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蒋廷黻政学人生的迷思——重审“李济之问”与现代知识人的抉择|傅斯年|刘超(1971年)|李济之问|蒋廷黻|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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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超教授

摘要

蒋廷黻是20世纪中国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史学教育家和政论家。他在短短十余年中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要奠基人和领导者，其史学教育改革亦蜚声遐迩、影响深远，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认可。蒋廷黻长处在学术，但其夙志在政治。在苦苦追求政治理想的几十年仕宦生涯中，他尽心尽力，却备受挫折，建树平平。这种志趣、才性与环境之间的张力使蒋氏的愿望和能力之间发生明显偏离，既影响了其事功，亦耽误了其学术。在政界，蒋廷黻始终被排斥于核心权力之外，常被安置于外交系统，无缘主政地方；于学界，在与顶尖学者的角逐中，蒋廷黻亦始终略逊一筹。但因历史的机缘巧合，他在淡出学界之后，仍以不在场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全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蒋氏一生的沉浮与得失，令人深思。

关键词

蒋廷黻；李济之问；学者政治家；清华史学；《中国近代史》

随着“学术史热”的兴起，在2000年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蒋廷黻已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仅就中文学术界而言，关于蒋廷黻的研究论著已汗牛充栋，蒋氏代表作《中国近代史》则出现几十个版本。近代以来的所有中外史学作品，在中国能如此畅销、流布如此之广，屈指可数。可以说，“蒋廷黻热”已然成为一种现象级热潮，蒋本人也已成为一个独特而多面的文化符号。但迄今为止，关于蒋廷黻的大量论述和言说中，仍有许多偏差、误区和盲区，更有不少皮相之谈和臆测之词。他要么被拔高和美化，要么被丑化、标签化和污名化。有人认为他是士大夫的理想类型，是学者出山济世的佼佼者，甚至盛赞其“国士无双”，“怀太史公之才，抱张骞之志”；有人则斥之为“书生误国”、是蒋介石的“政治看家犬”。可以说，真实的蒋廷黻，已被数十年来形形色色的叙事涂抹得失真，不复原初模样。大量论著止于叙事和抒情，真正能够深刻理解蒋氏一生学行及其得失的深度研究，仍相对有限。

在蒋廷黻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许多谜团，困扰着诸多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大量史料的披露和理论工具的完善，许多真相逐步浮出水面，许多问题也渐趋清晰，为进一步的深度研究提供了可能。

蒋廷黻

一、拨开历史的迷雾：回眸蒋廷黻与“李济之问”

在近代中国，蒋廷黻是政学两界的要人，也是各界周知的社会闻人。其在学界和官场朋侪甚多，但私交甚笃的人极为罕见。而考古学家李济则是其中交谊最久、相知最深的极少数密友之一。李、蒋1920年前后在美国东海岸名校求学时相识，直至晚年还保持深度的私交。20世纪50年代起，李济每次赴美开会，都会与蒋面叙畅聊，所谈还多是学术问题，他们甚至相约合撰一部中国通史（当然，前提是蒋重返学界）。1965年2月，李济去华盛顿参加学术会议，蒋得知后邀李入住双橡园。期间，二人谈及蒋廷黻的过往、退休计划乃至人生观问题。李济问：“廷黻啊，照你看是写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啊？”蒋廷黻反问：“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一个是智者之问，一个是智者之答，共同构成了充满机巧的历史哑谜。是年5月，蒋廷黻退休，移居纽约，不久病故。从此，李济无缘就此再问蒋廷黻，而蒋廷黻亦无法再对世人剖白心曲。而那次极具历史意味的问答，就这样定格在了中国学术史上，引发无限怅惘和无尽遐想。

李济

这个疑问当然是李济本人的疑惑，实际上也是许多世人和研究者的困惑，更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谜题，是自古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普遍面临的困局。这可谓是“李济之问”。它如同哑谜一样，给世人留下了辽阔的想象空间，也吊足了许多研读者和研究者的胃口。对此，世人已有无数解读和追问。许多提及蒋氏生平和志业的人，都难免提及这个谜题，且众说纷纭。当年，李济显然是有疑而问，蒋廷黻也无疑是话外有音。时过境迁之后，不管蒋氏之言是机巧的外交辞令，还是本真的心曲袒露，后人都无法再追问，亦无需再揣度。

对此问题，自然可见仁见智，它的背后还牵涉许多困惑难解的谜题。表面上看，它在最直观的意义上，关涉的是学者从政的问题；但上升至理论层面，人们或可将其约略地概括为：对知识人而言，应如何处理好具有普遍主义的智识关怀（求真/立言）与现实主义的经邦济世（致用/立功）的关系？何者更适合自己？到底是通过专业创造（如科研）还是通过直接的社会政治实践（如从政），能带来更大的心智上的满足、更好地实现人生理想、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若进一步追问，则涉及学术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理想与现实，以及人性、人生意义乃至历史本体等深层次问题。上述对话只是一段尘封的历史插曲，它已然过去，但它绝不仅仅属于历史。因为，“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从未过去”（福克纳语）。“过去在未来之中，过去也包含了未来”（艾略特语）。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它自古至今始终绵亘于人类智识生活中。它宛若黑箱或暗河，令人困惑，也值得深究。

数十年来，对于蒋廷黻的生平、思想与志业，国内外学术界已讨论极繁。本文对此不作赘述，而是对就其中若干重要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有争议的疑点或被忽视的盲点略作申说。对此，我们拟回溯至19世纪—20世纪的历史长河和世界舞台，重点关注：蒋廷黻在学术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的地位和得失如何？其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想及行动之间关联如何？蒋氏个案可能潜藏着哪些理论意涵？这一探讨的理论关怀包括但不限于：（1）从全球境域理解蒋廷黻这一个案，将个人史、国史和全球史紧密关联；（2）从这一具体个案开掘一般性的理论内涵，实现从“个别”到“一般”的理论跃迁；（3）在方法论层面，将人物活动史、思想文化史和军政外交史进行融贯性考察，分析经验生活如何影响知识编码、形塑知识生产和人类认知，易言之，探讨从经验世界到情感、意念、认知等方面的衍射机制和过程。以上探索将使本研究显著地区别于已有的同类研究，并实质性地推动本领域的前沿进展。

蒋廷黻著《蒋廷黻回忆录》

二、民国知识界的健将：“学者政治家”的学术行迹

（一）学优而仕：“学者政治家”之崛起

蒋廷黻生于湘中富商之家，幼时先后就读于私墪和教会名校，1912年负笈赴美。1918年从欧柏林学院毕业后，他特地赴法国参与战地服务一年。期间，曾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有所接触。一战后，世界格局纵深变动，国际思潮风起云涌，蒋廷黻正是在此环境下接受了欧美思想的熏陶，尤其深受新史学影响，形成了他一生学思的底色。1919年夏，蒋廷黻入哥伦比亚大学，他先专攻新闻，继而改学政治，最终转学历史。期间，他主攻欧洲史，接受了一流的史学和社会科学训练。其博士论文于1923年出版，收入哥大著名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并得到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多家重要期刊的推介。

蒋廷黻是学业优等生，但绝非学究气的书生。留学期间，蒋廷黻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参与能力。华盛顿会议期间，他与诸多同学积极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声援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努力。在这一系列实践中，他磨炼了自己的政治才干，积累了早期的人脉资源。在1920年前后，与蒋廷黻同在哥大留学的还有童冠贤、罗家伦、刘师舜、冯友兰、杨振声、朱经农、张彭春、张广舆、查良钊、杨荫榆、陈达、李景汉、冯景兰、徐志摩等众多青年才俊。是时，在美东地区（尤其是哈佛和哥大）先后汇聚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一个庞大的精英群落，其中先后有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汤用彤、俞大维、李济、梅光迪、张鑫海、楼光来、竺可桢、叶企孙、吴之椿、饶毓泰、陈翰笙、顾淑型、林语堂、何思源、杨亮功、顾泰来、周炳琳、段锡鹏、何浩若、钱端升、燕树棠、陈衡哲、刘崇鋐、罗隆基、汪敬熙、朱君毅、洪深、陈岱孙、赵迺抟、孙本文、曾昭抡、姜立夫、杨石先等。他们日后大都成为中国各界的名流，有的甚至蜚声国际。

徐志摩

（二）蒋氏学术生涯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制化

1923年，蒋廷黻博士毕业后，旋即与刘崇鋐一道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在该校创立了史学系，建立了西方史课程体系，此后逐步转入国史撰研。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就陆续出现一系列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其中梁启超、萧一山、左舜生、李剑农等均颇有影响。据不完全统计，1924年中国出现第一部中国近代史专著，至1928年已达21部，各类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然而，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对近代史研究进行体制化，则始自罗家伦和蒋廷黻。蒋廷黻于1925年在南开大学启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罗家伦则于1926年在东南大学开始起步，二人南北合力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他们在掌握大量“原料”（raw material）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和扎实的理论，制度化地开展批判性研究，这使中国近代史真正发展为一个学术领域，并逐步成为学科。自2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世史”等课程逐渐“成为学校之中必教的一门课”，中国近代史作为“学术、教育领域的专门学科，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罗、蒋会师清华后，使这一学科得以正式创建，也使清华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罗家伦与蒋廷黻的国际视野，他们对各类原料的充分掌握、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素养，为近代史学科确立了较高的起点并为其发展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在基本理念、价值取向、总体框架、人才队伍等方面都奠定了一定基础。更因扎根清华这一融汇中西古今的绝佳平台，这一学科从开始就具备了宏大的视野、更高位势和更深厚的根基，且能更好调度充裕的资源资政育人。这是清华之幸，亦是学术之幸。

