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二月，谈话一到要紧处，纪登奎没绕弯子。宋任穷、王鹤寿把组织意见讲完，他当场表态：服从中央安排，同意辞职。
这句话不长，分量却很重。那一年，他才五十七岁，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前头那段路走得太快，退下来这一下，也来得很快。
他没有说话太多。
纪登奎是山西武乡人，一九二三年生。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做过地方工作，也做过组织、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河南干得最扎实，一步一步，从县到专区，站到了许昌前头。
改变他一生的场面，出现在一九五三年二月。毛主席南下，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河南一些地委负责人座谈，纪登奎在场。主席先问他一句：“你是怎么到河南来的？”
纪登奎从自己的经历讲起，接着汇报许昌地理、人口、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又把农业互助合作一项项摆出来。连一个合作社的小麦亩产、玉米亩产、分配办法，他都能顺手报清。
这一次，主席记住了他。往后每到河南，常要听他的汇报。到了一九六七年九月，主席路过郑州，再见纪登奎，伸手就说：“老朋友了！”
这四个字，分量更重。一个地方干部，从许昌走到中原，再走进中央，很多关节都拴在这句“老朋友”上。
命运就在这儿拐了弯。
那年上半年，纪登奎也受过冲击。主席问他受苦的情形，他没一味诉苦，只把话说得很平，说受苦也能锻炼人，挨批斗像割麦子一样，一阵一阵，总会过去。主席听后笑了。
两年后，九大召开，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发言。主席当着会场的人介绍他，又叫了一声“老朋友”。会后，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很快进入中央层面工作。
真正让他心里发紧的，不是地方职务，而是军职。一九七〇年底到一九七一年初，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纪登奎被调去担任政委。毛主席当时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军委办事组“板结了，不透气了”，要“掺沙子”，纪登奎就是被派去的那个人。
可他不是带大兵团打出来的名将，长期做的是地方行政工作。一下子站到北京军区那个位置上，手里握着几十万部队，谁都知道，这不是一般差事。
这就是险处。
纪登奎后来对儿子谈过这层心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主动去找邓小平，请辞北京军区职务。邓小平有过挽留，他还是坚持。回到家里，他撂下一句：“掌握军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也不一样。”
他先辞军职。可军职辞了，党政职务还在：政治局委员还在，副总理还在。一九七九年夏天，他已经动了再退一步的念头，还同吴德商量过。吴德劝他，这事不要自己抢着提，要听组织安排。
他就等。
到了一九八〇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前，中央派宋任穷、王鹤寿来谈。先是肯定他这些年在中央的工作能力，说不少中央文件都经他主持起草；接着把意思点明：为完成调整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任务，改善党的领导，需要他辞去现职。
纪登奎听完，没有申辩，也没有讨价还价，当即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安排。
这一回，是真退。
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包括纪登奎在内几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一个从河南一路走进中枢的人，到这里，忽然停住。
快，也是真的快。
两年后，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调查研究，职务是部级研究员。位置退下来了，眼睛却还是盯着农村。他早年就是从县里、专区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到晚年，心思又转回土地和庄稼。
他还动过念头，要写两本回忆录。一本写个人经历，一本写进北京以后的事。可这事一直没动成。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晚上，纪登奎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那两本回忆录，终究没能写出来。许多只能留在他心里的细节，也就跟着带走了。
回头看他这一生，最硬的一下，不一定是在被提起来的时候，倒是在放下去的时候。别人来劝辞，他没有拖，没有躲，也没有让场面难看，只把那句该说的话说出来。
北京的夜里，灯下那份辞职安排摆在桌上，五十七岁的纪登奎看完，把话说定，事情也就定了：坚决服从中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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