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史料探析清代“鄂伦拜星底台”地望与变迁|乌鲁木齐|乾隆|伊犁|吐鲁番|哈密|方志|清代|迪化|鄂伦拜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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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鄂伦拜星底台是清代在乌鲁木齐地区安设的一处台站，其控扼路线东出吐鲁番，西、北通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塔城），东北则通巴里坤。长期担负着军情文报传递和保障军队后勤供应等一系列军政任务。由于史籍文献记载简略，加之地名译写的差异，清代以来，学者对鄂伦拜星底台的实际位置鲜有讨论。根据对清代官私方志、舆图等核心史料考察，鄂伦拜星底台初置时实际地望应在乌鲁木齐市东南的乌拉泊古城。

关键词：鄂伦拜星底台；台站制度；清代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

台站制度是清代驿传交通体系之一，新疆的台站体系最初是清政府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设置的，是在清王朝平定准噶尔部和南疆大小和卓贵族叛乱的过程中，清政府在天山南北逐步安设并完善的。台站体系是中央政府经略边疆的重要基础性设施。台站的安设，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为前方转运粮食、马匹、兵员等；另一方面保障交通通信、公文驿递畅通。可见其属于军事机构的一种，正如《三州辑略》中说：“军台之名始于军营驿站之名······此外，又有营塘所以接济差务，为不时之需”。清朝各地的台站机构命名不完全相同，新疆除军台之外还有驿站、营塘等，“驿置之设，其来尚矣，而新疆又分设军台、营塘。伊犁至塔尔巴哈台及精河有军台，无营塘。精河至乌鲁木齐有军台，有营塘，有驿站。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有军台，有驿站，无营塘。乌鲁木齐经巴里坤至哈密，无军台，有营塘，有驿站。吐鲁番至哈密有军台，无营塘。喀什噶尔至吐鲁番有军台，无营塘。哈密至嘉峪关有军台，有营塘，有驿站”。其中由各城始发的台站则称为底台（营塘称为底塘，驿站称为底驿）。如吐鲁番底台、巴里坤底台、阿克苏底台、库车底台等。属乌鲁木齐的底台则称之为乌鲁木齐鄂伦拜星底台或者鄂伦拜星底台。鄂伦拜星底台，又名鄂伦拜牲底台、鄂伦拜昇底台、额郎拜新台，出现字、音差异应该属于对音译写的偏差所致。

一、乌鲁木齐所属台站的安设

随着清政府统一新疆的进程，军台也逐步安设。乌鲁木齐所属军台有两条路线：乌鲁木齐至吐鲁番的南路七台，乌鲁木齐至伊犁的西路二十一台。此外还有乌鲁木齐至巴里坤的北路营塘一线和乌鲁木齐至塔城部分军台路线与乌鲁木齐至伊犁路线重合，兹不赘言。

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沿线台站据《三州辑略》记载安设于乾隆二十五年之前，查《清史稿》等史料，该路线台站应是清政府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于乾隆二十三年设立的，彼时为保障清军后勤，内地及伊犁发往南疆前线的物资皆运送至巴里坤或哈密囤积再进行转运，若伊犁运往巴里坤再发往南疆则绕路，于是乾隆诏令“军营台站关系紧要，令永贵等加意安设”，六月乾隆又谕曰“巴里坤距伊犁颇远，不便一时起运，当挑选驼只，陆续将米面等物，运至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预备······行文永贵、定长，令将存贮处所，转运事宜，酌量办理”。开通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沿线台站难处在于齐克达巴汗沿路山区，永贵等人于当年九月就完成了该路台站的安设部分工作，“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癸丑，查永贵奏称‘自吐鲁番至乌鲁木齐，所经七岭（即齐克达巴汗山区），修凿业可行车’”。乌鲁木齐至吐鲁番台站安设之后，与乌鲁木齐经巴里坤转至吐鲁番相较，里程近约1890里。