蒋廷黻虽留洋多年，但历来注重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本土化。早在南开时期，他苦读古籍，恶补中国传统文化；并与何廉等人推动学术研究的本土化、教育的“土货化”运动，其教学科研注重中国的现实需要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他积极搜集资料，开展田野调查和访谈调研，撰写论文。1924年起，北京所存明清档案的大规模开放，在学界掀起了热潮，极大地刺激了许多学科领域的发展。蒋廷黻反应敏锐，他充分利用新见史料推出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当时国内近代史学界，对明清档案的利用已成热潮，但在罗家伦看来，“能用一手史料的，只有蒋廷黻”。当时一般文史学者只能通过考据、训诂、叙述等传统方法研治史学，而蒋廷黻则擅长社会科学的治史进路。这种综合运用原始档案、公开资料、口述和田野调查等方法，在当时是重要的方法论创新。蒋廷黻治史注重运用多语言、多学科，充分挖掘多国档案。他谙熟社会科学理论，能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积极推动人文社科的中国化，这使其在学界很快脱颖而出。语言优势、理论工具、国际视野、社会历练等方面的显著优势，更使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首屈一指，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佼佼者和奠基人。为此，罗家伦掌理清华后，亲自赴津竭力将其强聘至清华，领导该校史学教育的改革。1929年5月，蒋廷黻进清华后，也的确不负厚望，各项工作风生水起，享誉全国。

罗家伦

到北平工作后，罗家伦、蒋廷黻和郭廷以等常去抄阅档案，蒋廷黻后来还推动清华购买了至少几百公斤清代档案，供师生研究之用。这为清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使其研究团队深受其益，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枢，引领了全国的近代史教研。此间，罗、蒋还一起参与了许多明清档案的编辑、整理及陈列展览等工作，与陈垣、沈兼士、陈寅恪、钢和泰、顾颉刚、叶恭绰等一并担任了故宫专门委员会成员。罗家伦、蒋廷黻还先后到北大兼课。蒋廷黻在清华身兼诸多要职，还一度担任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总编辑（1931—1934）。他还继续关心政治并介入其中，扩大自身影响力，赢得了极高声望。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极为活跃，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蒋廷黻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抱负，对社会政治问题兴味浓厚，他学术兴趣广泛，但对参与的论争却是高度选择性的。他讨论得更多的并非一般学者所热衷的学术文化议题，而是更为宏大的、更具政治意味的大问题（big problem issue），尤其是内政外交，比如外交政策问题（特别是对苏、对日外交），以及民主与独裁问题。蒋是雄辩家，也是实干家。作为清华史学系的掌门人，他极有主见。对许多学术讨论，他并未直接参与论辩，而是在治学办学实践中进行了间接的回应。他的学术理念见之于论著和办学活动中。为了更好地发表对社会问题的意见，蒋廷黻发起并与胡适、傅斯年等共同创办了《独立评论》。蒋也很快由知名学者成为蜚声朝野的公众人物和著名政论家，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他连续三次被蒋介石召见密谈，1935年返国之后即被蒋介石征召入内阁，从此正式告别学界。

胡适

（三）被低估的“初步报告”

全面抗战时期，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学界逐步形成中国通史撰述的热潮。已投身政界的蒋廷黻也于此略有展示。1938年初，沾染了俄人特有的“冷酷”的蒋廷黻，由苏返国，回归行政院。在汉口候任的几个月间，他凭借记忆、感悟和极有限的史料，仅用两个月时间就一气呵成完成了他所谓的“初步报告”《中国近代史大纲》（日后一般通称《中国近代史》），纳入陶希圣等人主编的“艺文丛书”于当年7月出版，翌年又相继推出两个版本。在当时唯物史观盛行一时的史学界，蒋著的论述可谓独出机杼。而在此间同类著作中，最受推崇的通常是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有人认为“李氏史识高明，史才透辟，史评练达，诚一代之名史……还没有谁胜过他呢！”至于陈氏之作，1935年出版后，在短期内印行了四次。它在当时得到蒋介石认可，并作为“大学丛书”教材普遍发行，成为官方指定的教科书。有人甚至认为，此书在同类著作中代表着“最高学术水平”。相比之下，蒋著《中国近代史》当时的反响并不算突出。著名报人曹聚仁甚至认为它根本算不上“值得介绍的史著”。

曹聚仁著《书林又话》

实际上，从学术地位看，当时的蒋廷黻远在李剑农、陈恭禄等人之上。从外语水平、社科素养、世界视野、国际声望看，陈、李诸人更是难以企及蒋廷黻。蒋著《中国近代史》简约扼要，切中肯綮。全书仅五万余字，但都是充分消化史料、谙熟史事和洞察世事后淬炼所得的精华，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阅历沉淀后的独创性的思想结晶，而非一般性的史料汇编和史事铺陈。这与同期的许多名家之作迥然不同，其思想高度和学术含量无疑更胜一筹。当罗家伦、郭廷以、罗尔纲等诸多名家还拘囿于“编史”阶段时，蒋廷黻已昂然前行于“著史”的大道上。

严格地说，这部作品的主体内容止于孙中山逝世前后，之后快速宕笔至全面抗战时期。其收尾颇显仓促，似乎“未完成”。但它却是蒋廷黻论著的集大成者，也是近代化史观类作品中成就最突出的一部书，较好地体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学术追求。因此，对此书的评价可谓是对蒋廷黻学术的总体评价。该书论述侧重于晚清史，对民国史的叙述非常简略，点到为止。涉及当时主政中国的蒋介石的部分，该书亦只用了短短三四百字。但他此外的许多直接间接的文字和行为，都已表明了他的相关判断。若将他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与三四十年代的大量政论结合起来对读，则不难发现，其政论写作可以与学术写作形成互文，明暗双线并行。他以政论为史论，由此通过政论写作间接地完成了史论写作。除时论、政论外，他还有游记、演讲、考察报告及回忆录，以及在课堂、会议上的发言等，这些都同样能展露其思想。因此，他的诸多言行已对后孙中山时代中国问题的认知进行了隐晦但较充分的呈现，已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观测和研判。就此而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体系并未因《中国近代史》的欲言又止、戛然收笔而“未完成”，而是相对完整的。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

（四）蒋氏致思风格与学术特色

应当说，蒋廷黻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致思风格和文风（《中国近代史》即是突出代表）。其风格可谓以史为政、史政融合、相辅相成：历史研究中有政治意识，政治论述中有历史意蕴。正如有论者指出，其史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他以史论为政论，寓政于史、以史资政，理论、政论与策论深度交融。这种风格一反学院派的常规套路，显得简约洗练，效果非同凡响。

而在这种思维风格之下，其学术风格则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国际视野、政治眼光、民族意识、科学精神。首先是国际视野。蒋廷黻有丰富的国际知识和跨国经历，能从世界大局看待问题。蒋氏还有政治头脑和眼光。所谓政治眼光，可以理解为有全局观，能体察到思想文化背后的政治强度，洞察学术背后的国家根本利益和战略考虑。作为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外交家，他能高屋建瓴、综揽全局，对国家发展的大局和未来走向有深层考量。这种眼界和位势，若无长期的丰富历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没有这样的历练和位势，就不可能淬炼出这样的思想结晶，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深度和力度。而这，无疑也是其他同行（或绝大多数学院派人物）难以奢望的。蒋廷黻少小出国，回国后广泛调研和结交名流，在最高决策者身边工作多年，又出使异国（在国外的时间逾30年），对国内外各行各业的情况都不陌生。他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均有接触，其历练的丰富性、视野的广度和高度，都远非一般知名学者所及。正是“学者政治家”的历练和思想锐度，使其在学界卓然不群。其政治家之文也与一般学者之文迥然有别。

蒋廷黻还善于将国族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较好地统一起来。他既有民族主义思想，又有世界主义追求，能自觉适应世界潮流，实现国族意识与国际视野的有机交融。他通过国族意识维护主体性，通过坚持科学理性融入现代世界普遍主义的文明进程。他秉持理性精神（以普遍主义/世界主义为取向），吸收现代化范式和文明史范式，用文明的尺度去衡量一国的治理体系和国家建设。他不赞成简单化的“革命外交”，而是强调在尊重现代规则的条件下，参与塑造国际秩序。故在其论述框架中，科学理性与革命精神得到了部分的调和，革命与近代化也得到了部分的兼顾。

