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说起“大学精神”“学术自由”,有一个名字就绕不开——西南联合大学。它虽只存在了短短八年,却堪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璀璨的传奇。

这八年里,这里汇聚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者,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精英,比如陈寅恪、钱穆、梁思成、陈省身、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可谓“群贤毕至、风华绝代”。

这段传奇的开端,要从卢沟桥事变说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京津地区迅速陷入战火。当时的大学虽非军事机关,却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的目标——他们妄图摧毁中国的文化根基与教育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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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

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教育血脉,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与国民政府紧急磋商后,决定联合西迁,组建一所临时联合大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迁移至昆明的三所大学正式定名“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传说中的大学”,就此踏上了它的传奇征程。

三位校长的默契:撑起联大的“定海神针”

提到西南联大,就不能不提它的三位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

三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梅贻琦早年曾就读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两人既是师徒,更是知己,情谊深厚。

联大刚成立时,张伯苓曾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这句天津俗语,直白地道出了他的信任,“我信你,你可代我做主”;而蒋梦麟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这句话看似“无为而治”,实则是他对另外两位校长的信任,也是对联大师生的包容——不搞过多干预,让大家能心无旁骛地办学、读书。

不过,三所顶尖大学合并,难免会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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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恩缲

最初,清华与北大就因权力分配产生了不愉快。历史学家钱穆在《师友杂记》中,就记载过这样一件真实往事。

梅贻琦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因更倾向于提拔清华的同仁,惹得北大师生极为不满。一群北大教授找到蒋梦麟“告状”,情绪激动,甚至提出要“分校”,争取北大的“独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钱穆主动站了出来。他耐心劝说大家,“如今国难当头,我们能保住一处读书治学的地方已属不易,理应顾全大局、彼此包容、以和为贵。等到抗战胜利,各校自然可以恢复独立。”

钱穆的话有理有据、掷地有声,蒋梦麟当即拍板:“今日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此事不必再争,我们另商他事。”一句话,便平息了争执,化解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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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

这里不妨举一个反面例子,更能凸显联大“团结”的珍贵——西北联大。

资料记载,西北联大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组成,与西南联大一样,都是战火中诞生的联合大学。但是,由于各校各自为政、互不相让,看似联合,实则离心,不到一年便分崩离析。倘若西南联大也重蹈覆辙,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教育传奇了。

跑警报:战火中的从容与风骨

在这样的团结底色下,西南联大的日常,还有一道独特的印记——“跑警报”,这是当时昆明师生最熟悉的日常。

汪曾祺老先生曾在《跑警报》一文中,详细描摹过这段经历,读来既让人揪心,更让人敬佩。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间,昆明几乎三天两头就会响起防空警报,有时一天一次,甚至一天两次。那时中国缺乏足够的防空力量,敌机来袭只能躲避。于是,警报一响,全校师生就只能一窝蜂地往郊外跑,“跑警报”这个通俗又贴切的说法,也由此流传开来。

汪曾祺老先生还特意解读过“跑警报”这个词的妙处:“有人叫‘逃警报’‘躲警报’,但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太狼狈,唯有‘跑’字,在紧张中透着从容,既见风度,也最能体现当时大家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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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跑警报,流传着许多小故事,虽部分真假无从考证,却生动展现了联大师生的风骨。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国文系教授刘文典的故事。刘文典性格耿直、狂放不羁,被人称为“狂人”,而他最敬佩的人,便是陈寅恪先生。

有一次,防空警报如期响起,师生们争相往外跑。刘文典也夹杂在人群中,跑着跑着,他突然想起陈寅恪身体孱弱、视力不佳、行动不便,根本跟不上大家的脚步。于是他立刻停下脚步,带着几个学生折返,赶往陈寅恪的寓所,搀扶着他往城外转移。

学生们想扶刘文典,却被他大声拒绝:“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他执意让学生们优先搀扶陈寅恪,自己则跟在后面,一路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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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聪

奔跑途中,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中,正气喘吁吁地奔跑,顿时面露不悦,对身边的学生轻声说道: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文典跑,是为了研究庄子;你们跑,是为了中国的未来;可是那沈从文,他替谁跑啊?

