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杰出的明清史学家。他所倡导的“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毫无疑问是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精髓之一。但是我们今天在学习继承傅衣凌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之际，切不可忘记傅衣凌教授生前所把握的对这一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做较为全面的搜集、分析、解读和运用，以及“ 以小证大、以大看小 ”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学术研究理路。正如傅衣凌教授所教导我们的那样：“ 占有大量史料，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历史研究的开端。”全面地学习和理解傅衣凌教授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宝贵学术财富，才是我们今天需要下大力气、认真践行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占有大量史料
一、必须全面地认识傅衣凌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杰出的明清史学家 。1988年傅衣凌教授逝世之时，杨国桢教授代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在该刊1988年第 2 期上发表了《一代学人长逝 中外史界同哀——沉痛悼念傅衣凌教授》。这篇文章十分精准地概述了傅衣凌教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特色 。文中写道：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刚刚步之史坛的青年傅衣凌，就经历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洗礼，他愤于歪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说，立志写作中国农民论、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 。他以初步学习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体会，吸收传统学术和日本史学、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长处，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史学方法而崭露头角 。这就是：在搜集史料时，除正史、官书之外，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以民间文献证史；广泛地利用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在探讨经济史中，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如今，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蔚然成风，地区性社会经济研究勃然兴起，显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光辉前景。
傅衣凌教授逝世迄今将近 40 年，他的学生们沿着傅衣凌教授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诸多饶有创见的学术成果 。这正像上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蔚然成风，地区性社会经济研究勃然兴起，显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光辉前景。”但是毋庸讳言的是，经过近 40 年的传承演化，现在有一部分年轻的学者，简单地认为所谓“傅衣凌经济史学”更多地就是体现在“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之上，致使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理解日益片面，研究的视野也日益狭窄，甚至出现了被学界指为“碎片化”和“老鼠打洞”的弊端。
“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毫无疑问是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精髓之一，也是傅衣凌社会经济史学派对于20 世纪中国历史学进步的重要贡献 。然而我们还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只是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运用“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来研究中国历史，固然是傅衣凌教授留给后人的宝贵学术财富，但实际上，在傅衣凌教授的学术生涯中，在傅衣凌教授的学术论著中，运用“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的方法，毕竟只是占着较少的部分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的全部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学习传承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历程中，绝不能把“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作为唯一的法宝，从而使得自己的学术道路越走越窄，研究视野越来越狭 。我们应当认识到，傅衣凌教授所倡导的“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是深具“开拓之功”，而不是他的全部学术实践 。我们今天要较为全面地学习和继承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就必须更为全面地认识傅衣凌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下面，我仅就傅衣凌教授中国历史研究的文献史料运用，做一较为深入的分析。
