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1930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学术公案——“梁胡之争”。争论的双方，是两位同样忧国忧民却路径迥异的思想巨擘：梁漱溟与胡适。争论的主题直指时代核心：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这一问，至今仍振聋发聩。最近我看了梁胡之辩的视频，不向梁也不向胡，认为“外敌当前，先要同仇敌忾；和平时期，内部积弊便是主要敌人，必须战而胜之”。对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不敢苟同。我的理由很简单：亡国奴是没有思考自由的。如何“救国”要分清主矛盾和次要矛盾。胡适提出的观点固然也有道理，但在强敌入侵的情况下，不顾强敌入侵而先反省自我，乃迂愚之见也。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明确提出中国需要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他将这五大问题称为“五鬼闹中华”，认为这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症结。胡适的立场很鲜明：坚持“责己不责人”，从自身找原因。他反对“一切归咎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反问“为何日本被叩开国门后能迅速崛起，而我们却不能？”，并以一连串反问强调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而梁漱溟的反驳认为：外敌当前，帝国主义是第一大仇敌。他在《村治》杂志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一文指出，贫穷直接源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源于帝国主义对军阀的操纵，胡适提出的五大问题皆由帝国主义派生而来。
我对胡适与梁漱溟的看法都有意见。我认同梁漱溟“外敌当前，帝国主义是第一仇敌”的观点，那个时候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而不是其他；但梁漱溟提出的五大问题皆由帝国主义派生而来观点，我不认同。因为胡适提出的“五鬼”问题，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就已有之。我认可胡适提出的“内部的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才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真正站起来的根本”，认为和平时期应将解决这些问题列为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问题，这个时期“五鬼”便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
梁胡之辩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了救国问题的层次性与时序性。当一个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外敌入侵时，首要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同仇敌忾。 此时若空谈内部改革、苛责自身积弊，无异于在敌人炮火下讨论房屋装修。胡适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而是不合时宜。因为“亡国奴”是没有思考自由的，一旦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连思考的权利都将被剥夺的，遑论改革与发展？日本侵略者是魔鬼啊，当了亡国奴，你就是它肆意凌辱的对象，连生命安全与最起码的人类尊严都没有，谈得上什么民族振兴与国家发展呢？
然而，当外敌的威胁退居次位，当国家获得了独立与和平的发展环境，胡适所提出的“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便上升为主要敌人。 这些问题不解决，一个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强大，一个民族就不可能真正复兴。和平时期的治国之道，就是对这五大问题逐一战而胜之。梁胡之辩至今已近百年，但它的思想光芒并未褪色。它告诉我们：救国没有一成不变的药方，只有因时制宜的智慧。外敌当前，团结就是力量；和平时期，改革就是力量：贫穷要靠发展来战胜，疾病要靠科学来攻克，愚昧要靠教育来扫除，贪污要靠法治来惩治，扰乱要靠治理来平息。
所以，对于胡适与梁漱溟的观点，要理性分析，汲取其优点，去除其糟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不忘外敌入侵时的同仇敌忾，不忘和平建设时期的自我革新，这两种记忆、两种精神，缺一不可，只是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理清先要解决哪个矛盾的时序。唯有如此，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在和平发展的长路上行稳致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