张旭东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反思》

蒋的论断乃是一家之言，但在民国思想和学术界，也可谓是一派之言。在民国的所有史家中，在“现代化叙事”范式方面，影响最大者，首推蒋廷黻。蒋氏作品，在此派中虽未必是开其端，但无疑是总其成、成其大。而“革命史叙事”阵营则当首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他们是对“《中国近代史》的扬弃”，意在推倒“蒋廷黻他们的意见”。就思想自觉和政治意识而言，近代史学界的作品中，真正能与蒋廷黻相颉颃的，也正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同样是小册子，同样诞生于战火之中，该书1948年在香港出版后，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影响甚大。这两部作品都有自觉的学术眼光和政治意识。胡绳早年曾是北大学子（蒋此间在该校讲授近代史），也曾是蒋氏的读者（而与胡绳齐名的中共党史权威胡乔木，此时则在蒋氏主政的清华史学系就读）。胡绳早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直至后来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挑战的主要对象都是蒋廷黻等人的论说体系；而后世学者中，能较好地传承了蒋廷黻思路的，或可推陈旭麓等人。易言之，在学术质地方面，与蒋著《中国近代史》更具相通之处的，是陈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两书之间有隐然跨越时代的思想对话，是一种隔代的学术接力。

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三、伯乐与千里马：教育改革与“清华历史学派”之崛起

蒋廷黻能力极强，文才口才都远胜同侪，进入清华后，更是如鱼得水。他授课艺术炉火纯青，管理能力出众，即便是在名流济济的清华，也卓然不群。随着一系列力作陆续发表，他迅速从一个初露头角的学术新秀崛起为蜚声海内外的学界权威。欧美学者如曾于1928年到哈佛讲学的英国著名外交史家韦伯斯特（C.K. Webster）等人即对蒋廷黻颇为认可。此时的他，既是著名史家，也是知名政论家和国际观察家。作为史家，蒋廷黻无疑成就不凡。但在高手云集的史学界，他显然还很难说独步一时。至少，在北平史学圈，其学术地位不仅难以比肩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这“三大老板”，即便与“史学二陈”陈垣、陈寅恪及钱穆等相比，也略逊一筹。但就史学教育和治系实践而言，其水平和贡献恐怕首屈一指。他极为重视人才培养，将自己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付诸教育实践，深度融入育人过程中。他是一流史学家，更是杰出的史学改革家、教育家，近乎缔造了一个历史学派，其中涌现了季羡林、何炳棣、杨联陞、周一良、费正清、夏鼐、刘广京等蜚声国际的学者。

何炳棣著《读史阅世六十年》

（一）蒋氏与清华史学的纵深改革

清华史学系正式创建于1926年，历经陆懋德、罗家伦等系主任，但始终未形成理想的办学模式。蒋廷黻1929年移席清华后，旋即启动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革新办学理念，调整学科布局，充实人才队伍，完善育人体系，加强社会参与及国际合作，保持密切的国际交流。

蒋廷黻明确倡导“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为此，既要力矫泥古不化、推动近代化，又要改变食洋不化、推动中国化。是故，他对杨树达、张奚若等“旧教授”都持保留意见，并新聘了一批知名学者（如雷海宗）和青年教师（如张荫麟），打造了极具活力的学术团队。

雷海宗

在蒋廷黻到任前，清华史学系在各方面都远未实现近代化和中国化。就任之初，他对该系的学术取向和课程体系极不满意。在他看来，当时无论是本土派学者还是留学归国学人，大都“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他常说，“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实在治书只是工具学……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所以清华的史学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除兼重西史学和社会科学外，设立的课程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他认为当时该系旧有的课程和师资难以助力该系的近代化，因此，他系统地重构了该系的师资队伍和育人体系，对不适任的学者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新的学术布局。其布局如下表1。

表1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核心师资及其主要专长举隅（1934—1936）

苏云峰编撰《清华大学师生名录资料汇编1927—1949》

该系还极力支持毕业生出国深造，充分利用优越条件，选派优秀学子（主要是研究生）出国留学。这不仅可以满足清华学术建设之需，更可以为国家储备学术英才。蒋廷黻特别重视中外关系史研究，注重培养此类人才，因此，他从史学系选拔了“少数优秀青年”进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绩好，我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历来侧重研究欧美大国，对日、俄、东南亚等重要邻国的研究素来薄弱，蒋廷黻有针对性地布局，在这些相对薄弱的领域造就了多位一流学者，极大地弥补了中国学术界的短板（日后中国几位最重要的亚洲史、苏俄史学者，如周一良、朱庆永、丁则良等，都出于清华）。总体上看，该系战前入学的学生中，几乎每届都有日后出国留学且成绩卓著的。仅在1930年—1945年间出国留学的就有张贵永、邵循正、王信忠、张德昌、朱延丰、夏鼐、杨绍震、朱庆永、黄绍湘、丁则良、何炳棣、李定一、刘广京、任以都等一二十人，其中主要留学西欧和北美的学术重镇，亦有部分留学日本东京大学。

此外，他还身体力行，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推动治学工具的更新，通过一系列原创性研究为“三个并重”的办学理念和学术境界做了很好的示范。蒋氏认为，“中国历史已成为一种国际学术”，了解国际上各门学术及其研究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做综合工夫”。可以说，清华历史系倡导的乃是一种“新汉学”的细致风格和“新史学”的恢宏气象兼具的学风。何炳棣盛赞，“这种高瞻远瞩……的政策，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极富参考价值”。

蒋氏的此番改革，有重要意义。要言之，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强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史学的建制化进程，特别是史学科研的制度化，使之不再沉迷于个体化、离散型的学问赏玩，而是确立了以协同为特征、以产出为导向的制度化探索。其二，推动了“新史学”的决定性进展并使之与学院体制深度融合。其三，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长足发展。其四，于清华而言，此次改革缔造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它建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开始“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制度化地造就高水平人才。这一切，都对此后几十年中国学术（不止于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做出了重要的知识贡献、人才贡献和社会贡献。

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二）蒋氏改革的历史影响

蒋廷黻掌系多年（并曾代政治哲学家冯友兰执掌文学院一年），开启了清华史学的黄金时代，使其在全国后来居上。他善于布局，审时度势地积极发展新兴学科领域（首先是中国近代史），使该系极具活力，获得了很高的起点和显示度。这种改革的成效果然非同凡响。1934年，陈之迈留美归来到清华任教时，亦不由得赞叹：“气派完全不同了……这个历史系的阵营堪称当时海内第一。”何炳棣日后也感慨，经过蒋廷黻改革后的清华史学系，其“课程、人才、教研取向似已较国内他校均衡、合理、‘完备’。课程模式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蒋廷黻离开之后，雷海宗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办学理念和政策，该系仍人才辈出。因此，蒋的影响仍在隐然延续。晚年蒋廷黻在回眸生平时，还自豪地宣称，他们所创立的一整套课程体系“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

在20世纪30年代的史学教育界，蒋廷黻堪称“革命者”，其改革影响深远，惠泽甚广。他所惠泽的不止是清华史学系，而是整个清华乃至学界。从蒋廷黻直接受益的，还有不少北大学子及外国留学生。1929年—1934年，蒋廷黻还受北大史学系之聘，为学生讲授“清史”（外交部分）、“中国近百年史”（民国以前部分）和“国际关系史”等课程，由此也直接或间接地熏陶了许多北大学子。此间北大学子中日后涌现出一批史学名家或各界要人，其中有胡绳、刘导生、吴湘相、王德昭、孙思白和熊德基等；同期，罗尔纲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职，对蒋的学行颇为关注。其时，哈佛大学教授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派遣许多哈佛学生“到远东去完成学术训练接受声名显赫学者的指导”。而蒋廷黻显然就是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少壮派教授。牛津大学博士生费正清初次来访时，蒋廷黻“才36岁，却已经是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权威”。蒋指导费正清开展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并为其推荐发表处女作，使之迅速“扬帆起航，驶向那学术研究的海洋”，终成一代大家。——费正清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哈佛成为该校史学系的重要力量之一。同期来燕京大学深造的戴德华（George E. Taylor）、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也在北平接受了良好的汉语培训和中国学训练，成为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的领军人物。而他们在北平求学时代，对蒋廷黻的学思和行谊，当并不陌生。

叶理绥

此间，清华系的近代史学者群体人才济济。清华历史学派隐然成型，并以其鲜明风格和极高的标识度独树一帜，它具有清华学派“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一般特质，又体现“三个并重”的学科特色。经数载经营之后，中国史学界也隐然生成了“清华系”，其中有史学系培养的邵循正、何炳棣、夏鼐、吴晗、孙毓棠、谷霁光、罗香林、黄绍湘、丁则良、王永兴、汪篯、梁嘉彬、李春辉、齐世荣、胡如雷、黄明信等（经济系则涌现了史学名家杨联陞、汤象龙、巫宝三、梁方仲、严中平等，其他院系则有吴承明、刘绪贻、赵俪生、赵光贤、姜书阁等，他们大都曾受教于史学系的教师）。该系名师济济、人才辈出，人才培养质量甚高，几乎每届都能涌现若干拔尖人才，近代史领域的人才尤其密集。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已开始发表学术作品，硕士生的习作或毕业论文作为专著出版的更是常见，其中最突出的是蒋氏高徒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日后，台湾“中研院”的相当一部分文史组院士，都有清华背景。1959年，年仅45岁的杨联陞膺选“中研院”院士；1966年，49岁的何炳棣亦随之当选；1968年，郭廷以当选；1976年，西南联大肄业生（也是费正清在哈佛的博士）刘广京当选。可以看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中研院”院士遴选中，原北大、清华系学人有压倒性优势，而近代史的院士，都出自蒋廷黻团队。20世纪60年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后，在该所7位第一代专职研究人员中，郭廷以、张贵永、陶震誉、杨绍震4人均出自清华史学系。以上种种，均可谓当年蒋廷黻在清华的教育改革成果的部分体现。蒋廷黻历来赞成“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他并不贸然鼓励青年以历史为专业和职业，但在蒋氏等人“学史致用”等入世风气的影响下，该系毕业生中也确曾出现部分颇有事功的人才。