乌鲁木齐至吐鲁番南路沿线七台分别是：鄂伦拜星底台、昂吉尔图淖尔台、哈拉巴尔噶逊台、白杨河腰台、哈必尔汉布拉克台、根忒克台、吐鲁番底台。除吐鲁番底台外其余均属乌鲁木齐中营参将管理。现依乾嘉时期部分官私重要志书将鄂伦拜星底台到吐鲁番底台的里程制表如下：

乌鲁木齐至伊犁的西路台站据《三州辑略》记载安设于乾隆二十七年之前。查相关史料，其实乌鲁木齐至伊犁的西路台站早在乾隆二十年就曾经安设过，乾隆二十年借准噶尔内讧之机，“命两广总督、尚书班第为定远将军，两江总督、尚书鄂容安为参赞大臣······由巴里坤、乌鲁木齐直捣伊犁”。清廷在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以北地区后不久就在上述地区安设台站，“乾隆二十年七月，定北将军班第奏，准噶尔善后事宜······一，伊犁至哈密，巴里坤至乌里雅苏台具设台站。”但是其后不久，由于阿睦尔萨纳的叛乱，原安设于乌鲁木齐至伊犁、塔尔巴哈台的台站都被准噶尔叛军给抢掠破坏，“乾隆二十年九月丙子，定西将军永常疏奏乌鲁木齐接续台站情形：阿睦尔萨纳派遣阿巴噶斯、哈丹等将西路台站抢掠、夺取官茶等语”。待阿睦尔萨纳叛乱平定之后，一直未恢复这些被破坏的台站。到乾隆二十六年，钦差副都统安泰奏请“自伊犁至乌鲁木齐安设二十四台站”，到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乌鲁木齐至伊犁，乌里雅苏台至乌鲁木齐，及回部所有台站，俱经酌量移设”。新设的乌鲁木齐西路台站共计21处（不计鄂伦拜星底台），其中归乌鲁木齐中营参将管理的有洛克伦台和呼图克拜（呼图壁）台。兹将乌鲁木齐中营参将下属的鄂伦拜星底台到呼图壁台的里程制表如下：

综合上述两表可以看出，各台站里程在各书中记载不尽相同。造成这样的误差可能是当时站程测量多倚仗马匹。而马匹各有优劣之别，道路有崎岖平坦之分，所以造成计程的误差。譬如林则徐就曾经走过这条线路，在其《乙巳日记》里也提到了相关台站的站程，与上述两表所述存在较大差异。

鄂伦拜星底台有如下配额：笔帖式一员，外委一名，字识兵丁一名，供差兵丁十三名，回子九名，马三十匹，铁车三辆。笔帖式由乌鲁木齐满营派拨，多为通满、蒙、汉文字的满人担任，负责翻译处理满汉文书。外委为管理台站的低级武官，由各营派委。兵丁由城守营派拨，并归乌鲁木齐中营统辖。但上述人员在辟展（今鄯善）支领盐菜银两。马匹车辆损耗修理的定额：“马：每年准以三分报销马鞍，每台站准给骑鞍四副、驮鞍二副；车：乾隆三十七年经大人索（索诺木策凌）奏明，四年一大修，一年一小修，其小修银两每岁照依原价估值，支给四分之一，俱在房租银两内动用。”

二、鄂伦拜星底台与乌鲁木齐的关系

1.鄂伦拜星与乌鲁木齐并非一处

史料中鄂伦拜星底台有三种书写方法。其一为鄂伦拜星底台，其二为乌鲁木齐鄂伦拜星底台，其三为鄂伦拜星台。前文已述，某城始发之台方可称为底台，如此可见鄂伦拜星底台必然是乌鲁木齐往外驿递文报、物资的始发台站。按前文所载两表中的驿程来看，鄂伦拜星底台至昂吉尔图淖尔台（今柴窝铺湖附近）一百二十里左右，鄂伦拜星底台至洛克伦台（今昌吉市）七十五到一百里之间，则鄂伦拜星底台应在今乌鲁木齐市内。从《乌鲁木齐政略》《三州辑略》《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等记载来看也是支持这种观点的。

