。”我说翻盖也得要钱，而且这房子是房管局的，不是咱自己的，不能随便动。

我妈不说话了。我坐在那儿，心里憋得慌。

晚上，我又去了赵红梅她姨家。她姨开门让我进去，赵红梅正坐在屋里发呆。她姨看了我一眼，说：“你们聊，我出去买点东西。”

屋里只剩我们俩。

我坐在她对面，说：“红梅，我想好了。你妈的条件，我暂时办不到。但我不是不想负责任。你给我一年时间，我拼命攒钱，一年攒一千块，加上我妈的积蓄，再跟亲戚借借，争取凑够彩礼。房子的事，咱们先租房，等我攒够了再买。”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但眼泪也下来了。“建军，我不要你的彩礼。我跟你在一起，不是图你的钱。”

我说但你妈那边。她擦了擦眼泪：“我妈那边我去说。我明天回去跟她道歉，但条件我不会松口。我跟她说，要么让我自己选，要么我就搬出去不回来。她要是真不要我这个闺女，我也认了。”她握住我的手：“我不是非赖着你，就是觉得知根知底，不会坑我。你那句话，我等了五年，现在你站在我面前，我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苦点累点不怕，就怕你心里没我。”

我反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很用力。

“我心里有你。但我是真没准备好，不是不想负责任。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把条件攒够。”她点点头：“咱们一起攒。我姨说可以让我先住着，不收房租。我每个月也能攒三十块。”

我算了一下，她一个月工资大概四五十块，攒三十块，一年也能攒三百多。两个人一起攒，一年能攒一千三左右。加上我妈的积蓄和借的钱，两年内应该能凑够彩礼和简单家具。

但房子还是问题。“房子的事，咱们先租。”

她说，“我姨说附近有间小平房出租，一个月二十块。咱们先租下来，等攒够了再买。”我看着她，心里忽然踏实了。

“行，那就这么办。”她笑了，笑得很轻松。

那天晚上，我在她姨家坐了很久。临走时，她送我到胡同口。月亮很亮，跟昨晚一样。

我推着自行车，回头看她。

“红梅，那句话我没忘。以后，我用行动补上。”她站在月光里，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妈把存折递给我。八百块，我爸留下的抚恤金加上她这些年糊纸盒攒的。她说你拿着，不够再想办法。

我接过来，那本蓝皮存折在我手里沉得像块砖。

赵红梅中午过来了。她跟她妈谈了一夜，结果不算好也不算坏。她妈说彩礼可以降到三千，但不能再少，房子的事她不管，只要别住回她家就行。

赵红梅说行，就这么定了。她妈又哭了，说养闺女到头来胳膊肘往外拐。赵红梅没哭，她说完事就出门了。

“三千块，加上家具和三大件，怎么也得五千。”

我坐在床沿上，把账本摊开。赵红梅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笔。彩电大概两千，冰箱一千五，洗衣机八百，家具七百。

五千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加上租房和日常开销，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勉强够活。我妈端了两碗面进来，搁在桌上。

“你俩先吃，吃完再算。”她没走，站在旁边看了会儿账本。

“建军，你二舅在清河那边有个工地，缺人手，一个月能给一百二。你要是愿意，我跟你二舅说。”那得每天骑车两个多小时，来回四个小时。我说我去。

赵红梅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妈又说：“红梅，你姨那个小平房我去看了。墙皮有点掉，但收拾收拾能住。一个月二十块，你姨说可以押一付一，不用一次交三个月。”

赵红梅说行，她下午就去收拾。我妈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赵红梅放下笔，看着我说：“真要去清河？骑车两个多小时，冬天够呛。”我说没事，一年多攒四百块，咬咬牙就过去了。

她没再劝，低头继续算账。

“我算过了，两个人一起攒，一个月能攒一百块。加上你妈那八百，一年半能攒够三千。”她顿了顿，“但三大件的钱，还得再攒一年。”

两年半。我二十五，她二十四。在胡同里不算早，但也不算太晚。

我说行，那就两年半。她笑了，把账本合上。

“你下午有空吗？陪我去看看那间平房。”

我们骑车去了那条胡同。房子在胡同深处，十来平米，一间正房带个小厨房。墙皮确实掉了不少，窗户纸也破了，但地面是砖铺的，不漏雨。

赵红梅站在屋里，四处看了看，说比她现在住的那间强。她姨跟在后面，说这房子原先是她婆婆住的，后来婆婆走了，就一直空着。“你们要是诚心租，我收你们十五块，不按二十算。”

她姨看了赵红梅一眼，“你妈要是再找你麻烦，你让她来找我。”赵红梅揽住她姨的胳膊，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们开始收拾房子。我借了辆三轮车，拉了两趟石灰和一桶白漆。赵红梅挽起袖子刷墙，我跟在后面补腻子。

干到天擦黑，墙刷了一半，白漆用完了。她站在门口，看着那面半白半灰的墙，忽然说：“建军，你说咱们图什么？”

我放下刷子，看着她。她脸上沾了白漆，头发也散了，手上全是灰。“图个踏实。”

我说。她想了想，点点头。“对，图个踏实。”

晚上回到家，我妈正在跟隔壁王婶说话。王婶看见我进来，笑着说：“听说你要结婚了？新娘子是哪家的？”

