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前海西街的丁香枝头冒出嫩芽，冷风却仍旧带着冬意。一位中年秘书踮脚扣响了郭沫若寓所的朱红大门，手里捧着加盖“国务院办公厅”红章的公文袋。他并不知道，自己送来的这份邀请函，将让86岁的老人迎来生命里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当时，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已进入倒计时。邓小平每天在中南海忙得脚不沾地，教育、科技、经济改革的文件摞得像小山。就在前一晚，他突然抬起头，对身旁的方毅说了句：“大会不请郭老讲话，总觉得少了什么。”这位老副总理把话记在了心里。第二天清晨，邓小平又补了一句：“他是院长，再难也得现身。”
方毅有些为难。郭沫若已是癌症晚期，连起身都费劲，而且老人心里仍有阴影。那几年里，他写过一些过火诗作，自忖舆论未必谅解。方毅把情况如实上报，邓小平闻言却只是摆摆手：“有缺点，谁没有？河里的石头也要翻过来才能晒干。”
次日午后，车队驶进前海西街。刚下车，邓小平抬头看见院内那棵银杏，枝干苍老却冒出点点新绿。他脚步放得极慢，似乎在提醒自己：屋里那位同样是老树。于立群迎了出来，脸上掩不住激动。卧室里，郭沫若靠在枕旁，胸口随呼吸轻轻起伏，见邓小平进门就要撑肘起身。邓小平侧身按住，低声一句：“别急。”
短暂寒暄后，室内沉寂几秒。郭沫若沙哑开口：“周总理说过，国家的明天在小平同志身上，我今日亲见，心服。”话音发颤，却字字掷地。邓小平没有接茬，坐定后直接说明来意：科学大会缺不了郭老的声音，希望他亲自致词。
老人抬眼望着屋顶，似在衡量体力与使命的天平。窗外一阵风吹动窗棂，银杏叶沙沙作响。他低低叹了口气：“我写过逆耳的诗，是有愧。”邓小平轻轻摆手：“往事翻篇，今朝要紧。”一句话，道出他对知识分子的珍重，也点明了新时期的态度。
屋内气氛微松。方毅顺势说道：“郭老一字千钧，全国科技工作者盼您振臂。”郭沫若沉吟片刻，忽而含笑：“若真要我去，就让我说说‘科学的春天’吧。”于立群眼圈微红，给丈夫理了理衣领。
临别时，邓小平站在院中又望了银杏一眼：“春天来了。”他语速不快，却像在宣示某种必然。
3月18日，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会标“全国科学大会”六字墨迹遒劲，是郭沫若抱病奋笔写下。会场内座无虚席，6000余名代表中，既有年逾古稀的老专家，也有刚摘掉“帽子”的青年学者。邓小平步入会场时，掌声在穹顶回荡。接着，身披灰色中山装的郭沫若在搀扶下露面，满场起立，掌声更盛。
发言临近尾声，郭沫若抬高声调：“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离不开科学。现在，是我们的春天！”八个字一顿，整个大会堂鸦雀无声，接着爆发出掌声、脚步声，久久未歇。
大会闭幕那天，郭沫若已无力再赴现场，他的闭幕词由播音员代读。字里行间，他回望半生风雨，也写下对后辈的托付：“此后山河锦绣，愿诸君以科学铺就未来。”
数月后，郭沫若在病榻上安然长逝。消息传来，邓小平默然良久，只说了一句：“他的笔停了，时代已经续写。”而那场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盛会，成为改革开放旋律里最嘹亮的前奏，亦是周恩来嘱托与郭沫若期盼的真实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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