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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aby | 撰稿

Ducaby | 排版

Part 0.

“糖尿病”三个字从何而来?

还记得白癜风那一期我们提到过的那卷古埃及的莎草纸吗?那份以发现者埃伯斯命名的纸草稿是人类已知最古老的医学文献之一,写于公元前1550年左右。同一份纸草稿上,不仅记载了类似白癜风的皮肤病,还记录了另一种症状——“多饮、多尿、体重减轻”,那是人类对糖尿病最早的描述之一。

差不多同一时期,古印度的医生发现有些患者的尿会吸引蚂蚁——因此他们把这种病叫做“Madhumeha”,意思是“甜尿病”。而在中国,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设专篇论述“消渴”——“消”是因为患者吃得多却日渐消瘦,“渴”是因为喝再多水也总觉得口干。一个“消”、一个“渴”,恰好抓住了这个病最明显的两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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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个古文明中都有相关记载,但真正给这种病起名字的,是希腊人。

公元2世纪,卡帕多西亚的医生阿莱泰乌斯用了一个词来描述这种不停喝水、不停排尿的状态——“diabetes”,在希腊语里意思是“虹吸管”,用来描述身体的状态:就像一个永远灌不满的虹吸管,水进来,立刻就流出去。

这个名字用了将近1500年。直到1674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第一次明确描述了糖尿病患者的尿是甜的。又过了将近一百年,1769年,苏格兰医生威廉·卡伦在“diabetes”后面加了一个拉丁词——“mellitus”,意思是“蜂蜜般的甜”

于是有了这个复合词——Diabetes Mellitus。一个词描述症状,一个词描述特征。

到了1776年,一位来自英国的医生马修·多布森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糖尿病人的尿液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糖?于是,他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粗暴的验证方法——他尝了,并且不是沾一下指尖那种尝,而是认真尝、反复尝,还做了蒸馏——把尿液加热蒸发之后,他真的在容器底部看见了糖晶体。而且他做了更关键的一个动作——他把试验拓展到了另一个地方:血,他发现糖尿病人的血居然也是甜的

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糖尿病不是肾脏的问题,它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疾病。那点甜味不只在尿里,而是在全身的血液里,在每一个细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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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多布森(Matthew Dobson)画像

Part 1.

两种病,一个名字

所有人都知道糖尿病分为1型和2型,但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是这两种病除了名字一样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1型糖尿病,本质上是免疫系统攻击了胰腺里的胰岛β细胞。β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负责生产胰岛素——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帮你把血糖“搬进”细胞里的搬运工。当免疫系统把β细胞消灭了之后,胰岛素也就没了,血糖没人搬,于是只能堆在血液里。

1型糖主要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和生活方式没有关系。它不是吃出来的,也不是喝出来的,更不是懒出来的——纯粹是免疫系统的一次致命的“误判”,患者往往需要终身注射外源胰岛素。

2型糖尿病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身体仍然还在生产胰岛素,但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胰岛素抵抗”。这就好比钥匙还在,但锁生锈了,钥匙插进去转不动。胰岛素抵抗持续久了,胰腺β细胞累坏了,胰岛素分泌开始下降。这通常和肥胖、久坐、高糖饮食、遗传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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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2岁确诊1型的孩子,和一个50岁确诊2型的成年人——他们听到的都是糖尿病的诊断,但前者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监测血糖,一辈子离不开针头,而后者可能通过调整饮食和运动、配合口服药,就能把血糖控制住。

这两种病之所以共享同一个名字,只是因为它们最终的临床表现都是“血糖高了”。

Part 2.

那只编号 406 的狗站起来了

在1921年之前,1型糖尿病几乎等于死刑。一个确诊的孩子,平均活不过一年。当时的“治疗”只有一种——饥饿疗法。医生让患者饿着,极度限制日常饮食,只为了多活几个月。

1920年10月31日的凌晨两点,一个叫弗雷德里克·班廷的年轻医生失眠了。

班廷当时30岁,在多伦多以西200公里的伦敦市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平均一个月只有两个病人,完全没法养活自己。为了补贴家用,他还在西安大略大学兼职教生理学。那天夜里,他在备课时读到一篇病例报告——一个患者因为胰腺导管结石阻塞,消化腺萎缩了,但是胰岛细胞却完好无损,也没有得糖尿病。

班廷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大意是:结扎狗的胰管,让消化腺萎缩,然后提取胰岛里的分泌物——看看能不能治疗糖尿病

