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西南滇东南的边境地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静静坐落于群山之间，这片土地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千百年来，多个世居民族在此落地生根，共同开拓边疆、守护国土。很多人知晓文山的山水风物，知晓这里世代生活着壮族、苗族、彝族、瑶族等多个民族，却很少深究，今天我们熟知的州名，并不是建州之初就确定下来的。
1958年正式设立的是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七年之后的1965年，经国务院批复，正式更名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仅仅一个汉字的替换，看上去只是文书层面的称谓调整，可当我们把这一事件放回完整的时代脉络当中就会发现，这次更名绝不是简单的文字纠错，它根植于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民族平等政策的实践，也承载着这片土地千百年来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累下来的厚重历史。
在我看来，读懂这次更名，不只是读懂一个地方行政建制的沿革，更是读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边疆落地生根的微观样本，每一处地名、族称的演变，都是鲜活的历史文本，记录着不同时代各民族之间的相处模式与社会认知。
要理解1958年建州与1965年更名，我们不能割裂此前漫长的地方历史。文山这片土地，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的痕迹，西畴人化石的出土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存。秦汉时期，此地归入中原王朝版图，句町古国在此兴起，从汉代册封句町侯开始，中原制度文化与本地土著族群文化就开始长期互动碰撞。
古代的滇东南，并不是单一族群的封闭地域，百越系统的先民、后来迁徙而来的苗瑶族群，还有历代戍边、经商迁入的汉族百姓，在崇山峻岭、河谷坝子之间交错杂居。古代封建王朝治理边疆，长期推行土司制度，之后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但是受限于交通条件与时代局限，传统时代，各民族之间既有经济文化互通，也存在隔阂与偏见，汉文典籍当中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记述，常常会使用带有时代局限甚至歧视色彩的用字，这是古代民族关系无法回避的历史现实。
宋代文献当中最早出现“撞”这一记述，用来记录今天壮族先民群体，后续又演化出“獞”，这个兽字旁的汉字，本身就带有传统中原视角下对边地族群的刻板偏见，到清代，书写逐渐演变为“僮”，这个字在古汉语体系内部本身就具备双重语义，一方面用作对这一族群的记音，另一方面，在传统典籍当中，“僮”又指代童仆、奴仆，自带低下的身份指向，这种文字上的遗留，是旧时代民族关系留下的印记。
漫长的古代，这里的各族民众，更多是依靠民间层面互通有无，集市贸易、通婚往来不断，但是缺乏制度层面的民族平等保障，不同族群的自我认同，更多依靠口头传承、本土习俗，没有全国统一、规范的官方族称。很多人会产生一种误区，会把古代文献当中的各类称谓直接等同于现代民族概念，我认为这里必须厘清一个核心历史认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识别、民族身份界定，是近现代才形成的历史产物，古代史书当中五花八门的部族称呼，只是彼时中原视角下的记录，不能直接等同于今天的民族划分，新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正是要拨开旧时代文献的偏见迷雾，结合各民族群众自我认同、语言文化、历史记忆，确立各民族正式、体面的官方称谓，这也是后来文山建州、族称调整的大前提。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平等成为国家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核心原则，中央派出多支中央访问团奔赴西南边疆，深入村寨走访各个族群的群众，倾听各族百姓的诉求，西畴当地苗族群众曾经亲手缝制锦旗赠予访问团，写下苗家得解放，感谢共产党的朴素话语，这正是当时边疆各族群众迎接民族平等时代的真实写照。
经过细致的实地调研、民族识别工作，国家厘清了西南各个族群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特征，在宪法框架之下，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地云南。解放初期，文山设立文山专区，管辖滇东南大片区域，境内世居民族众多，壮族、苗族人口规模突出，同时还有彝族、瑶族、汉族等众多群众交错居住，各族群众在共同迎接解放、建设家乡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凝聚共识，建立自治地方的社会条件逐步成熟。
1957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文山专区，设立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1958年4月1日，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正式宣告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在滇东南落地实践。