这句话虽带着几分文人的傲气,却也道出了当时学者们对学问的极致敬畏——在他们心中,学问与人才远比自身安危更为重要。

艰难岁月:苦中作乐,坚守初心

除了要躲避敌机轰炸,联大师生的生活艰难,更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先说说吃饭问题,学校食堂所用的米几乎都是陈米,里面夹杂着各种杂质,学生们无奈之下,给这米起了个戏谑的外号——“八宝饭”,还打趣道:“所谓八宝,便是谷子、米糠、秕子、稗子、石子、沙子、鼠屎,再加上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可想而知,这样的米,吃起来有多难以下咽。

或许有人会以为,教授们的生活条件会好一些,实则不然,他们的饮食状况也并未强多少。

为了缓解饥饿,金岳霖、朱自清等几位教授,索性组建了一个“种菜小组”。他们特意邀请植物学家李继侗担任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担任“种菜助理”,还定下规矩:所有参与的教授,都要亲自浇水、施肥,不得偷懒。等到蔬菜丰收时,大家都满心欢喜——这不仅能填饱肚子,更能在艰苦岁月里,寻得一份自给自足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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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难,住宿和上课的条件则更为艰苦。

学生宿舍大多是茅草屋顶,昆明多雨,一到雨天,屋顶就会到处漏水。住在上铺的学生只能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出来接水,有时床铺被泡湿,也只能硬扛着将就。

教室的条件稍好一些,屋顶用的是铁皮却也带来了新的困扰。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音如同急鼓轰鸣,又急又响,学生们根本听不清老师的讲课声。

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有一个令人称奇的本事:他讲课的时间把控得极为精准,每次讲完计划内容,话音刚落说一声“下课”,学校的铃声就会准时响起,从未出错。可昆明的暴雨,却常常打乱他的节奏。

有一次,陈岱孙正讲到得意之处,突如其来的暴雨倾泻而下,铁皮屋顶的轰鸣声瞬间盖过了他的声音,根本无法继续讲课。他愣了片刻,没有烦躁,也没有抱怨,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停课赏雨”。

学生们见状,纷纷忍俊不禁,陈岱孙也一脸无奈地望着大家——即便身处艰苦,他们也能寻得一份从容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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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虽艰苦,但教授们的敬业精神却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学生。

朱自清本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在昆明的日子里,饥一顿饱一顿,这就使他的胃病愈发严重,后来还患上了痢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连夜批改学生的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却坚定地说:“我答应了学生,明天要把作文发给他们。”

他的书桌旁,就放着一个马桶,整整批改了一夜作文,拉了三十多次肚子,第二天整个人都脱了相,连脸都没洗,便撑着虚弱的身体去给学生上课。

朱自清的坚守不是个例,联大的每一位教授,都在用行动诠释着“敬业”二字。

人类学家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被截肢,行动极为不便。他住在郊区,每天都要请人抬着去学校上课,却从未迟到过一次,哪怕刮风下雨,也从未缺席。

物理学教授周培源,住处距离联大校址有二十多里地,当时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便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先骑马送两个女儿上学,再策马赶往联大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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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

远远望去,一位教授骑马奔波在求学路上的身影,成了当时联大一道独特而动人的风景线。

为什么要纪念西南联大?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时隔这么多年,为何还要纪念西南联大?其实答案很简单,主要有三个层面。

首先纪念的,是他们在绝境中坚守信念的精神。在战火纷飞、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绝境里,联大师生从未放弃,始终坚守着读书、科研、传道授业的初心。

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一言一行都传递着“中国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更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榜样。

在逆境中坚守初心、奋勇前行,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要求,更是当下需要传承的精神力量。

其次纪念的,是他们敬畏学问、求真务实的态度。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传奇,不仅因为大师云集,更因为即便环境恶劣、条件简陋,他们对学问的敬畏从未动摇——读书不辍、科研不止。

短短八年,西南联大仅毕业了3882名学生,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样的育人成果,在世界教育史上都堪称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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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

最后,纪念西南联大,绝非为了“厚古薄今”,更不是为了贬低当下的大学。很多人一提起西南联大,就会感慨“反观现在的大学”,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公平。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学更多是“精英的象牙塔”,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考上西南联大这样的顶尖学府,概率几乎为零——对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能填饱肚子、保住性命就已不易,研究学问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而如今,时代早已不同。中国的大学,不仅是培养学术精英的象牙塔,更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载体。随着人才选拔制度日益公平、公正、公开(当然,现行制度仍有完善空间),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甚至有机会挑战清华、北大、复旦、交大这样的顶尖学府。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当下中国大学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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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永远向前滚动。怀念西南联大,怀念的绝对不是那个战火纷飞的苦难年代,而是那个年代里,人们对知识的敬畏、对大师的崇敬,以及那份永不磨灭的家国情怀。

不必厚古薄今,更不必刻意美化过去,唯有客观回望,才能真正读懂这段历史的意义。

从教育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如今中国的高校,无论是数量、学生的人均素质、国民的受教育比例,还是重点学科的建设水平,都在朝着更先进、更科学、更人性化的方向稳步发展。当下要做的,是传承西南联大的精神,以更开放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接纳一切优秀事物,虚心接受中肯批评,始终尊重知识、敬畏学问——这才是心中理想大学的模样,也是纪念西南联大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