他跑去向多伦多大学的生理学教授麦克劳德求助。麦克劳德是当时顶尖的碳水化合物代谢专家。听完班廷的计划,他其实是不太相信的,但还是给了班廷一个实验室、十条狗,和一个叫贝斯特的年轻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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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夏天,班廷和贝斯特开始用实验室里的狗做实验。刚开始并不顺利,有7条狗都在手术中死了。奇迹发生在8月1号,那天他们给一只昏迷的糖尿病狗注射了胰腺提取物——一个小时后,这只编号为406的狗站了起来

那是人类第一次看到“糖尿病可以被逆转”的瞬间。

虽然406在几小时后还是死了,但他们的实验成功了。后来,他们改进了提取方法,用屠宰场的牛胰腺替代狗胰腺。1922年1月,一个叫汤普森的14岁男孩成了第一个接受胰岛素治疗的人类患者。他的血糖降下来了,人也成功活了下来。

1923年,班廷和麦克劳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班廷当时只有32岁,直到今天依然是最年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但他当年拒绝了领奖——因为他认为贝斯特的贡献被遗漏了。最后他把奖金的一半分给了贝斯特;麦克劳德也把自己的一半分给了另外一位合作者。

一个乡村赤脚医生,因为一次失眠,改写了糖尿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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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累及全身器官的“无敌破坏王”

虽然胰岛素让糖尿病从“死刑”变成了“终身监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再危险。高血糖本身并不会立刻杀死你,真正致命的,是它长期、缓慢、无声地对全身血管和器官造成的破坏。糖尿病不是一个简单的“血糖高了”的问题,它是一个“全身都在加速老化”的问题。

数据显示,中国糖尿病患者中并发症总患病率高达73.2%。也就是说,每三个糖尿病患者里,有两个以上最终会出现至少一种并发症。

先说大血管并发症

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厚、变硬、长斑块——动脉粥样硬化加速。带来的后果是:心肌梗死、脑卒中、下肢缺血。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4倍。大约8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死于心血管事件。2019年,中国归因于糖尿病的心血管死亡就有足足70万例。

再说微血管并发症,这也是糖尿病最“阴险”的部分。

第一个是糖尿病肾病。高血糖让肾脏长期超负荷工作,肾小球逐渐硬化,约20%-40%的糖尿病患者会并发糖尿病肾病,在我国,它已经是终末期肾病——尿毒症的首位病因——每3位透析患者中,就有1位来自糖尿病肾病。一旦进入终末期,患者的生存率会断崖式下降:接受血液透析的5年生存率只有50%-60%,而如果能成功接受肾移植,5年生存率可以超过80%。但问题是,我国百万尿毒症患者中,能等到合适肾源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人,是在透析中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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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糖损害视网膜微小血管,导致视力下降,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失明。我国糖尿病患者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总体患病率高达24.7%-37.5%。在病程超过15年的患者中,出现不同程度视网膜病变的比例更是超过63%,它已经成为了我国成人致盲的首要病因

第三个是糖尿病神经病变。高血糖损伤神经,导致四肢麻木、刺痛、灼烧感,甚至完全失去感觉。《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显示,中国糖尿病患者中神经病变的患病率高达67.6%,但“麻木”还只是开始。当足部失去知觉,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就可能发展成严重感染、溃烂、甚至截肢——这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糖尿病足。我国约8.1%的糖尿病患者会并发糖尿病足,其中截肢率高达19.03%。更触目惊心的是,糖尿病足的年死亡率达11%,截肢后死亡率飙升至22%。全球范围内,糖尿病相关截肢术后5年死亡率更是超过70%

而这还不是神经病变中最凶险的一种,最凶险的,是心脏自主神经病变。它悄无声息地破坏调控心跳和血压的神经,让心脏失去正常的调节能力。一旦发生,5年内死亡率可达25%-50%,它也是糖尿病患者心源性猝死的重要推手之一。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每年会导致全球约340万人死亡,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10秒就有1人因此失去生命。所以就有了那句话——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它会慢慢拿走你的视力、你的肾、你的脚、你的心脏、最后是你的生命。

但人类,并没有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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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从二甲双胍到 GLP-1

早在隋代,名医巢元方便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先行一百二十步,然后食之”的“医嘱”——先走路、后吃饭,这与今天的“餐后运动降糖”理念不谋而合。