这次建州不是自上而下简单的行政划分，筹备阶段充分吸纳各个民族的代表参与，首届人大代表当中，既有壮族、苗族代表，也包含彝族、瑶族、汉族等各个民族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州长、副州长席位兼顾多个世居民族，保障不同民族都能够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
州名以境内两大主体世居民族冠名，本身就充分尊重当地人口分布与历史现实，壮族、苗族世代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是这片边疆土地的共同开拓者。
这里需要客观看待，建州之时选用“僮”字，并不是刻意延续旧时代的歧视，而是建国初期民族识别阶段的过渡性用字，当时全国范围统一使用“僮族”作为正式族称，广西同期设立的也是广西僮族自治区，这是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称谓，但是随着社会实践不断推进，这个汉字本身自带的缺陷慢慢暴露出来。我认为，很多网络叙事会片面简化这次更名，单纯解读成改掉一个侮辱性文字，这样的说法并不完整，国务院1965年批复背后，同时兼顾读音问题、古汉语词义遗留，还有本民族群众的意愿多重因素。
“僮”属于多音字，既读zhuàng，又读tóng，也就是童，在日常公文、教材、新闻传播当中，很容易出现读音混淆，造成沟通障碍；与此同时，旧典籍当中“僮”作为奴仆的词义无法剥离，即便官方使用时并不取这层含义，但是汉字本身的文化记忆客观存在，长期使用，难免会带来不必要的误解，不利于体现民族平等的精神内核。
正是基于现实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结合壮族各界代表、群众的意见，经过充分研讨，1965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批复，全国范围内统一将“僮族”更名为“壮族”，与之配套，所有使用这一族称的自治地方全部同步更名，云南的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随之更名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西僮族自治区同步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境内相关建制也一并调整，这是全国统一的规范调整，并不是文山一地单独的改动。
“壮”字本身寓意健壮、兴盛，摆脱旧文字的负面历史包袱，读音唯一，语义积极向上，契合广大群众对于民族发展繁荣的美好期许，这次更改，全程建立在充分征求本民族群众意见的基础之上，不是外部单方面强行修改，这一点是正史史料明确记录的史实，也是我们理解该事件不可忽略的基础。
当我们把目光放回文山本地，州名变更之后，并没有割裂地方历史，反而更好承接了这片土地千百年来多民族共生的历史传统。很多人会疑惑，仅仅一个汉字的改动，究竟会给地方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在我看来，它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度与精神层面。
名称的规范化，首先消除了文字层面遗留的历史隔阂，让民族称谓更加体面庄重，而更重要的是，名称背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续平稳运行，更名之后，文山依旧坚持保障各个世居民族平等参与地方建设的权利，并不会因为名称调整，就只聚焦壮族、苗族两大主体民族，境内的汉族、彝族、瑶族、回族等其他世居民族的权益同样得到制度保障。
州名当中出现壮族、苗族，是基于境内两大世居主体民族的历史人口现实，并不代表其他民族被忽视，这也是很多人容易产生的认知误区，自治地方冠名选取主体民族，不等于只服务冠名民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核心，是保障区域内所有各民族群众共同当家作主。
回溯文山的地方社会，从古代开始，各民族就不是壁垒分明互相隔绝的状态。坝子当中壮族发展成熟的稻作农耕文化，山间的苗族保留山地农耕与迁徙形成的文化传统，彝族、瑶族也拥有自身独特的节庆、信仰与生产技艺，汉族带来中原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艺，不同民族村寨犬牙交错，田地相连，集市之上各族百姓互通物资，节日之间互相走访庆贺，壮族三月三，苗族踩花山，彝族花脸节，各民族的民俗文化，长久以来就存在互相借鉴、彼此交融的现象。
当然我也不否认，在旧时代，山区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各民族之间也会存在利益矛盾，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是理想化的完全和睦，冲突与隔阂同样存在，但是总体大趋势，始终是走向交往融合，共同开发滇东南的边疆土地。新中国建立之后，民族平等政策把千百年来民间自发的交融，上升为制度层面的共同体建设，建州、更名，都是这个宏大进程当中的制度环节。
部分民间网络讨论当中，偶尔会出现两种偏向的解读，一种是过度放大这次更名的戏剧性，把它渲染成一场激烈的纠错运动，另外一种，又会淡化这件事的历史意义，把它看作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站在史学研究的角度，我认为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