《回疆志》《西域闻见录》的记载则与之有异，《回疆志》记载乌鲁木齐至鄂伦拜星台站程六十里，鄂伦拜星底台至昂吉尔图淖尔台站程六十里，而两者相加之站程又恰合其他史料所载之一百二十里之数。按照《回疆志》的描述则鄂伦拜星台应该在乌鲁木齐和昂吉尔图淖尔台的中间。《西域闻见录》对鄂伦拜星台注解“鄂伦拜星即乌鲁木齐之城也”，作者“椿园七十一”系满族人，曾贬至库车。可能作者认为鄂伦拜星与乌鲁木齐音译相近，所以做了如上注解。但是如果鄂伦拜星与乌鲁木齐可以对音互译的话，那《西陲总统事略》和《西陲要略》所记乌鲁木齐鄂伦拜星底台的名字就有重复之嫌。《回疆志》的初撰者系永贵和固世衡。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二十八年，此二人同在喀什噶尔任职。《回疆志》应该是在此期间由二人共同完成撰写的，此后乾隆三十七年苏尔德又对此书增撰部分内容。乾隆二十三年乌鲁木齐至吐鲁番的南路台站安设完成与之时间相近，而且作者永贵是这一路台站安设的参与者，且永贵早年在巴里坤任职的时候也曾奉命勘验乌鲁木齐的土地，以资屯垦，可以说永贵对乌鲁木齐的环境地理是比较熟悉的。作为亲历者，永贵记录鄂伦拜星台不在乌鲁木齐（迪化）是可信的。

除《回疆志》可说明鄂伦拜星底台不在今乌鲁木齐市内。还有两则材料也可以资佐证：

其一，乾隆三十三年，纪昀因罪流放于乌鲁木齐（迪化城），其在乌鲁木齐两年后即被乾隆赦还，在其返程之中作诗集《乌鲁木齐杂诗》。其中《风土》第十八首写道“城南风穴近山坳，一片涛声万木梢，相约春来牢盖屋，夜深时卷数重茅”。其后注：相传鄂伦拜星有风穴，每闻城外林木声如波涛，不半日风至也。《阅微草堂笔记》也记载“又有风穴在（迪化）南山”。由此可以看出来，风穴在鄂伦拜星这个地方，其地理位于迪化城南，且距迪化有不到半日的路程。纪昀在戍两年，对乌鲁木齐情况是了解的。所以他的记录虽是文学作品但也是侧面对当时情况进行真实的反映。

其二，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馆藏一册清代的名为《新疆地舆总图》的舆图，其影印版已在网上披露。据王耀先生考证，该图册极有可能反映的是乾隆三十八年的新疆状况，是研究乾隆中期新疆状况的可靠的图像史料。在该图册乌鲁木齐分图上，明显标注出鄂伦拜星底台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其位于迪化与昂吉尔图淖尔台之间，方位在迪化城南侧（图1）。

2.乾隆二十三年为何不在乌鲁木齐安设台站

前文所列之志乘史料皆为乾嘉道时期官、私记载新疆有关史料的典籍。作者均有任职新疆的履历，甚或有在乌鲁木齐的任职经历，然则各书关于鄂伦拜星的位置记述却不尽相同。这应该与乌鲁木齐筑城和鄂伦拜星底台的迁移有关。