二、方志的运用
在傅衣凌教授的学术生涯中，他对史料的采集和运用，正如上引杨国桢教授所云：“ 在搜集史料时，除正史、官书之外，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以民间文献证史”，其史料来源是十分广泛的。其中，方志的运用，是傅衣凌教授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 。 自清代学人章学诚以至民国时期梁启超、顾颉刚等人倡导重视方志的学术价值以来，方志的认识和运用逐渐走进学者的视野 。但是直至20 世纪中叶，学者们真正实践于地方志资料具体运用于学术研究的成功例子并不多 。傅衣凌教授可以说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运用地方志资料研究历史较早的、最成功的学者。
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傅衣凌教授随同当时的福建省政府机构从福州内迁到闽中的永安地区 。永安期间，是傅衣凌教授率先运用民间文书开展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时期 。他在后来即 1961 年由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后记”中写道：“我从沿海的城市内迁到山区，扩大了眼界，才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内幕 。刚巧有一次为躲避日机的轰炸，无意中，我于福建永安的黄历乡，在一间无主的破屋里，发现有一箱有关土地契约文书，不禁为之狂喜，因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几篇文章，当时曾得到一位不相识的同行的来信鼓励，更鼓起我的信心，这是我从事写作本书的缘起。”
傅衣凌教授的这篇后记，相当著名，可称得上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开山缘起之说，后来论述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人们，大多引述他的这段后记，并作为后辈学子“ 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的依据 。但是我们在关注傅衣凌教授这段带有某种机缘巧合的学术经历时，还应当同时注意到，在傅衣凌教授这些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地方志书是仅次于民间契约文书的宝贵史料来源 。在这几篇傅衣凌教授的早期论文中，至少引用了乾隆《上杭县志》、道光《永安县续志》、乾隆《 尤溪县志》、嘉庆《南平县志》、乾隆《长泰县志》、嘉庆《云霄厅志》、咸丰《邵武县志》、万历《政和县志》、民国《沙县志》、民国《闽清县志》、道光《龙岩州志》、康熙《平和县志》、康熙《南安县志》以及《三明历西正顺庙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 。这在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家中是比较罕见的。
到了 50 年代，傅衣凌教授撰写了《 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和《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证》两篇论文，其中引用的地方志资料来源更加丰富，地域更加广泛 。举《明清之际的“ 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一文为例，其中就有顺治《蕲水县志》、康熙《西江志》、康熙《长洲县志》、乾隆《光山县志》、光绪《麻城县志》、同治《江山县志》、康熙《江山县志》、康熙《崇明县志》、光绪《吉安府志》、同治《雩都县志》、民国《宁化县志》、道光《永定县志》、同治《 兴国县志》、道光《 宁都直隶州志》、同治《建昌县志》、康熙《惠州府志》、康熙《 宁化县志》、民国《德化县志》、康熙《江南通志》、乾隆《镇洋县志》、乾隆《宝山县志》、同治《金坛县志》、嘉庆《溧阳县志》、乾隆《 青浦县志》、乾隆《罗山县志》、嘉庆《 黟县志》、光绪《应城县志》、乾隆《 泉州府志》、光绪《潮阳县志》、嘉庆《瑞安县志》、乾隆《晋江县志》、光绪《遂昌县志》、乾隆《宣平县志》、同治《庐陵县志》、同治《 永新县志》、光绪《太和县志》、同治《崇仁县志》、同治《新城县志》、同治《龙南县志》、康熙《清流县志》、乾隆《 石城县志》、乾隆《瑞金县志》、乾隆《将乐县志》、光绪《常山县志》、光绪《清远县志》、同治《袁州府志》、乾隆《上杭县志》、光绪《 邵武府志》、光绪《 抚州府志》、同治《赣州府志》、同治《会昌县志》、民国《开平县志》、咸丰《顺德县志》、道光《新会县志》、道光《 高要县志》、乾隆《吴江县志》、崇祯《吴县志》、万历《广东通志》、同治《永丰县志》、同治《枣阳县志》、光绪《湖北通志》、雍正《湖广通志》、嘉靖《江西通志》，以及顾炎武《肇域志》、屈大均《广东新语》、王廷抡《临汀考言》、何乔远《 闽书》、王士性《广志绎》等带有地方志性质的文献等数十种。如此大量地引用地方志书的资料，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中，绝无仅有。