在胰岛素发现之前,欧洲人会用一种叫山羊豆”的植物泡茶来缓解糖尿病症状。它还有一个更浪漫的名字——法国紫丁香。中世纪的牧羊人发现,山羊吃了这种草后产奶量会增加,但有时也会虚弱倒地。后来人们意识到,它的地上部分能缓解多尿——那正是糖尿病最折磨人的症状之一。

1918年,科学家从山羊豆中提取出了具有降糖作用的胍类物质。但这类物质毒性太强,在临床上根本无法使用。1922年,爱尔兰科学家首次合成了二甲双胍,可它生不逢时——因为就在同一年,班廷的胰岛素横空出世。当时整个医学界都认为“天下已定”,二甲双胍就这样被遗忘在实验室的角落里。

直到1957年,法国医生让·斯特恩重新把它翻了出来,他把二甲双胍命名为“Glucophage”——意思是“噬糖者”。他通过临床研究证实了二甲双胍能有效控制血糖,并成为第一个在人体上验证二甲双胍疗效的医生。那一年,二甲双胍正式在法国上市。

但二甲双胍真正成为“神药”,是在1998年。

那一年,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UKPDS)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这项研究从1977年一直跟踪到1997年,证实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二甲双胍不仅能降糖,还能降低心肌梗死的风险。从那时起,每一个糖尿病指南都把二甲双胍列为2型糖尿病的一线首选。它便宜、安全、有效,到今天依然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口服降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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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16/S0140-6736(98)07037-8)

而到了最近十几年,一款叫做“GLP-1受体激动剂”的明星药物诞生了,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司美格鲁肽。简单说,它能模拟一种叫“GLP-1”的肠道激素——告诉大脑“你饱了”,延缓胃排空,同时促进胰岛素分泌。

但科学家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们开始想:既然一个靶点有效,那同时激活两个靶点会不会更强?于是,有了GLP-1/GIP双靶点的替尔泊肽。

但这还只是开始。

就在上个月,一款三靶点激动剂刚刚公布了两项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它在GLP-1和GIP之外,又多激活了一个胰高血糖素(GCG)受体,形成“控摄入+燃脂肪+稳血糖”的三重作用。

甚至五靶点激动剂也已经进入了临床前的研究阶段。2025年,德国研究人员在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上报告了一种新型五重激动剂,将GLP-1、GIP和三种PPAR受体整合到单一分子中。在小鼠实验中,它在降低体重和改善血糖控制方面都显著优于现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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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在用一种“叠buff”的方式,一步步逼近糖尿病管理的极限。未来的糖尿病治疗,也可能不再像胰岛素那样一天打一针,而是一周打一针、甚至一个月打一针。

从1922年的胰岛素,到1957年的二甲双胍,再到今天的GLP-1——“控制血糖”这件事,我们已经做得越来越好

但控制,始终不是治愈。

Part 5.

再生医学让人类来到“治愈”的门前

真正的治愈,是让身体重新拥有自己生产胰岛素的能力。

这条路,有几个不同的方向正在同时推进。

第一个方向:间充质干细胞

和后面要讲的几种技术不同,间充质干细胞并不会直接变成胰岛细胞。它的作用是“改善环境”——通过分泌各种生长因子和抗炎因子,减轻炎症、改善胰岛素抵抗、保护残存的胰岛β细胞

2022年,《干细胞转化医学》上发表了一项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2型糖尿病的II期临床试验结果。研究纳入了91例2型糖尿病患者,治疗组接受三次静脉输注并随访48周。结果显示:糖化血红蛋白降低了1.31%,日均胰岛素用量减少了27.78%,13.5%的患者实现了暂时性胰岛素脱离,最长维持2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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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186/s13287-022-02848-6)

同年,一项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综合了13项随机对照试验、共507名患者的数据后得出结论: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与糖化血红蛋白显著降低和每日胰岛素需求减少相关

间充质干细胞这条路,走的是“改善”而不是“治愈”——但它为后面更精准的方向铺了路。

第二个方向:化学重编程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再生”——用患者自己的细胞,重新长出能分泌胰岛素的胰岛。

2024年9月,顶刊《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里程碑研究。研究团队利用化学重编程技术——仅使用化学小分子,将成人体细胞“逆转”为多能干细胞,再定向分化为胰岛细胞。

首位患者是一位病史长达11年的1型糖尿病患者,移植75天后完全脱离胰岛素注射治疗,疗效已稳定持续2年以上。这是全球首例利用化学重编程诱导多能干细胞制备的胰岛实现1型糖尿病患者“临床功能性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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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16/j.cell.2024.09.004)