乌鲁木齐的筑城可能在乾隆二十年即开始，据载：“迪化府，乾隆二十年平准噶尔，始内属，改名乌鲁木齐，筑土城······二十八年筑新城于其北，名迪化······三十七年于迪化西八里筑满城，名曰巩宁。”《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又载：“乾隆二十年三月，大兵进讨准噶尔，噶勒丹多尔济率其属望风降，地皆内属，有旧城，周可三里。”另据《新疆图志》记载：“乾隆二十年，定西将军永常进讨库木诺雅特游牧之昂吉噶勒丹多尔济，以乌鲁木齐降防军筑一垒，周三里。”以上三则材料显示乾隆二十年已有在乌鲁木齐筑城的记录，且永常所筑之垒可能是在旧城的基础上补筑的，且与土城或为同一城址。但是《清实录》中记载乾隆二十八年“乌鲁木齐办事副都统侍郎旌额理等奏，乌鲁木齐驻扎旧城，初系土堡，周一里六分······拟将城垣加高一丈六尺，厚一丈，添建四门，八月内即可告竣，寻钦定乌鲁木齐城曰迪化城，城门东曰惠孚，西曰丰庆，南曰肇阜，北曰憬惠”，由此材料可见乌鲁木齐筑城应早于乾隆二十八年。通过《乌鲁木齐政略》看乌鲁木齐筑城具体应是在乾隆二十三年，“迪化城······旧城在迪化城南约有一里，乾隆二十三年建，乾隆二十八年重修，周一里五分，高一丈二尺，查迪化城并四门本系钦赐旧城，乾隆三十二年奏准移于新城”。从规模上看，乾隆二十年所筑之土城周三里与乾隆二十三年所筑之土堡周一里五分，实非同一城。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一年开始撰写，《清史稿》与《新疆图志》虽系清末民国初年成书，亦为官修史书，若所记载为真，则乾隆二十年所筑土堡是史实，可能此土堡在乾隆二十年的阿睦尔萨纳叛乱中被毁弃。《乌鲁木齐政略》系索诺木策凌主持编写的。乾隆三十八年其任乌鲁木齐首任都统，在任期间组织僚属整理档案资料抄录成《乌鲁木齐政略》一书。旌额理和索诺木策凌主政乌鲁木齐时间与乾隆二十三年相距最多不过十五年，时间和史料也都是可靠的。

从上面的资料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清代乌鲁木齐筑城最早始于乾隆二十年，可能因为战争的缘故没有存留下来；2.清代乌鲁木齐有明确历史沿革的筑城记录始于乾隆二十三年；3.乾隆二十三年所筑之城名为“乌鲁木齐”，“土城”“土堡”只是其城垣形制、建造方法而非其名。因为乾隆二十七年乌鲁木齐修建的其他城堡皆各有其名，如“惠徕堡”“屡丰堡”“辑怀城”“宣仁堡”“怀义堡”等，因此不太可能乾隆二十三年所筑之城没有名字；4.“乌鲁木齐城”于乾隆二十八年重修，并且受乾隆钦赐更名为“迪化”以及四处城门的名称，此系迪化旧城；5.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兴建迪化新城，并且将迪化旧城的名字和城门名字全部沿用给新城。

乌鲁木齐南路台站安设于乾隆二十三年，乌鲁木齐迪化城也最早筑于乾隆二十三年，为什么永贵等在安设台站的时候不选择在“土堡”安设台站，而是选择在鄂伦拜星安设台站。则应该考虑“土堡”的用途。

筑城当然是用来安置人员的，查乾隆二十三年往乌鲁木齐有两批人员调动。其一，派兵丁垦种土地：乾隆二十三年初派五百兵丁往乌鲁木齐垦种。其二，派兵丁驻防：乾隆二十三年三月，派索伦兵一千驻防乌鲁木齐。就土堡规模形制来看，其周长一里五分，高一丈二尺。其后在乾隆二十七年左右乌鲁木齐周边兴建了很多这样的城堡，如惠徕堡：周一里七分，高一丈二尺；屡丰堡：周一里七分，高一丈二尺；辑怀城：周二里七分，高一丈五尺；宣仁堡：周一里七分，高一丈一尺；怀义堡：周一里七分，高一丈一尺。上述这些城堡都属于屯堡性质。“土堡”与之形制相当，亦应属于屯堡，所驻人员很可能就是乾隆二十三年初派来乌鲁木齐屯种的五百屯兵。

乾隆二十三年修筑的“土堡”主要是用来安置屯兵，而同年在安设台站时，主要考虑为南疆前线转运大量粮食、马匹等大宗军需物资。虑及乌鲁木齐仅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土堡”不敷用度，只能另行觅地安设台站。