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教授还出版了两本著作，这就是1956 年出版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1957年出版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在这两本书中，傅衣凌教授已经把学术研究的重心，从农村经济史转移到商人、商业资本以及市民经济 。在这两本著作中，地方志书依然是傅衣凌教授立论的主要史料依据 。举《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一部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概述》为例，其中所引用的地方志书，就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屈大均《广东新语》、王世懋《闽部疏》、何乔远《闽书》、陈作霖《凤麓小志》、黄卬《锡金识小录》、乾隆《湖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嘉靖《安吉州志》、咸丰《南浔镇志》、同治《南浔镇志》、乾隆《 苏州府志》、光绪《 枫泾小志》、正德《饶州府志》、成化《松江府志》、嘉庆《松江府志》、乾隆《长洲县志》、乾隆《嘉兴县志》、民国《歙县志》、乾隆《吴江县志》、光绪《 常昭合志稿》、乾隆《震泽县志》、宣统《山东通志》、道光《胶州志》、康熙《无锡县志》、光绪《五台新志》、康熙《徽州府志》、嘉庆《南平县志》、康熙《西安县志》等等。可以说，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傅衣凌教授是中国历史学界率先把地方志书中的史料大量引入历史学学术研究的最有成就的第一人，他对于地方志书史料发掘与运用的创立之功，是很值得我们后辈学人学习继承的。
“ 文化大革命”结束，傅衣凌教授已逾花甲之年，但他不改初心，继续努力从事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等著作 。在这些论著中，地方志书中的史料，依然是傅衣凌教授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1984年傅衣凌教授身患重病，但他还是难于忘怀对地方志书史料的搜集和运用 。其时我被学校安排来担任傅衣凌教授的学术助手，负责他日常的文献资料搜集和稿件的草拟与整理工作 。大概是 1985 年吧？ 我准备到福州参加一个会议，傅衣凌教授希望我到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帮他查找湖广《巴陵县志》，说是在这本地方志书中，记载有明清时期当地有关租佃关系特别是“永佃权”的资料。
我到福州省城后，走访这两座图书馆 。虽然说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古籍藏书比我们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更为丰富，但是傅衣凌教授所需要的这本《巴陵县志》，还是没有找到 。其时各地图书收藏机构的信息比较封闭，没有进入各个具体收藏单位，很难得知某种古籍收藏的具体情况 。所以老师交代的这项任务，一直到 20 世纪末都未能完成，我始终耿耿于怀。到了 21 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网络的使用，古籍的查找方便了许多 。近年来，我终于在“爱如生 · 中国地方志”数据库中找到了三种《巴陵县志》，并在嘉庆《 巴陵县志》、同治《巴陵县志》中找到了 40 年前傅衣凌教授所需要的有关租佃关系特别是永佃权的资料 。在嘉庆《巴陵县志 · 风俗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今硗确尽垦，山种杂粮，田产售值较倍于前，盖蕃庶之一验 。然从此谋买盗卖、翻赎之讼日滋 。翻赎者，春则阻耕毁塍，夏秋拔苗强割，或藉牵牛马，甚至瘗棺田中，以荒耕作，故清理翻赎，为斯土之急务。
田多佃种，贫民以佃为产 。议佃之初，有进庄礼，自数金至数十金，视田亩多寡为率 。 因此佃户恃出重赀，遂多抗租踞产 。田主夺之，两相讦告 。 亦民瘼之一。
按：刁佃欠租踞庄，巴俗尤甚 。知府张五纬恺切示禁，并札饬属邑查办，以田主输粮纳饷，活口赡家，全赖田租，虽岁有丰歉、田有肥硗，应减应交，自 当临田公议，何以抗欠霸踞？ 非恃庄屋辽远，即欺田主愚懦 。更有刁佃，一经田主控追，即以应交之谷贿差诬控，或主妇女虿赖强索赁资，甚至毁坏田屋、斫伐竹木、装伤讹诈 。是田主空赔无租之赋，佃户反享无田之租。
嗣后田主控告刁佃欠租踞庄，如系积年惯欠，为数虽少，及丰年抗欠，并借贷田主钱谷，积欠不清，查照原有进庄银两抵偿，余欠仍即追比，勒令出庄 。至“春不起田”，此指良佃未欠租者而言，若控追在先，延至春间，辄云田已耕犁、粪草已布，藉端索诈、霸不退庄，此等刁风尤应严究 。或 田已转售，应听新业户另召佃种，即令保邻估给工本，不得藉“ 临春不退”恃强抗踞，至田塘庄屋应否修理，应请田主自行修葺，以杜藉端抗欠。
诚能共体此意，风俗转淳，田主免受欺凌，佃民永安耕凿，均受其福矣。
这段记载，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清代华中地区民间租佃关系的变化、永佃权的出现，以及佃农抗租的一般情景 。傅衣凌教授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从事传统农村社会与农村经济的研究，尤其关注农村生产关系特别是租佃关系的变化 。而他的研究地域，基本上是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江西、浙江、江苏及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极少涉及华中地区和北方 。但是从上面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傅衣凌教授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地方志书的关注与查阅 。如果不是大量查阅各个地区不同的志书，又如何能够在数以千计的地方志书中发见如此重要的有关华中地区租佃关系及永佃权、抗租的宝贵资料！ 回忆起这件 40 年前的往事，不能不时时激发我对傅衣凌教授的敬佩之心。也令我更加坚信，率先大量地收集、运用地方志书中的资料，并且坚持一生，毫无疑问是傅衣凌教授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最基本的学术特点之一。
三、私家文集著述的运用
在20世纪以前，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大多以官家典籍为主要史料来源，对于私家文集等著述中史料的运用，比较少见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农村社会及农村经济史研究之后，傅衣凌教授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思考和规划。
