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舒成逆北

清代翰林院在士人心中地位极高，承载着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晚清名臣曾国藩也曾供职于翰林院，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获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留馆任检讨，此后历任侍讲、侍读、侍讲学士，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九年翰林生涯形诸其日记与书信，钩沉出了清代翰林群体起居、治学、交游与生计的日常风貌。

在翰林院职场曾国藩立下著名的“日课十二条”

清代翰林院署位于东长安门外，北向，西接銮驾库，东濒玉河桥，其旧址即今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路南公安部院内，与天安门广场仅一街之隔，周边毗邻詹事府、礼部、鸿胪寺等中央文教与礼仪机构。作为“储养人才，以充侍从之选”的清要衙门，翰林院官仅需在经筵典礼、轮值宿卫、纂修典籍等重要场合到院署办公，大多数时间都活跃于别处。

清代实行满汉分居制度，满族官员居于内城，汉族翰林则绝大多数聚居在京城南城（外城）及内城南部，尤以宣南地区最为集中。曾国藩在京期间始终租房居住，先后多次迁居，初入京时暂住椿树胡同长郡会馆，不久寓居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后转迁果子巷、达子营、棉花六条胡同、绳匠胡同（今菜市口大街），道光二十四年迁居前门内碾儿胡同（今辇儿胡同），直至升任内阁学士。此外，每逢圆明园翰詹大考、皇帝召见，曾国藩等翰林还会临时租住圆明园附近的挂甲屯等地，事毕即返。

清代翰林也需要完成固定任务与考核要求，读书治学是翰林生活的主要内容。曾国藩也受到翰林院职场文化的影响，为督促自己精进文理，他立下著名的“日课十二条”，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修身治学体系，内容涵盖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这套日课贯穿了他的整个翰林生涯，即便应酬繁忙也未曾间断。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的家信中写道：“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叶，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这种高度自律的治学方式，也让曾国藩成为翰林中的佼佼者。

同年会课是清代翰林们的集体学术活动。会课一般由同年进士轮流做东，参与者各自完成诗、文、赋等作品，再互相评点修改，既是切磋学问的机会，也为迎接各类考核做预热。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的日记中记载道，“至岱云处，会课一文一诗，誊真，灯初方完。仅能完卷，而心颇自得，何器小若是！”这种带有自我检视和竞技性质的会课，成为翰林之间拉近关系的重要媒介。

或许是为了防止翰林无所事事以致怠惰，朝廷会举行“翰詹大考”来决定翰林、詹事们的升迁和降黜。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赴正大光明殿参加大考，结果因紧张疏忽，撰文时用错了一个典故，等到他交卷离场后与同侪对题方才发觉，回到家后“患得患失，夜不成寐”，唯恐因为这个错误影响到考核结果，不料最后竟被拔取为二等第一名，擢升翰林院侍讲。这次意外提拔让他“抱愧殊极”，此后工作更加勤勉。

出外交游应酬是清代翰林重要礼数

对于清代翰林而言，交游应酬与读书治学同等重要，因为都关乎仕途。曾国藩的日记清晰地记录了他的社交日常，他几乎每日都有会客、拜客、赴宴的活动，有时甚至一日之内辗转数处应酬。以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无奈抱怨道，“应酬太繁，日不暇给，自三月进闱以来，至今已满两月，未得看书”。

师友交往是翰林社交的核心。曾国藩入京后，拜理学名臣唐鉴为师，又与倭仁、吴廷栋、窦垿等理学家过从甚密。他们时常相聚论学，探讨程朱理学的义理精髓，批阅日课册。曾国藩效仿倭仁坚持用楷书写日记，每日记录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时刻自省。道光二十二年，倭仁在他的日课册批注道，“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可见师友情切。

同年与同乡故旧的身份最容易让翰林之间相互亲近。曾国藩与陈岱云、冯树堂、郭嵩焘、邵懿辰、何绍基等同年交情最为深厚，这些“北漂”的青年才俊不仅利用会课一起切磋学问，还在生活上彼此关心。道光二十三年六月，陈岱云病重，曾国藩“全未离身”，悉心照料，见其病情凶险，更是“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次年陈岱云夫人去世，曾国藩又主动“代为经理一切”后事，并赠赙银十六两。这种同乡同年之间的守望相助，是清代翰林群体情感维系的真实写照。

翰林的应酬范围极广，涵盖祝寿、吊唁、贺喜、饯行等各类人情往来，即便自身经济拮据也不能轻易节省。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好友梅霖生病逝，曾国藩虽因幼子病危彻夜未眠，但仍于当日午刻亲赴梅家吊唁，此后更代为料理其身后事，牵头募集同年赙银四百余金；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升任侍讲后，同年纷纷道贺，尽管囊中羞涩，他也不得不设宴招待以尽礼数。

清贵的“名”与生计窘迫的“实”

清代翰林素有清贵的“名”，但这背后却是生计窘迫的“实”。道光年间，从七品翰林院检讨的年俸仅四十五两白银，加上禄米四十五斛，根本不足以维持在京的生活。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在京打拼的七年里，大多数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靠借债与他人馈赠度日。

例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他在给祖父的信中坦言：“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在同年十二月的家信中，他又写道：“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过年。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曾国藩母亲五十八寿辰时，他因一心想着节省开支竟“不能预备寿面”，事后在日记中痛责自己“颠倒悖谬，谨记大过”。到了这年底，曾国藩已经“在京该账四百金”，而同年陈岱云“在京已该账九百余金，家中亦有此数”，曾国藩的生活日渐困窘，幸亏“贺耦庚先生寄三十金，李双圃先生寄二十金，其余尚有小进项”，曾国藩才勉强应付过年。

为弥补俸禄不足，翰林们不得不接受一些约定俗成的额外收入。每年冬天，地方官会给京官送上“炭敬”作为取暖费，夏天则送“冰敬”，数额根据官职高低和关系亲疏来定。此外，外放官员出京时会送“程仪”作为路费，翰林们还可以通过为他人撰写墓志铭、寿序等获得笔润收入。曾国藩任京官期间，亦未能免俗，不过他始终保持节制，不贪多滥取，或许这也是导致他在京期间生活困顿的重要原因。

然而，清贫的翰林生活没有磨灭掉曾国藩修身立德的本心。在曾国藩的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自身过失的批判与自省，这种“日课”式的自我检讨，是当时理学家普遍奉行的修身方式。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痛斥自己——“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从房闼不敬到多言妄语，从下棋嬉戏到好名之心，无一不在反省之列。

曾国藩的九年翰林生涯，是清代翰林群体生活的缩影。曾国藩的日记和书信反映出翰林这个群体身居清要之职却生计窘迫、潜心治学问道却不得不周旋于各类人情应酬、心怀天下却只能在笔墨之间赓续人生的矛盾性。不过，对于曾国藩来说，翰林院的熔炉磨炼了他的性格，让他从一个昔日只知道“死读书”的湘乡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既怀揣理想又不脱离实际的知识精英，最终得到了军机大臣乃至于皇帝本人的赏识，终得以施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