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71年病逝后，王定国向中央直言询问：我到底什么级别，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
1959年春，最高人民法院大院里灯火彻夜未熄。刚接任院长的谢觉哉把案卷摊满桌，眉头紧锁。有人劝他稍作休息，他摆摆手说：“案子不等人，百姓更不等人。”在建国初期缺法典、缺人才、缺经验的局面下，年近花甲的他每天伏案至深夜，逐条核对条文、反复推敲判例，只为让“革命理想”落在纸面、落到法庭。
司法改革之外，他还要兼顾前线将士的死刑复核。一次，西南一个师部电报请求处决俘虏，谢觉哉仅回了八个字：“证据不足，不得动刑。”这一锤定音，使数条生命得以改过自新。后来他亲赴70多个法院巡查，留下“审判桌前不许脱鞋、不许吞声”的规定，意在让每个被告都抬得起头。
与他并肩的王定国，此时常出现在各地女工厂、托儿所。一身旧军装，脚上裹着特制软靴——长征时落下的九指脚仍隐隐作痛。1935年的雪山夜里，她把仅有的棉袜让给战友，结果脚板冻裂。“疼吗？”警卫员问。“疼，也得走。”她咬着牙回了一句。那天，她失去了一段趾骨，却赢得全连的士气。
王定国知道，自己的身份转换是时代给的机会。她14岁被卖作童养媳，20岁扛枪进川东游击队。长征路上，她组织女兵缝补、抬担架，也要背枪打仗；被马步芳俘去后，她和战友唱着《送郎当红军》击鼓抗议，直至获救。她常说：“女人的脚步不比男人短，能走多远，全看信念。”
1940年代，她与比自己大20岁的谢觉哉成婚。婚后无论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北平四合院，这对伴侣最在意的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晚饭后的读书声。黄昏里，谢老用毛笔圈注法条，王定国记录长征口述，孩子们则低头抄古诗。家风就这样在灯下发芽。
七个子女里，老大从军到正军级，二女儿成了翻译官，三子谢飞投身电影，拍下《香魂女》；有人远洋经贸，有人钻研医学。“各走各的路，但别忘了为什么出发。”谢老只说这一句。家里不兴铺张，也不许凭父母职务谋私，连探亲批条都要照章审批。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终年77岁。噩耗传来时，王定国正抱着尚未整理完的十几箱手稿。匆匆料理后事，她把全部遗物打包交档案部门，只留下一支谢老常用的旧钢笔。有人劝她：“夫人该搬进宽敞点的房子。”她走进中南海向主管部门说明来意：“我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多一间也不合章。”两句话，把旁人劝慰堵了回去。
那几年政治风浪不时袭来，王定国也曾被隔离审查。传讯时，她望着审讯员，平静地说：“要查就查，把我在长征路上掉的那根脚趾也算上。”沉默之后，她被允许回家继续整理资料。此后十余年，她抄录、汇总谢觉哉文件五百万字，留存了中国司法草创期的一手见证。
有意思的是，整理工作常在夜里进行。孩子们推门探望，她总招手：“别担心，我手里这点文字，比金子还重。”资料汇编完毕后，她又到各地作报告，讲红军女战士如何在雪山草地摆摊烤肉干、怎样用麻绳拉着伤员过沼泽。听众里不乏年轻法学生，他们第一次在一位百岁老太口中，听见司法与战争、性别与信仰的交汇。
2020年深秋，王定国与世长辞，享年108岁。遵照遗愿，她的骨灰与谢觉哉合葬在湖南老家山坳。墓碑前没有花岗岩华表，只有一方青石，上刻八字——“公正为先，赤子其魂”。每逢清明，当地中学生会在老师带领下前来默哀。孩子们问：“他们留下了什么？”老师指着那块石头，“留下的不是房子，也不是官衔，而是一种准则；他们用一生说明，做人、做事、做国家的尺度，都在这八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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