2025年8月,该团队又在《细胞·干细胞》上发表了新突破。他们首次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成功分化构建了内分泌细胞类型完备的胰岛——不仅包含分泌胰岛素的β细胞,还包含了分泌胰高血糖素的α细胞等全部5种内分泌细胞。

这种化学重编程的方法独特之处在于:它完全避开了基因编辑,仅用化学小分子就完成了细胞命运的逆转——这是中国科学家独立于山中伸弥开辟的另一条路。

第三个方向:

目前走得最快的——Vertex的Zimislecel

2025年6月,美国Vertex公司在ADA年会上公布了Zimislecel的I/II期临床试验数据,并将研究结果同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Zimislecel是一种人胚干细胞来源的、完全分化的“现成”胰岛细胞疗法。12名接受全剂量单次输注且随访至少1年的重症1型糖尿病患者中——全部达到了ADA推荐的血糖控制目标,多达10人在一年后完全摆脱了胰岛素注射,外源性胰岛素用量平均减少92%,从第90天起完全消除了严重低血糖事件。

目前Zimislecel已经进入了III期关键性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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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向:

再生胰岛E-islet——中国团队的最新突破

2026年2月,《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上发表了一项里程碑研究。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分别利用自体与异体干细胞来源的再生胰岛进行微创移植,实现了1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功能重建与血糖自主调控

这项技术建立在团队二十多年的研究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基于内胚层干细胞的技术体系——分化方向明确,只朝胰腺、肝脏等内胚层来源细胞前进,不会偏航;分化步骤从10步精简到2步,生产周期也从5-6周缩短至2周;内胚层干细胞在体内不会增殖,最大程度降低了成瘤风险。

研究涉及的3例1型糖尿病患者均实现了胰岛功能重建和血糖自主调控。其中一位接受自体再生胰岛移植的患者,彻底脱离了外源胰岛素。而基于这项自主知识产权开发的“异体人再生胰岛注射液”,已于去年4月获得了中国国家药监局IND批件,今年1月又获得了美国FDA的IND批件。它也是全球唯一同时获批中美两国IND的再生胰岛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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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16/S2213-8587(25)00423-1)

从间充质干细胞的“改善环境”,到化学重编程的“自己长”,到Zimislecel的“现成可用”,再到再生胰岛的“自体与异体双路径”——人类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让身体重新拥有自己生产胰岛素的能力?

这几条路径都“正在”无限接近,这个答案也“正在”变成可以。

Part 6.

从“富贵病”到“大众病”

2025年发布的“中国糖尿病地图”研究报告显示,我国20岁以上人群糖尿病患病人数已达2.33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从2005年到2023年将近20年的时间,患者数从8848万激增了163.36%,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也从7.53%飙升至13.67%。

但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糖尿病知晓率只有36.7%,有超过六成的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度过了最宝贵的干预期,等到发现时,并发症可能已经开始了。

而另外一个更庞大的群体——糖尿病前期,中国约有5亿人。他们的血糖已经出现了异常,但还没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他们是“糖尿病实习生”,随时可能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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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法国王后玛丽亚·德·美第奇,45岁之后因过度饮食和缺乏运动而变得肥胖,随后出现了典型的2型糖尿病症状。晚年她备受感染、坏疽、体重下降和疲劳的折磨,最终因高血糖酮症酸中毒和库斯莫尔呼吸离世。

在那个食物匮乏的时代,只有富人才能终日享受高糖高脂的精致饮食,糖尿病因此被视为财富和地位的“勋章”,是只有王公贵族、文人仕宦才“配得上”的东西。玛丽亚王后晚年虽然饱受其苦,但她生前从未遮掩过自己的体态和面容——那本身就是她身份的一部分。

如今,这种病正在中国的普通餐桌上蔓延。它已经从少数人的“富贵病”,变成了多数人的潜在风险。这种平权,讽刺又令人唏嘘。

从古埃及的莎草纸,到希腊人的虹吸管,到英国人尝出的“甜”,到多伦多实验室里站起来的狗,再到今天的再生医学——人类用了几千年,终于来到“可以被治愈”的门前

但有一件事,任何手段都解决不了:那就是“你知道”和“你不知道”之间的差距。希望读完这篇文章,“管住嘴迈开腿”在你心里不再只是一句空话。

* 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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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部分素材整理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