清华造就的这批人才，除了部分留校任教外，多数服务于其他学术机构，日后开枝散叶、遍及全国，如北方的南开大学、东北大学，南方的中央大学（郭廷以、张贵永）、浙江大学（张荫麟、王庸、丁名楠、沈鉴及国学院毕业的陆维钊等）、武汉大学（姚薇元、石泉）等名校。“清华历史学派”的影响由此持续扩大，促进了学术互惠。院系调整后，史学重镇北京大学也成为原清华历史学派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南方，中央大学的郭廷以也培育了诸多弟子，日后遍布海内外各著名学术机构；金陵大学的陈恭禄则培养了章开沅等高徒，日后章门更是人才辈出。

值得一提的是，此间在蒋廷黻任教的清华文学院就读的还有冯契（宝麟）。冯契1935年进入清华，受到了“清华学派”的熏陶。他间接地影响着蒋身后的“命运”。冯契毕业后长期任教于沪上，与史家陈旭麓是学术知己，思想高度契合，在学术上长期相互启发、相互滋养和借鉴。由此，他无形中将清华学派的精髓与陈氏进行了深度共享。陈旭麓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大学文科教育，久慕蒋廷黻之名。在全面抗战前后，他已是蒋廷黻的读者，较早地读到过蒋氏的许多作品并深受影响。此后，陈氏对蒋的学术贡献始终不忘。时隔数十年，还排除阻力使蒋著《中国近代史》得以再版，为其赢得了身后的荣光。

冯契

四、“过河卒子”的暗面：宏图大志与政绩平平

蒋廷黻自幼怀经国之志，渴盼从政济世。留美期间，他就屡屡公开表露强烈的政治抱负。他逐步意识到，“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须专攻政治科学……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为此，他积极投身社会政治实践，加入各种社团，熟读史书以备资政从政之用，“现在研究历史，以后创造历史”。1922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月报》称：“前联合会东部分会主席蒋廷黻将于11月23日……回国，在他进入雄心所在的政界前，蒋先生将在教育界供职数年。”在清华时，系中同人也赞其“不单是个学者政治家，也是运用政治家头脑，运用政治家远大计划来从事学问的”。

蒋氏虽任职于学术界，但仍保持着旺盛的政治兴趣，主动接触各级各派官员（如外交部长王正廷和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积极献计于当局。他还积极议政，与胡适等人合办了政论大刊《独立评论》，在舆论界极为活跃（在4年间，仅在该刊发表的政论就多达60篇左右）。他也确实进入高层视野，受到许多权贵的垂青。1933年夏，蒋介石首次在庐山牯岭召见蒋廷黻，征询对时局的意见。1934年暑假前夕，他又被蒋介石召见并两度密谈，被委以在苏、德、英等国开展秘密外交的重任。

王正廷

（一）“学者政治家”的宦海沉浮

1932年起，蒋介石为应对挑战、笼络人心，大量延揽学者从政。1935年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院长后，组建了人才内阁（亦称文人内阁、行动内阁或政学系内阁）。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学者从政”热潮中，蒋廷黻也受邀入阁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正部长级），成为蒋氏身边的高级幕僚之一。

蒋廷黻出山之际，学界普遍不看好，其中固然有人是出于嫉妒，更多的人则深知仕途艰险，对其前路和下场不甚乐观。但蒋廷黻对此不以为意，踌躇满志。他虽身为学者，但素极鄙夷中国旧式文人身上常见的清高、柔弱、天真、低能。他有政治抱负，并自恃有治国之才。然而，从政之后，与职业官僚相比，他身上的文人气仍显露无遗，堪称当时高层最具自由个性的官员之一。这使之成为官场异类。履职行政院后，他书生本色、旧习未改（这也正是学者从政中的普遍现象），他身居政治中枢，仍爱舞文弄墨，经常就现实问题撰文发表个人意见（仅1936年就以个人名义至少公开发表时政评论类文章6篇），招致诸多非议，导致蒋介石不得不亲自过问。此后，蒋廷黻仍本性难移。此外，他不满意官僚体制的繁文缛节、人浮于事、推诿懈怠等积弊，推进了一系列激进改革。他自认为此番改革是出于公心，结果却引发强烈反弹，很快得罪许多权臣，使其从此深受掣肘，困难重重，仕途坎坷。任职11个月后，蒋廷黻就被调离行政院，外派到莫斯科担任“吃力不讨好”的驻苏大使。从此，有志于内政的他，长期辗转于外交系统，难以施展济世之志。开初，蒋即将出使苏联的消息传出后，大家给予了“最高、最亢奋的希望”，盼其能“促成苏军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的侵略”。然而，这些期待显然过于天真。在苏期间，蒋与苏方的谈判并不顺畅。“西安事变”爆发后，蒋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情况下，径直找到苏联外交负责人大闹，几乎酿成事故。这在外交工作中显然是有失专业水准的。在苏联“受够了”之后，蒋被调回行政院，官复原职，成为孔祥熙内阁的要员。

江勇振著《蒋廷黻：从史学家到联合国席次保卫战的外交官》

1943年10月底，蒋廷黻奉派赴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大会，随后滞留在美近一年。1944年底，抗战胜利在望，国民政府行政院亦相应地成立善后救济总署（“行总”），蒋廷黻被任命为署长。但因管理不善，蒋履职未久就出现大量账目不清的情况，酿成重大弊案。他也遭到宋子文、陈立夫的猛烈攻击，1946年被迫辞职。1947年，他再次被调离行政院，重返外交系统，赴美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负命为蒋介石政权奔走。统观蒋廷黻的仕宦生涯，从行政院政务处、驻苏大使到“行总”等，他几乎在每个岗位都出现了不小的工作纰漏和风波。这足以证明，作为学者/“学者政治家”，蒋廷黻或许算是长袖善舞；但作为职业文官，其行政能力和建树并不突出，不仅于内政力不从心，于外交也算不上得心应手。其表现甚至不及同属学者从政的丁文江、翁文灏和王世杰等，反而与同期出山的南开旧友何廉颇为相埒。

蒋廷黻原以“知外交”的专家见称，在内政部门短暂任职后，即转入外交系统，由外交史家成为外交家。终其一生，蒋可谓以外交始，以外交终。蒋廷黻动辄称自己“不是职业外交家”，希望回老本行搞学术。但他从政30年，从事内政工作的时间仅有9年（1935—1936、1938—1946），从事涉外工作长达20余年，却并未在政治外交史上留下多少痕迹。日后，人们在回眸中国政治外交史时，蒋廷黻之所以还会被偶尔提及，并非因其在“创造历史”方面有多少建树，而主要是因为他20世纪50年代的几次联大“控苏案”，以及在联合国任职内极力阻挠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维系风雨飘摇的蒋政权的“国际存在”。但这终究是历史逆流，螳臂当车。

蒋廷黻自视清高，但派系斗争中亦难幸免。在派系方面中，蒋廷黻通常被认为属于政学系，是翁文灏的重要助手。此外，他还与孔祥熙关系密切，处处维护这位上司（然似乎始终未成为其心腹），是故受到宋子文、CC系的联手压制，处处被动。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权内，政学系自诩为清流，但同样无法免于官场派系争斗。蒋廷黻亦与其他派系势同水火。与当时绝大部分官员不同的是，蒋廷黻为官清廉、不中饱私囊，但因管理不善，的确造成了许多纰漏。此外，蒋廷黻的个人生活也并非毫无争议。这给其生活和工作都造成严重困扰，甚至直接蚕食了其健康。

翁文灏

许多学者在书斋中指点江山，看意气风发，但进入真实的历史大舞台后，实则微不足道，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蒋廷黻并非不谙此理，他自知“事功与学术不可能兼顾”，“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在中国则不然……头等领袖必须兼双重资格”，故有“君师合一”之说。因此他极为推崇曾国藩，并希望师法曾氏，却终究技逊一筹。这种思出其位、急于用世的心态并非个例，当时确乎有许多学者往往“内心有某种政治抱负”，不安于书生之位。罗家伦1926年回国至东南大学任教时就是如此，他任教不足一年，便成为蒋介石秘书。蒋廷黻到政学系的班底南开大学任教时也是满怀憧憬，日后也在吴鼎昌等人推荐下接近了蒋介石，并在其身边担任秘书类工作。