对于区域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更进一步引发了傅衣凌教授的深层思索：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经过农民军的猛烈冲击，封建地主势力却依然强大，封建土地所有制照样牢固存在着 。这是什么原因？对此，不能简单地从土地制度本身去寻求解答，还必须考察其他社会因素 。这样，傅先生又把研究面扩大，即从农村扩大到商业上面来 。1946 年前后他写成《 明代徽商考》。在徽商之外，又发现陕西商人、苏州洞庭商人、福建海商等等都是明代重要的商人，他逐一对这些区域商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在研究明清商人的过程中，傅衣凌先生注意到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营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亦在前进着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商业资本和生产相联系、商人控制生产的初步萌芽，这就否定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说 。这样，傅衣凌先生进一步把学术注意力引伸到手工业上面来 。在搜集史料中，他看到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一书记载了清代中叶乾嘉时期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区手工业生产发达的情况，于是写了《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 。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些地区的手工业形态，已不是原始的家内工业的生产形态，而极接近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 。论据是：第一，这里的生产是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集合多数的劳动人口，而从事种种不同的作业；第二，工场手工业的劳动者与手工业的劳动者之间，还有一个区别的地方，就是手工劳动者的劳动，自其最初原料到家起，一直到最后完成成品，皆由一人任之 。但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的作业极单纯而单调，长年间从事同一作业，成为劳动的器官化 。这篇文章是我国学者最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工场手工业生产形态的探索，虽然当时尚未明确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它的开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也是傅先生从区域社会经济考察出发探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尝试 。1949 年以后，傅衣凌教授倾心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诸问题 。他的这一研究，依然是建立在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基础上的 。50 年代初，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也是先从农村经济开始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在《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他提出明代江南地区不仅使用雇佣劳动者，而且把农业变成一种企业，这就与墨守成规决裂了 。当时地主的收入，有一部分是依赖于市场的，和单纯的依靠地租剥削有明显不同 。此外，在江南农村里，不仅有相当发展的地主经济，而且还存在着人数不少的富农阶层，这一大批富民曾是促进雇佣制劳动发达的一个主要力量 。傅衣凌先生认为，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需要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 。明代经济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尚未成熟，因而新的力量是薄弱的 。那时绝大多数的农村，仍是采取封建奴役制的佃耕方式向农民征收地租，这就大大阻碍限制了雇工制的发展 。而这旧有生产关系内在的牢固的坚韧性，也限制了明代地主经济的扩大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在明代的农村生产关系里，虽表露有若干的裂痕，并出现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其进行总是那么迂回而缓慢，在每一阶段中都有些进步，却始终未能突破旧的生产关系。嗣后，他又结合《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撰写其他文章，辑成《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他认为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二者缺一不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早熟又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的状态。傅先生曾形象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比喻为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对于自己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这一学术扩展与深化，他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初版“后记”中这样写道：