它不是暴风骤雨式的改造，是建国十几年民族工作实践之后，结合现实反馈做出的审慎调整，从发现用字问题，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到中央层面研究论证，国务院正式批复，整套流程遵循制度化程序，不是突发的主观决断；同时它也绝非无关紧要的文字游戏，族称、地名，从来都不只是符号，它承载着一个群体的身份尊严。
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字偏见，并不会随着时代更迭自动消失，需要国家主动去修正，一字之改，本质上是把民族平等从宏观原则落实到文书、教材、日常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让每一个普通群众，在看到自己民族名称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体面与尊重，这正是这件事的历史价值所在。
把视角拉长，1958到1965年的这一段变迁，仅仅是文山多民族历史的现代篇章开端。更名完成之后的数十年时间，文山州继续在边疆建设的道路上前行，经历过边疆战火的考验，也经历过脱贫攻坚、生态治理的艰苦奋斗，西畴精神正是这片土地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的精神缩影，石漠化的荒山，依靠各族群众一起苦干实干，一点点变成绿水青山，这当中不分民族，大家共同面对生存环境的困境，一起改变家乡的面貌。
今天的文山，十一个世居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人口半数以上，各民族既保留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共享共同的地域记忆，对文山这片故土，对整个国家形成共同的归属感。
我始终认为，研究民族地区的地方史，不能仅仅盯着行政文件、建制沿革，建制、名称只是外壳，外壳之下，是一代又一代普通人真实的生活。1958年建州，1965年更名，档案文书记录的是批复、会议、条例，但是背后对应的，是大山里壮族村寨的农户，是苗岭之上的苗族百姓，是各个民族普通的边疆民众，他们终于拥有制度保障，可以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拥有体面规范的民族称谓。
古代史书当中，他们的祖先常常被用充满隔阂的外来词汇记载，而到了现代，本民族的身份，被正式、庄重地写进地方建制的名字当中。州名当中的壮族、苗族，是这片土地世代主人的印记，而自治州的内涵，又远远超出这两个民族，它容纳所有在此生息繁衍的族群。
放到整个中国民族史的大框架当中来看，文山州的这一段名称变迁，不是个例。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当中，多处都对旧时代遗留下来带有歧视、歧义的族称、地名进行修正，这些调整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摒弃封建时代看待边疆族群的旧视角，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民族，尊重各民族群众自身的认同与诉求。
部分域外的叙事，常常带着偏见，刻意曲解我国民族政策，把制度层面的规范化调整歪曲为文化改造，但是文山这段完整的历史脉络恰好可以作为反证，族称的修改，出发点是消除历史遗留的文字偏见，尊重民族群众意愿，不是消解本土文化，恰恰相反，制度保障之下，各民族的本土文化得到更好保护传承。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承认，政策落地是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五十到六十年代的边疆建设，也会存在时代条件带来的局限，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七十多年前的实践，历史分析应当置于当时的社会物质条件之下，拒绝脱离时代背景的苛责或者过度美化。
很多人游历文山，会沉醉于普者黑的山水，会惊叹铜鼓文化的厚重，会沉浸在花山节热闹的氛围当中，却很少会去留意州名背后的这段往事。可这些藏在地名、族称当中的历史细节，恰恰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把钥匙。多元一体不是一句抽象口号，它落实在一次次实地走访调研，落实在会议桌上各个民族代表的协商讨论，落实在一纸批复修改的汉字之上，落实在一代又一代各族群众并肩劳作、互通往来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七年时间，一个汉字的更替，浓缩了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身。它承接千百年来滇东南各民族迁徙、共处、碰撞、融合的漫长过往，见证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南边疆的实践探索，也启示今天的我们，各民族共生共融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达成的结果，它既植根于漫长历史积淀下来民间交往基础，也离不开制度层面不断的完善与呵护。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边疆自治州的名字更迭，更看到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在历史遗产之上，努力建设真正的民族平等，让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国土之上的族群，都能够拥有尊严，共同奔赴发展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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