然而，这类学者自以为是经邦济世，实际上只是“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供蒋介石驱驰。他们不甘心像普通书生那样旁观现实，而是希望直接介入政治运作，掌握权力，有所作为。但进入权力场之后，他们仍不过是“技术人员”“局内的局外人”，无法参与关键决策。

曾国藩

（二）“知蒋莫若蒋”：“学者政治家”与政治家的张力

蒋廷黻为官多年，长期从事的是秘书类工作，从事外交工作也并不舒心。这显然非其所愿。因此，他一直渴盼到担任地方主官，主政一方。1940年在行政院任职时，他谢绝了出任中正大学校长的邀约。1946年从“行总”辞职后，苦闷沮丧至极的他又谢绝了蒋介石提议的驻印度或土耳其大使职务，他明确表示“不想出国”；随后又明确谢绝了出任南京市长、上海市长或北平市长等职的建议。当时盛传蒋介石将在省政府中任命部分文人主席。省主席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权力很大”，历来是军政要人竞逐的肥缺。蒋遂瞩意于湖南省主席一职；愿望落空后，他又期待主政台湾，但也随之落空。之后，行政院秘书长等要职都悉数落空，仕途沉浮使他备受煎熬，不由抱怨“政府会给我职位，但不会给我权力”。蒋廷黻的沉浮，当然是多种原因所致。而他的这一切遭逢，关键原因之一，都在于蒋介石。蒋介石并非不了解蒋廷黻。他清楚蒋廷黻几次任职都造成纰漏，也深知许多同僚对其评价不佳。蒋介石知其适合外交而非内政，因此没有让其主政地方。在三次召见蒋廷黻讨论其职位安排被拒后，蒋介石正式将其安置到联合国任职，让他继续办外交。蒋廷黻极不情愿，却只能受命赴任，从此再也未能回到祖国大陆。“知蒋（廷黻）莫若蒋（介石）”，此番安排，亦可谓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说到底，蒋介石始终视其为下属（“卒子”），而从未尊其为“王者师”——无论蒋廷黻等许多文人们对此有多少一厢情愿的执念。

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任何人经得起长期的凝视。通过多年的近距离观察，蒋介石与蒋廷黻对彼此的长短和得失，都稔熟于心。正所谓“可看花愁近最高楼”（陈寅恪语），越是在权力中心，就越能看到当时各种微妙而复杂的面向。“二蒋”共事多年，如果说蒋介石了解蒋廷黻的话，那么蒋廷黻也深悉蒋介石之人，深知蒋介石与他心目中的所谓“头等领袖”相去甚远。他长期为蒋介石所用，但对蒋介石政权并非完全认同。作为深具国际视野、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学者，他尽管鼓吹威权政治，但未必完全认同蒋介石的一系列理念、政策和做法。他在各类公开表态中频频称颂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在回忆中则对其颇有微词，在私下交流和日记中更是充满愤懑。他显然对现实不满，对国民党政权别有想法，对蒋介石也持保留意见。他认识到，尽管蒋介石曾留洋，但他本质上仍是一位中古式军政人物（自然，中国也“还不是现代的国家”）；他儒法并用，并吸收了某些党化思想。他偏好“以军统政”，有浓厚的“家天下”习气，本能地自以为“朕即国家”。在此生态下，所谓民主法制通常不过是政治斗争和社会控制的手段，徒具虚名。其权臣陈立夫、吴国桢、孙立人、陈布雷、陶希圣、叶公超、王世杰、张道藩等都曾为蒋介石效忠多年，但皆被“用完即弃”，被主子无情地抛弃，鲜有善终。相对而言，蒋廷黻或许更为幸运，尽管其在任上出了各种问题，也长期遭受攻击和非议、长期因婚恋问题而满城风雨，但是始终安居高位，最后“平安落地”，勉强得以善终。与同属从事学者外交的罗家伦、叶公超等相比，蒋介石算对他格外“仁慈”“开恩”。或许，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使苏时为曾竭尽全力把“太子”蒋经国从苏联救出、使其父子得以团聚？

蒋介石

蒋廷黻虽久居体制内，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加入了国民党。他在1947年赴美后反而与顾维钧等积极筹建中国自由党，组建新内阁，可见他迫切希望推动变革，改变现状。但最后，蒋介石说：“廷黻还是回到党内来吧！”一句话，就让他和许多同僚几年的努力，折戟沉沙、灰飞烟灭。

可以说，他决定应蒋介石之召而出山的那一刻，后半生的沉浮进退、冷暖得失与荣辱，皆系于蒋介石。蒋廷黻之所能屡任要职，与蒋介石的支持有关；而他之所以屡屡不得志，也同样与蒋介石有关。他与蒋介石休戚相关，身不由己。因此，蒋廷黻对蒋介石的感情非常复杂。步入仕途后，蒋廷黻意气风发的学者生涯一去不复返，而且长期深陷“求而不得”的困境。比如，蒋廷黻入仕后，始终渴望能担任核心实职或地方主官，但蒋介石却往往将其安置在外交系统，未遂其意。又如，蒋廷黻多次遭“猛禽”宋子文、CC系攻讦，蒋介石未施援手，反敦促他要和CC系维护好关系。再如，1947年赴美任职后，蒋廷黻多次提出辞呈，希望回归学界，却始终未获恩准，不得不在“外交”系统超长期服役。最后，直到蒋廷黻1965年身患癌症、无力继续履职，蒋介石才允准其退休。然而，此时他早已油尽灯枯。蒋廷黻期盼回到台湾重操旧业，但已难以成行。即便正在进行中的口授回忆录工作，也因溘然长逝戛然而止。其此生直到最后，依然是“求而不得”，空留满腔“未完成”的遗憾。

宋子文

（三）“学者政治家”的现实得失与政学之思

学者从政看似诱人，但个中得失冷暖，不足为外人道也。即便是长期研究外交、“知外交”的从政学者（甚至被认为是国民党政权内“最知外交的人”），投身外交实践后，“办外交”的业绩也难称出色。在各政务系统中，蒋廷黻实际上相对适合于外交，而即便是在其相对擅长的外交领域，他也建树无多。“知易行难”似乎又于此平添一新例证。从实际效果看，总体而言，学者外交似往往明显不如职业外交。即便是学者出身的群体中，蒋廷黻的建树也不及王宠惠、罗文干等，更不如陆徵祥、伍廷芳、顾维钧、颜惠庆、宋子文、郭泰祺等职业外交家。

治学与从政、求真与致用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学者和政治家的思考方式也不同。作为外交专家，蒋廷黻撰文论政头头是道，但是投身政治外交实践时，却力不从心，处处碰壁。从实际看，当时许多清流时常自标高格，抱怨没有实权，但一旦被委以重任，则往往难当其重、状况频出。学者政治家大都如此。低估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和仕途的挑战性，误将学术水平等同于办事能力、将学思才华等同于实践智慧，这是严重的认知错位，或将贻害深远。

在学界看来，学者倘能幸蒙高层选中而携笔从政、“学而优则仕”，似令人艳羡；但在政界，学者出身的官员却常常被视为偏科生。他们被认为缺乏基层的磨练，不擅民政财政等核心业务，难以驾驭复杂局面，因此难以被委以重任，更难以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生存和发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人从政身居高位者固然大有人在，但同样也有许多名教授从政后还愿屈居中低级职位，可见当时的军政界也同样不乏干才，而这类学者尚有自知之明。政治场素为权力场，权力中心就是规则制定和资源分配的中心，势必也是大量能人竞逐的搏斗场，它尤其考验局内人的综合实力。其中人才济济、人心难测，能够在仕途中通达出群，绝非易事。

王宠惠

当然，作为有极高学术造诣的官员，蒋廷黻的政治实践仍有其独特之处，他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中西古今、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等问题亦有一系列远超职业官僚的独到之见。从思想上看，蒋廷黻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儒家学说与威权政治的杂糅（hybridity）。而这观念，既有学术文化面向，也有社会政治面向，二者可谓一体两面。他的出身、立场、阅历、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认知，也决定了他的政治选择；而政治选择又形塑了他的认知和情感。在此，社会事实/结构、主观体认（含欲念/学思）、个体行动之间形成非常复杂的关系。若按蒋廷黻的政治论的思考方式看，他的学术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政治观念的知识表达。这些观念极为复杂，但可粗略概括为“中国社会的矛盾和愿景问题”及“中西古今问题”两大议题丛。