这本小册子是在 1946 年以后陆续写成的，当初我想从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位及其所起作用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规律问题 。于是我就先从搜集史料着手，作成长编式的初稿，俾在具体的史料里，能够一个一个地来解决问题 。本书所收辑的各篇文字，即根据这个要求，在漫长的年月中累积出来的 。虽然，其中所提的论点，尚待商榷之处甚多，但对于中国商业资本是怎样地替封建制度服务，以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从丰富的史料里完全可以得到证实 。 同时，复因明清时代中国已是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于是遂使本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又充分地含有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历史特点，对于旧生产方式具有分解的作用，这也都在史料中得到印证。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中，历代学人也都关注到商人问题，但是这种关注大多停留在商人的整体形象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上，如何具体深入地剖析商人及商业资本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运行模式和社会影响力，则相对稀少 。傅衣凌先生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展对明清商人的全方位考察，同样也是他在学术领域创开生面的宝贵尝试 。但是从研究史料上说，要全方位、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一方面，仅仅依靠传统的官方典籍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正如傅衣凌教授在后记中所言，“从丰富的史料里完全可以得到证实”。于是，傅衣凌教授另辟蹊径，从以往人们所忽视的私家文集等著述中寻找相关资料，从而开辟出一条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的文献资料道路。
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及 50 年代傅衣凌教授运用从永安黄历乡发见的契约文书来研究传统农村社会经济时，他就已经注意到对私家文集等著述的使用 。其中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谢肇淛《五杂俎》、周之夔《弃草文集》、陈益祥《采芝堂文集》、庄元臣《曼衍斋草》、魏禧《魏叔子文集》、墅西逸叟《过墟志感》、陈鸿《熙朝莆靖小纪》、吴宽《 匏翁家藏集》、吴骞《 愚谷文存》、黎遂球《 莲须阁集》、佚名《研堂见闻杂记》、钱琦《 东畲先生家藏集》、张履祥《 杨园先生诗文集》、于慎行《 谷山笔麈》、魏礼《魏季子文集》、魏世俲《魏昭士文集》、赵翼《廿二史札记》、李渔《资治新书》、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吴应箕《楼山堂集》、蔡献臣《清白堂稿》、顾炎武《肇域志》、孙之騄《二申野录》、皇甫氏《胜国记闻》、黄淳耀《陶庵集》、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蒋臣《 桐变日录》、王葆心《 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计六奇《明季南略》、吕公忠《吕晚村先生行略》、杜濬《变雅堂遗集》、陈鸿《国朝莆变小乘》、施念曾《施愚山先生年谱》、佚名《思文大纪》、李世熊《寇变记》、王值《盗案》、王士祯《池北偶谈》、李馥荣《滟滪囊》、江同文《思豫述略》、黄中坚《蓄斋集》、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熊人霖《南荣集》、张光月《例案全集》等等。这些所引用的私家文集等著述，绝大部分是傅衣凌教授首次发掘披露出来的。
20世纪40年代以来，傅衣凌教授逐渐把学术研究重心转移到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以及手工业经济等领域，他所采用的文献资料，更是以私家文集等著述为主 。如他在 1946 年前后写成的具有开创性学术意义的《明代徽商考》一文，则基本上得益于他对明代徽州人士汪道昆文集《太函集》等私家文献资料的发掘 。在这里，傅衣凌教授运用地方志书方面的资料有所下降，而从私家文集等著述中发掘的新史料，占据了立论史料的最重要地位 。在这篇不过两三万字的论文中，他所引述的私家文集等著述大致有以下数十种之多，即归有光《震川集》、唐顺之《荆川文集》、方以智《物理小识》、张岱《陶庵梦忆》、费著《岁华纪丽谱》、谢肇淛《五杂俎》、钱泳《履园丛话》、范成大《骖鸾录》、徐树丕《识小录》、宋应星《天工开物》、张瀚《松窗梦语》、洪迈《夷坚志》、方回《 桐江集》、汪道昆《太函集》、林云铭《挹奎楼选稿》、徐釚《啸虹笔记》、徐芳《诺皋广志》、焦竑《澹园集》、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冯梦龙《警世通言》、贺仲轼《冬官纪事》、俞大猷《正气堂集》、朱国桢《涌幢小品》、程嘉燧《松圆偈庵集》、梁梦龙《海运新考》、文秉《烈皇小识》、柏起宗《东江始末》、凌濛初《拍案惊奇》、金声《金太史集》、丁元荐《西山日记》、吕种玉《言鲭》、陈良谟《见闻纪训》、余怀《王翠翘传》、褚华《沪城备考》、范濂《云间据目抄》、王慎中《王遵岩集》、张潮《虞初新志》、佚名《扬州变略》、黄蛟起《西神丛语》、李绍文《云间杂识》、韩菼《江阴城守纪》、采九德《倭变事略》、邵廷寀《东南纪事》、蔡羽《辽阳海神传》、戴名世《戴褐夫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艾衲居士《豆棚闲话》、俞弁《山樵暇语》、廖腾煃《海阳纪略》、董应举《崇相集》、缪昌期《从野堂存稿》、余怀《板桥杂记》等等。