我说还没定，先处着。王婶说那得抓紧，胡同里可有不少姑娘盯着你呢。我妈笑着打岔，把她送走了。

“王婶嘴碎，但有一句话没说错。”

我妈坐回床上，“你俩得抓紧。红梅等了五年，别再让人家等了。”我说我知道。

我妈又说：“你爸走得早，咱家就这点底子。我不图你大富大贵，就图你稳稳当当过日子。红梅这姑娘不错，能吃苦，你好好待人家。”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清河。二舅的工地在一片荒地上，几间临时搭的工棚，灰尘遮天。二舅说活不轻，搬砖和泥，一天干十个小时，中午管一顿饭。

我说行，啥时候能上工？二舅说明天，早上六点到。

我骑车回家，路上算了一笔账。一个月一百二，比厂里多三十五块。一年多四百二，正好把三大件的钱补上。

回到家，赵红梅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看见我一身的灰，问怎么了。我说去清河看了，明天上工。

她站起来，拧干手里的衣服，说：“我跟你一起去。”“你那个是重体力活，我去干什么？”

我摇头。她说不是去工地，是去清河镇上找个活。她打听到那边有个服装加工点，招计件工，一个月能挣七八十。

我说你疯了，跑那么远。她说你能跑我就能跑，反正是一样的路。

第二天一早，五点刚过，她就来了。我们一人一辆自行车，顶着冷风往清河骑。路上没什么人，路灯也暗，她骑在前面，车后座绑着个布兜，里面装着两个馒头和一壶水。

到了清河，天才蒙蒙亮。她去了服装点，我去了工地。

晚上收工，我在路口等她。她骑车过来，脸上虽然疲倦，但笑着跟我说今天做了多少件。我说累不累，她说还行，就是手有点酸。

我们骑车回家，路上买了两张烧饼，一边骑一边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我的手上磨出了茧子，她的手指缠着胶布。

我妈心疼，说你们别这么拼，钱可以慢慢攒。我说没事，年轻不拼什么时候拼。

三个月后，我们攒够了第一笔钱。加上我妈的八百，一共两千块。赵红梅把钱存进银行，存折还是那本蓝皮的，但余额变了。

她拿着存折看了很久，说再攒一年，就能凑够三千了。“你妈那边，三千块够吗？”

我问。她说够了，剩下的她自己想办法。你弟弟那边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弟弟的事她自己会想办法，我不能什么都替他扛。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但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收拾好的平房里。墙已经刷白了，窗户也糊了新纸，屋里摆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虽然简陋，但像个家了。

赵红梅坐在床上，看着我说：“建军，你说咱们算不算傻？”我说怎么傻了。她说放着现成的日子不过，偏要自己从头熬。

我说那你想过现成的吗？她想了想，摇头。“不是自己熬的，不踏实。”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窗外的月亮。跟五年前一样亮，但这次不一样了。五年前，我坐在课桌前，她坐在我旁边，我说了一句长大娶她。

五年后，我坐在自己收拾的房子里，她坐在我旁边，手里攥着两个人的存折。“红梅，那句话我没忘。”

我转过头看着她，“但过日子不是靠一句话。是靠兜里有钱，手里有房，心里有数。光靠一句话，撑不起一个家。”

她点点头，把存折放进抽屉里。“我知道。所以咱们慢慢来，不着急。”

三个月后，我们凑够了三千块。赵红梅把钱交给她妈那天，她妈哭了。不是高兴，是心疼。

她说你们自己攒的，我一分不要，你留着过日子。赵红梅还是把钱留下了，说这是说好的，你不能让我心里过不去。

又过了一年，我们凑够了三大件的钱。彩电、冰箱、洗衣机，加上家具，花了四千八，还剩下两百块。我们结了婚，没办酒席，就在胡同口的面馆请了两桌。

我妈穿了件新衣裳，她姨忙前忙后，她妈也来了，但一直没说话，吃完就走了。

婚后第三年，我们攒够了买房的钱。两万块，买下了胡同里的一间房，十八平米，但足够两个人住。我们搬进去那天，赵红梅站在屋里，看着新刷的墙，说这回终于不用再刷了。

我说对，以后只刷自己的。

日子就这么过着。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大富大贵。但每天下班回来，她在屋里做饭，我在院子里修车，日子过得踏实。

后来有了孩子，开销大了，但日子也还过得去。我妈帮我们带孩子，赵红梅还在服装厂上班，我在棉纺织厂干到了组长。

前些天，胡同里有人结婚，敲锣打鼓的。赵红梅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回屋跟我说，当年咱们要是也这么办，得花多少钱。我说那得花不少。

她说幸亏没办，省钱。我笑了，她也笑了。

晚上，我翻出那本蓝皮存折。余额已经不多了，但上面每一笔钱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一笔八百，是妈给的。

第二笔一千二，是在清河工地挣的。第三笔一千，是她的计件工资。第四笔三千，是结婚的彩礼。

第五笔两万，是买房的钱。一页一页翻过去，全是两个人的日子。

赵红梅走过来，看了一眼存折，说别看了，睡觉。我合上存折，放回抽屉里。抽屉里还有一张照片，是高中毕业那天拍的。

她站在我旁边，扎着马尾辫，笑得很亮。现在她头发剪短了，脸上也有了皱纹，但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

那句话，我没忘。但日子，是靠两个人一天一天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