作为新派自由主义者和“新式独裁”的鼓吹者，蒋廷黻的许多观念与国民党政权略有契合，但又不尽一致。他认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已基本成功，故其“民族”“民权”的目标已基本达成，剩下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其出路主要是工业化，建成现代化工业国）。他认为中国内部已不存在根本的阶级矛盾，因此他反对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主张阶级调和。当然，蒋氏并不否认当时中国社会充满矛盾，他认为农村和农民的土地问题尤其突出，亟待解决。因此，他和许多政学系人物一样，主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收服民心、开发民力，对地方割据现象“釜底抽薪”，收长远之效。他认为，中国需要保持长期稳定，通过现代化实现自立自强。为此，他鼓吹“开明专制”“新式独裁”，以建立一个“强大而仁慈”的独裁政权（类似于明治维新、凯末尔改革或俾斯麦的铁腕改革），建成并维持一个有活力有效率的权力中心，最终实现“宪政”的长远目标。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尽管在“军政”“训政”进程中力图统合权力，增强中央权威，力行独裁，但最终只实现低度的“弱势独裁”，其内部依然山头林立。而且他对“独裁者”蒋介石器局与德行的认同和信仰，也相当有限。可见“开明专制”的理念和现实，在当时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显然有巨大落差。

在国际战略（外交路线）方面，蒋廷黻无疑在总体上亲美。他主张中国应深化与欧美的联系，更好地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作为著名的“苏联通”，他认为红色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并无本质区别，苏联与日本一样，都是中国近侧的巨大威胁，故其基本策略是“联美防苏抗日”。他认为，北伐之后，无论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目标，都已基本实现，中国革命已取得基本胜利，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国家。因此，今后既不能屈从于西方，亦不宜继续推行“革命外交”，而应摆脱受害者心态，以积极昂扬、主动和自信的建设者心态，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打造成亚洲的力量中心，与西方开展相对平等的交流合作，为缔造更好的国际新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当然，尽管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但其依附性依然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蒋氏对帝国主义的认知也因受西方话语影响，存在某些偏差。由上可见，蒋廷黻不乏独得之见，亦有某些认知局限。其观念与蒋介石政权的主流意见不完全一致，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则有巨大分歧。这也正是范文澜、胡绳等人尖锐批判蒋廷黻的原因之一，也是此后数十年蒋廷黻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一道在大陆被批判和遮蔽的要因之一。

张玉龙著《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

五、生前身后名：在蒋廷黻的“延长线”上

蒋廷黻从学界离场，并不意味着就此与学术绝缘，更不意味着其影响力的消逝。即便在淡出学界、宦海沉浮的几十年岁月里，他的诸多作品仍在流传，其研究范式、方法、学术观念和致思风格仍有魅力，他的诸多布局和缔造的学术重镇仍在发展壮大，他培养的诸多人才仍散布各地发挥影响。因此，他已淡出学界，但未全然离场，可谓是“不在场的在场者”，影响着近代史研究的运作直至20世纪末，其影响既深且远，极具弥散性和持久性。

（一）民国史坛的后蒋廷黻时代

蒋廷黻的学术生涯只有短短12年，显然未能来得及经营自身的学界人脉，无论作品还是门生的数量都相对有限。1938年，他阔别清华三年后，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大纲》，从此正式淡出学界。当然，他此后并未完全停止写作，更没有停止对学术问题的思考和关心。即便是1946年从“行总”辞职、仕途跌入谷底的时候，他还在口述自传以进行隐秘书写，且接到了“华盛顿学派”头面人物、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德华的邀请——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而以蒋的专长，或担任中国史、外交学等方面的工作）。当然，蒋因难以割舍仕途，终究辞谢了该邀请。这些年间，他仍偶尔执笔，但多是时评。其角色仍可谓是“大隐于朝”的史家。1947年远离故土后，他仍未忘情学术，仍以学术爱好者的身份见证着学术的演进。他时时关心学界动态，与胡适、赵元任、李卓敏、何炳棣等学者有所联系，并偶有非学术性作品问世。这些都能不同程度地呈现他的零星思考。20世纪50年代，他回台时还应邀在不同场合发表演讲，探讨学术和教育问题。

可惜的是，蒋廷黻过早地离开学界，错失了一个学者中晚年的收获季节。他没来得及培养更多的弟子，也没有在学术界享受师友后学的尊崇（而几乎与他同期携笔从政的朱家骅、王世杰、钱端升，都在194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他步入仕途后，便“成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然而，圈内对其早年的贡献仍甚为推崇，而且他也实实在在地在后台参与中国的学术进程，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甚至很长时间内，中国近代史书写仍在蒋廷黻身后的“延长线”上展演。

朱家骅

1935年6月，台湾“中研院”首届评议会选举成立时，蒋廷黻以“现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专研清代外交史，著有论文数十篇”，与朱希祖、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候选历史学科聘任评议员。结果，他与顾颉刚均得1票，落败于胡适、陈垣、陈寅恪。1940年第二届评议员选举时，已弃学从政的蒋廷黻仍被傅斯年推为候选人。但在初选时，他排名在陈寅恪、胡适、陈垣、顾颉刚、汤用彤、朱希祖之后，未能成为正式候选人。及至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时，此时蒋廷黻已淡出学界十余年，但学界并没有忘记这位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者。傅斯年与胡适讨论历史学科候选人时，将其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余嘉锡、柳诒徵并举，并称“近代史尚无第二人”。至于仍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颇有声誉的陈恭禄等，则几乎没有被纳入视野。最终，经评议员审定，他与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顾颉刚成为历史学科的正式候选人。在随后的正式选举中，蒋廷黻再次出局。傅斯年是20世纪30年代北大史学系的核心人物，长期在台前幕后掌控该系。他号称“大炮”，眼界和用人标准均极高，一般名家难以入其法眼。他在北大推动解聘过几位名教授，但极力支持聘蒋廷黻在该校史学系兼任教席。其对清华史学系掌门人蒋廷黻认可之意，不言而喻，可谓惺惺相惜。饶是如此，自1935年首届中研院评议员选举以来，蒋廷黻一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唯一代表，与其他史学巨子在历次遴选中竞逐，但始终在这种巅峰对决中落于下风。

傅斯年

1936年12月，国际史学大会主席、剑桥大学讲座教授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代表国际史学大会，向中研院发出发出邀请，欢迎中国代表参与将于1938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史学大会。中国学界在慎重地酝酿人选时，认为候选人应具备几条基本条件：“在中国史学界有地位，在国际有声望，英语话（或法）说得好。”为此，中研院重点锁定了胡适、蒋廷黻、傅斯年三位人选。随后又锁定在美国从事外交的胡适和在苏联担任大使的蒋廷黻。尽管最后蒋廷黻未能入选，但其的圈内地位亦已然可见。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回顾数十年来中国史学发展时，提到了郑鹤声、郭廷以、左舜生、王芸生等人，还着重讨论了蒋廷黻的工作，盛赞其《中国近代史》“为书仅四章，极为简单，然言简事赅，不愧为名家之作”。同时，还推许了沈鉴、王栻的《国耻史讲话》，并特地强调二人均“系蒋先生的门人”。在当时，师徒两代均名列其中的，仅有蒋门。可见，蒋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卓有成效的人才培养，仅在数年后便已开花结果，蜚声学界。因此，傅斯年等人对同侪蒋廷黻的推许，绝非无因。

蒋身在仕途，仍不时关心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1941年4月公布的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的“初拟”科目时，人文社科方面有西洋史（注重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史）。但不久公布的科目中，教育部对文法科目大加砍删，取消了西洋史。时任西南联大助教何炳棣考虑到教育部的科目须经过行政院例会通过，便立即致函在行政院任职的蒋廷黻反映此情况，盼其下次行政院例会时能据理力争，“抢救”西洋史科门。果然，不到一个月，经教育部审核批准的科目正式公布，首门即西洋史（注重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史）。而在此后的考试中，何炳棣夺得该名额，顺利赴美深造，由此成就了一代学术大家。

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

（二）蒋廷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延长线”

蒋廷黻1947年赴美任职，从此再未回到中国大陆。此后十余年，他回台述职仅有两次。可以说，他早已远离中国学术界。然而，他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存在感并未完全消失。二战爆发后，中国问题研究渐成国际学术热点。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台岛或北美，中国近代史研究界均名家济济。全球各地最活跃的相关学者（如中国大陆的邵循正、中国台湾的郭廷以、美国的费正清），多为蒋廷黻的门生故旧。学界甚至公认“国内外治近代史者多出自蒋门”。而这正是其在20世纪30年代辛勤耕耘的硕果。由此，蒋的治学理念、方法和风格，在这些学者身上得以延续，他仍隐然参与着全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