傅衣凌教授对于私家文集等著述的采纳，绝大部分是他首次发见引用的，由此可以了解他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对于文献史料的阅读积累是何等宏富 。或许可以说，傅衣凌教授在阅读、发见、把握及运用明清两代私家文集等著述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至今无人可及。
大概还是 1985 年吧？我准备去北京出差，傅衣凌教授嘱咐我到京中图书馆查阅明代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说其中有徽州商人的材料。我到北京后，不知是何缘故，没有借阅到。进入 21 世纪，我才看见了李维桢的这部著作。但是由于这部著作体量太大，有 130 余卷，实在没有耐心细细翻阅。到 2013 年，我终于发现有人根据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的徽州商人资料，写成了两篇文字。我不禁感叹，早在 30 年之前，傅衣凌教授就已经知道在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有此珍贵资料，直到 30 年后才被人发现并写成文章。傅衣凌教授博览明清两代私家文集等著述的精湛功夫，实在让我汗颜。
四、如何学习、继承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宝贵财产
通过上面的回顾，应该对于傅衣凌教授所创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固然，傅衣凌教授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程中，为我们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深具学术意义的论点。关于这一点，吴承明教授、杨国桢教授等不少学人都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与评述，我本人也就此写过好几篇文章 。但是我们更应当知道，高深的历史学研究，是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的 。只有在广泛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历史学的立论及其建树做出足以传扬后世的学术成果。傅衣凌教授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阅读、发见、把握及运用，才是他创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根本基础 。他自己曾在《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的出版“后记”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占有大量史料，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历史研究的开端 。在这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做了不少的工作；特别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面，民间记录的搜集，也引起人们的重视。
傅衣凌教授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他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感悟真谛 。中国一直以来以历史上的文献记载丰富而自豪，但是如果真正有意于就中国历史上的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不首先广泛地对这一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做较为全面的搜集、分析、解读以至运用，是很难取得良好效果的 。我们今天应该认识到，傅衣凌教授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上取得如此高度的成绩，就是因为他能够潜下心来，广泛地搜集诸如正史、官书、地方志书、私家文集、民间记录等方方面面的史料，综合分析、全面剖析，最终才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 。我们现在或许以为傅衣凌教授的研究大多是一些区域性的、专题性的，但在实际上，他的这种学术研究，正是开创了“ 以小证大、以大看小”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学术研究理路。
因此，我们今天在学习继承傅衣凌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之际，切不可忘记傅衣凌教授生前所把握的对这一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做较为全面的搜集、分析、解读以至运用，以及“ 以小证大、以大看小”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学术研究理路 。千万不可以为傅衣凌教授的学术要旨就是所谓“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这一狭窄片面的视野，从而使得自己的学术之路越走越窄，进入“碎片化”和“老鼠打洞”的尴尬境地 。正如傅衣凌教授所教导我们的那样：“ 占有大量史料，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历史研究的开端。”全面地学习和理解傅衣凌教授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宝贵学术财富，才是我们今天需要下大力气、认真践行的必经之路。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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