1958年，胡适由美返台后，立即筹备第二届台湾“中研院”院士遴选，产生了14名院士，其中史学界有蒋廷黻、姚从吾、劳幹。蒋由此成为全球首位中国近代史的院士。这次遴选，或许是对他此前在“中研院”历次重要遴选中落选的迟来的安慰。姚、劳都均为北大旧人，如今已在台扎根多年，而蒋廷黻此时已旅居异邦十余载、淡出学界20余年。而与他资望相当、同以治中国近代史闻名的旧友罗家伦，屡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驻印大使等要职，被政学两界公认“具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却始终没有当选院士。继罗之后任“党史会”主任、“国史馆”馆长的黄季陆，此前也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内政部”部长，但也终未当选。以罗家伦、黄季陆及萧一山的资历之深、名望之大，都未能当选院士，足见蒋氏地位之不凡。此时他仍被圈内尊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第一人”，这已是国际共识。北美学界红人费正清被誉为“汉学沙皇”，但就资望与功力而言，较蒋廷黻仍相形见绌。此时，费正清与蒋廷黻因政见分歧严重，几乎断绝私人关系；但在学术方面，他仍对蒋满怀敬意。1972年，费正清应周恩来之邀访问北京时，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外交场合，演讲时还是开门见山强调道：“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他曾是清华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不承认此种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讲下去。”此时，蒋廷黻已故多年。费正清所言不虚：他1932年来华之初，面对传统汉学束手无策时，正是蒋氏用社会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使其绕过考据学/语文学进路，直接进入中国学研究的正途，登堂入室，从而造就了费正清。此外，保持国际视野和政治思维、强调比较分析、注重原料、超越传统汉学、以社会科学治史，蒋的这些启示形塑了费正清一生学思的底色，使其受益终生。此外，蒋氏践行的现代化范式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亦不乏内在契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台湾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党史会”、台湾师大、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等都较为活跃，名家甚多。此间，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郭廷以等人的领导下，取得长足进展。郭长期扎根台湾师大，并于1955年开始受命筹建“中研院”近史所，缔造了蜚声遐迩的“南港学派”。美国学者韦慕庭盛誉该所为“国际上受尊重及有影响力的研宄中心”。郭作为台湾的初代近代史学者，率领团队开展了大量重要工作，此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造就了两三代学者，其中至少有三四十位知名的近代史专家，其中不乏张朋园、王尔敏、张玉法、杜维运、李恩涵、陈三井、苏云峰等名家（著名学者沈云龙等亦曾参与相关工作）。张贵永此间还应邀到美国东西海岸两大最重要的中国研究重镇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讲学。1969年，郭廷以也应邀赴夏威夷大学讲学，还在费正清帮助下到哈佛访问一年（1971—1972）。同期在台的清华（西南联大）近代史学人还有萧一山、梁嘉彬、李定一等；世界史及古代史方面则有刘崇鋐、黎东方、蓝文徵、屈万里、朱延丰、徐高阮、傅乐成等。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为进一步推动研究工作，美国及台湾地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都积极开展协作。哈佛方面的费正清更是亟欲让台湾变成美国的海外研究中心，他从1953年起多次访台，并表示：“了解中国，到台湾去，台湾是我们最佳学习去处。”访台期间，他与罗家伦、沈刚伯、吴相湘、郭廷以、张贵永、李定一等各方史学名家深度交流，洽谈合作事宜。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学界更是有意识地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此间，双方合作事业中的关键人物是韦慕廷和郭廷以。在韦慕廷的协助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1962年—1971年间，近史所选派了19位青年学人赴美国名校进修或留学，其中5人次（黄嘉谟、吕实强、张存武、王萍、赵中孚）赴费正清所在的哈佛大学，4人次（黄嘉谟、张朋园、张玉法、苏云峰）赴韦慕廷所在的哥大，1人次（李念萱）赴戴德华所在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其中，张朋园在哥大读博士，后来在费正清指导下学习半年。

然而，尽管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颇为兴盛，但终究不及美国学术界强势的中国学研究。以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强盛一时，让台湾学界甚感压力。学界认为“哈佛学派有理论有资料，南港学派有资料无理论”。此时，蒋氏弟子费正清已成为美国东亚研究的核心人物。他掌控哈佛的东亚研究，而且创立了“挑战—应战”理论，以致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可以说都是在费正清的这个观念笼罩之下的”。他以哈佛为据点，培养了110余位博士，遍及全球，且几乎垄断着美国所有研究型大学的中国研究教席（到1981年至少已在75所大学占据教职）。直到21世纪初，学者们还表示美国的“东岸基本上是费正清的弟子”。“费正清是美国的英雄……他对于整个美国的中国研究有一种全盘性的规划和笼罩。整个美国的版图都被他控制住了”。此间，许多原从北大、清华迁台的名流如李济等对郭廷以长期打压，时任台大教授吴相湘、师大教授王德昭痛诋郭廷以不配其位，乃极力向胡适举荐蒋廷黻，拟邀蒋氏回台坐镇近史所，引领“南港学派”抗衡“哈佛学派”和“华盛顿学派”。“国内外治近代史者多出自蒋门。如蒋出任斯职，必先声夺人，众望所归。‘汉学中心’之此一部分必迅速为我所有，费正清……之流也不敢自尊自大了”。

John K. Fairbank著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

随着时代变迁和学科的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科也不断开花结果，人才辈出。一般地说，当时大陆的近代史研究重镇中，主要分布于京、沪、宁、汉等地。历史可谓草蛇灰线，伏线千里。和台湾学界一样，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大陆最活跃的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也都与蒋廷黻有着盘根错节的渊源。尽管在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政治氛围下，蒋廷黻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一道受到严厉批判与思想清算，但蒋氏友徒们仍以顽强的学术生命力扎根于中国的学术系统中，不断有所作为，发光发热。

此时，大陆的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或首推邵循正。邵循正20世纪40年代末重返中国近代史领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大陆学院派的核心人物。1952年院系调整后，邵循正与弟子陈庆华、张注洪、张寄谦等由清华移席北大。1955年，他受高教部委托主持拟定了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成为全国高校的指导性文件。毛泽东1964年读过邵循正的一系列文章后，盛赞“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真不容易”。全国政协还一度派专车接送邵循正去作近代史讲座。正如当年的蒋廷黻一样，邵循正不仅位居学界中枢、蜚声学界，且颇受高层重视。他此间扎根于中国首屈一指的学术中心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就有张广达、黄时鉴、蔡少卿、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等。巴斯蒂成为此后几十年间欧洲最具影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与费正清颇有交谊并受其欣赏。邵此间的弟子还有余绳武、丁铭楠、蔡美彪、李时岳、夏应元、张振鹍、郭毅生、李宗一、郑则民、刘桂生等，均任职于重要学术机构。邵循正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培养了至少10位左右的研究生（包括吴乾就、余绳武、李时岳、吴乾兑、胡滨等）和大量近代史方向的本科生、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中国大陆同期的近代史家中，人才培养如此出色者，恐无出其右。而他在人才培养中的这种领军地位，与当年蒋廷黻庶几近之。也正因此，邵循正往往被推为中国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如应邀赴蒙古与苏、蒙学者探讨合编《蒙古通史》）。

孔寒冰编著《在历史与现实间探寻中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斯蒂口述》

1949年前后，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郭廷以、张贵永等，均移席台北。但其弟子（包括蒋孟引、王觉非、刘敬坤等）大都留在大陆任职，该校还有蒋氏弟子、著名严复研究专家王栻。在武汉大学，清华历史学派的学人如姚薇元、石泉等，也培养了一批知名学者。此外，清华（西南联大）毕业生陈守实、蒋天枢、程应镠、田汝康以及深具清华渊源的蔡尚思、陈旭麓、王元化等亦在沪上造就了不少人才，仅在近代史方面的就有金冲及、胡绳武、朱维铮、李华兴和沈渭滨等。

20世纪80年代，蒋廷黻之所以被重新“发掘”，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陈旭麓。陈旭麓1985年到故乡湖南开会时还力荐出版蒋氏旧作《中国近代史》。尘封数十载的蒋著《中国近代史》得以再版。正是此次“旧籍新刊”，使蒋廷黻赢得了有生之年都从未享有的学术盛誉。陈旭麓由此成为学界“重新发现”蒋廷黻的推手；其弟子沈渭滨，则为蒋廷黻在21世纪初的大红大紫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末，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为蒋廷黻现代化叙事的再次出场提供了强大的历史推力。1999年，该书重印之际，沈渭滨撰写了数万言的导读，使蒋廷黻迅速蹿红。由于各方力量的推动，蒋廷黻再次获得极高的关注度，学界、读书界和坊间都出现了“蒋廷黻热”。这无疑是后人对他迟来的认可，是对他“追授”的殊荣。而这，是此前“中研院”评议员、院士遴选都难以比拟的，也是近代史学界其他任何同行都无法企及的，此番亦可谓“无第二人”。于今，蒋著《中国近代史》问世已近90年，但此书仍被广泛研读。它穿越时空，启人深思，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其开阔的视野、洗练的文风、高度的思想性，以及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洞察，至今值得取法。

沈渭滨

余论：“李济之问”与“天人之问”

“李济之问”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议题和理论命题。至此，我们可以对困扰了世人半个多世纪的“李济之问”略作回答了。此问题可分两层，一是经验直观的个案层面，二是从理论层面。

关于蒋廷黻学术生涯还是政治生涯更令其感到满足和快乐的问题，似乎一言难尽。客观地说，无论是学术生涯还是仕宦生涯，蒋从中都是各有得失和喜忧。在蒋廷黻42年的职业生涯中，学术生涯只有12年，不足1/3。其学术生涯尽管相对短暂却硕果累累，撰述、育人、办刊、论政均卓有成就，清华五年尤属其“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充满心智的“刺激”；其政治生涯相对漫长却坎坷多舛、建树平平。令他名扬四海、名垂史册的无疑是他的学术工作。在20世纪的中国史上，他更多地是以一流学者而非作为政治人物被铭记的。由此可说，在政治生涯中，蒋得到了追求梦想的某些快慰，曾部分地满足了他的权力欲，也获得了更高的社会权位，而且在短期内也确曾滋养其学术研究——若非三年的从政历练，其思维和文风不可能如此高屋建瓴，如此洗练、深刻而通透。然而，就基本面而言，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不仅让他中断了“快乐”而辉煌的学术生涯，而且失去了相当的安适、自由、尊严甚至健康。仕途蹭蹬，冷暖自知，悲喜自渡。那种屡屡卷入“政治风暴”的官场经历，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压力和愁苦。相比之下，其学术生涯显然更顺畅，也更明媚耀眼，确乎“接近理想”。

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

对此，局外人看得更清楚。其清华同事兼多年老友钱端升说：“蒋廷黻多可惜，如果他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在他看来，蒋走仕途是误入歧途，得非所愿、得不偿失。钱氏固然是夫子自道，他虽然也曾因热衷仕途而略耽误了学术，但毕竟膺选首届院士，跻身于中国顶尖学者之列。这是蒋廷黻难以比肩的。——而且，尽管蒋廷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政学两界都声名卓著，但因在学界任职时间较短且不够专心，较之同期在北大清华任职的学界权威，其在当时所获学术地位并不算突出。学术评议素来复杂。当时蒋氏与胡适、傅斯年、李济私交极好，学术观念也高度契合，他始终受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但在历次评议员和院士选举中，都仍未能最终当选，这无疑主要受限于他本人的学术成就。倘若蒋能更专情于学术、能继续深耕史学研究，其学术造诣、贡献和地位，是否将更上一层，也未可知。

进一步，从理论层面看，“李济之问”涉及整个知识人群体的人生抉择等问题。近代中国教育文化相对落后，专门人才匮乏。即便在学术最繁荣的20世纪30年代，活跃的高级知识分子仍甚为稀缺而金贵，其中学院派人物通常仅三四千人，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通常保持六七千人。据初步估算，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中国曾先后活跃的各类高级知识分子当在1万—2万人之间。这些人中，直接从政的，最多只有二三成；外加深度参政或热心咨政的，也不足半数。但是，前述二者再加上曾积极地公开论政的，已占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此外，再加上虽极少公开论政却曾私下以各种方式谈论政治、讽议时事、表达过政治立场（倾向、态度和情感）的，则几乎覆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世俗、没有普遍宗教传统的国度，政治客观上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的信仰体系、道德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替代品。因此，学以济世决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特性，而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天性或普遍情结（可谓“出厂设置”）。因此，“李济之问”绝不仅仅是对从政学者蒋廷黻个人的追问，而是对长期以来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整体叩问，甚至是对千百年来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学术与政治、知识人与政治生活之关系的追问。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史命题。因此，“李济之问”也是“历史之问”“生命之问”，是“天人之问”，拷问着每一位不甘平庸、不甘速朽、渴求自我实现的人。

钱端升

对知识人而言，面对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取舍，是追求真理还是追逐权力，自可因人而异。但无疑，以政治为业不见得适合所有学者，哪怕是有政治兴趣和抱负的“学者政治家”。至少，对蒋廷黻而言，其出山从政的感受或不得而知，但其效果确乎得不偿失。局内人的主观感受和心思，外人自难忖度，然从历史的进程看，当事人客观的地位、作用和得失，其实并不难评估。在此，我们关注的也主要是客观事实本身，而非当事人的感受和意念。我们暂不细究他们内心的主观体验和欲念，而是从历史观测者的角度评估其实际行动和客观结果。——无论蒋廷黻如何感受，无论李济如何揣测，事实真相和历史意涵都不会因为此而根本改变。因此，只要掌握全面的信息，保持开阔视野和敏锐的心智，坚持中性超然的立场，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我们就能“入乎其中，超乎其外”，就能对问题有相对透彻的认知。

于此，我们可看到，蒋廷黻对学术并非最热心，他暂时栖身学界，却成就了非凡功业，留下了名山事业。他最热衷的是政治，经营仕途大半生，却求而无功。作为外交史家，蒋廷黻早已传世；作为外交家，蒋廷黻表现平淡；至于经邦济世的政治家之梦，更是与蒋无缘，如梦幻泡影。史家蒋廷黻有不朽情结，他不满足于在后台“写历史”，却由此无意中创造了历史；他极力直接走上前台去“创造历史”，却被历史所淡忘。他有张骞之志，却无张骞之才，自无张骞之功；他略具史迁之才，却因蹉跎于仕途，终未获史迁之功。终其一生，可谓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不可谓不大。蒋氏心境，当可想见。

从初心和个性来说，蒋廷黻志在仕进，进入学界只是权宜之计。但从实际结果看，他钟情政治，却颇感力不从心；他客串学术，却游刃有余。就蒋廷黻在各领域的贡献而言，可谓是教育胜于学术，学术胜于政治（教育>学术>政治）。然而，他偏偏最在乎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这表明，蒋廷黻的个人志趣首在政治（追求权力和掌控感/规定性），而才性却更宜于学术（探索新知和可能性/不确定性），二者之间存在严重歧异。前者追求掌控/秩序，后者追求批判/解放/自由；前者强调现实的利害，后者关注心智层面的是非，二者运作逻辑和价值指向迥异，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在学界，蒋氏的行政能力当然可圈可点，但学者政治家与职业政治家相比，难免相形见绌。在极具挑战性的中国政治实践中，他们势必才力不支、力不从心。应当承认，普通的行政工作或许并不难，但能够力挽狂澜、创造历史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与能够创造不朽经典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一样，历来罕见，甚至更为稀缺。而从蒋廷黻本人的实际表现看，他不仅算不上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甚至连是否算一流的行政官员都尚可存疑。蒋氏或许自幼政治情结过重、执念太深，或许因学术成就导致高度自信从而高估了自己的行政能力，因此选择投身于自己并非最擅长的领域去终身奔走。他希望成就伟业，但显然得非所愿。他放弃最擅长但并非最热爱的职业，追求最钟情但并不擅长的行业。他的所愿（志趣/欲念）与所长（才性）之间差异过大，难以调和，他热烈追求自己并非最擅长的志趣并寄望甚高。这种方向性的选择错位，造成了所欲、所长与所得之间的巨大张力，不可挽回地酿成了工作困境和学界损失，堪称人生憾事。

浦薛凤

蒋廷黻在评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近代封疆大吏的功过是非时写道：“吾人生于今日，指摘前人之过，殊非难事，设使吾人生于当时，决不敢谓对外知识，高于时人。吾人之责任，则在明了当时之背景与环境，而可以识其政治社会……今之论古，犹后之论今，古人给予吾人极大代价之教训，可不勉乎？”这是当年蒋对前人的“了解之同情”；而今天，我们同样可以用这句话评说蒋廷黻等历史中人——无论是“写历史”的人，还是“创造历史”的人。实际上，在这个无限芜杂、变幻莫测的苍茫天地间，这几乎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的宿命。

本文作者著《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

于此可见，在更本质的层次上，李济这一触及灵魂、关乎天道与人道的“天人之问”，牵涉才性与欲念、理想与现实、人与世界、人事与天道、有限与无限等哲学命题。从理论上说，路过红尘天地间，皆是逆旅不归客；但在现实中，尘世中的几乎所有凡人，一生都活在欲念的牢笼里，很难不着相。人生而有欲求，由此而来，为此而活，亦为此而苦。只不过，其欲求千差万别，而才性有长有短。所欲未必是所长，所得未必如所愿，千古如此。“求不得，怨憎聚”，这原不足为奇。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所求是否其所当求，所得是否其所应得，这大有学问。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理解自己、实现自我，与个人起点、资质、修为、造化和环境紧密相关。就蒋廷黻而言，他在某些方面无疑是求而不得、所得非所愿，以致常叹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然而，就个人才性、际遇和时代环境而言，其人生之路并不意外。蒋介石急于用人，召蒋廷黻等人出山，他对“过河卒子”蒋廷黻的确遂其所愿、用其所长；但蒋廷黻选择弃学从政充当“过河卒子”之举，本身又何尝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呢？因此，文人蒋廷黻在踌躇满志出山从政之际，就等于踏入了自己热衷但不适合的领域。这是充满不可知的旅程。这对他一生来说，显然并非坦途，而是歧路，是不归路。直至晚年，他仍盼望重返他擅长的学术领域重操旧业，但天不假年，终成憾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蒋介石不仁，以蒋廷黻为刍狗（“看家犬/卒子”）。曾经雄心万丈的一代大才蒋廷黻，终究在仕途中蹉跎半生，未尽其才，郁郁以殁。正如智者所说，每个人在各自的人生中，都得到了他所应得的一切，只不过人们自己并不觉知（或不接受不承认）。悲悯的哲学家叔本华则指出：“人可以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人或可为所欲为，但无法所愿皆得。）更有哲人直言，“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哥德尔语）。求而不得、得非所愿，这就是蒋廷黻的终局。其实，这又何止是蒋氏一个人的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