三、鄂伦拜星底台的地望与沿革蠡测

1.鄂伦拜星底台的地望

鄂伦拜星底台既然不在乌鲁木齐“土堡”，那么其地理位置应该在何处。按《回疆志》和《新疆地舆总图》所载乌鲁木齐其至吐鲁番的南路台站路线来看，鄂伦拜星底台应该在乌鲁木齐（迪化）至昂吉尔图淖尔台之间，东距昂吉尔图淖尔台六十里，西北据乌鲁木齐六十里。这中间适合选址安设军台应该是乌拉泊古城遗址。乌拉泊古城位于乌鲁木齐东南部，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24.75万平方米，城墙夯筑······残高5—8米。城内分东西南三个小城。

如何认定鄂伦拜星底台即是乌拉泊古城：

首先从方位上来看，乌拉泊古城位于乌鲁木齐（迪化）城之南，这个方位与纪昀的诗“城南风穴近山坳，一片涛声万木梢，相约春来牢盖屋，夜深时卷数重茅”描述的位置相一致。而且乌拉泊古城的自然环境也相近，乌拉泊古城多风的环境，与纪昀诗中“相传鄂伦拜星有风穴”的描述相一致。且在《新疆地舆总图》中鄂伦拜星台位于乌鲁木齐河东岸，乌拉泊古城也位于乌鲁木齐河东岸。

其次从距离上来看，乌拉泊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和柴窝堡（昂吉尔图淖尔台）之间。现乌拉泊古城东距柴窝堡湖约三十公里，西北距乌鲁木齐市区约十七公里。从这个距离来看其东与柴窝铺湖的具体与清代的描述相当。而乌拉泊古城至乌鲁木齐市区的古今道里有十二三公里的误差，造成这个误差的原因可能是古代用马来测距造成的误差，因为不同的人马走出来的里程确实是不同的。如道光二十五年，林则徐受命往南疆履勘垦地，其行进路线就是走的乌鲁木齐到吐鲁番的南路台站路线，从《乙巳日记》来看其从乌鲁木齐汉城（迪化）到小盐池（乌拉泊古城）就只走了二十七八里，也即是十四公里左右，与现今距离相近。

第三从名称上来看，鄂伦拜星“Olon baixing”，系蒙古语，意为房子众多；乌拉泊“Ulan bay”（即乌拉摆、乌兰拜）系蒙古语，意为红色的靶场。可以看出鄂伦拜星和乌兰拜皆系蒙古语对音翻译而来，虽意义不同但发音相近。前文在说及鄂伦拜星底台的车辆修理所需银两由房租内支给，这就说明这个地方的房子较多，可供租赁和堆放粮草、圈栏马匹等物资。如此推测乾隆二十三年在选址安设台站时，正是看中鄂伦拜星这个地方民居众多的便利，现在看乌拉泊古城面积24万多平方米，且外城垣仍然较高，若乾隆时期乌拉泊古城之内仍然有人生活，民居众多，则足可用作军台选址。

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清代这些官私史志中“鄂伦拜星”和“乌兰拜”“乌拉摆”并非同时出现的。其中鄂伦拜星在清中期乾嘉道时期的典籍中凡军台名字中多用的是“鄂伦拜星”或发音相近的词汇。乌兰拜（乌拉摆）则多出现在晚清时期的典籍。如在成书于光绪、宣统时期的官、私志书如：《新疆建置志》《新疆图志》《迪化县乡土志》《新疆大记补编》多出现乌兰拜和乌拉摆的译写：

《新疆建置志》记载“（迪化）有庄六十七······曰乌拉，城南二十里”。

《迪化县乡土志》记载“······曰乌拉庄，在城南三十里。”

《新疆图志》记载“（迪化）有庄九十九，······曰乌拉摆，城东南三十里”；

“（迪化）城南十里至十里铺，二十里至乌拉摆”。

伊犁至迪化的道路：“自惠远城百六十里至塔勒齐山口，又四百七十里至哈什河岸之都尔伯勒津回庄，又五十里至察罕拜牲，又七十里至空格斯河岸之乌图岭，又九十里至图尔根河，又七十里至奈兰部勒，又二十里至乌努古特岭，又三十里至昌曼，又三十里至纳喇特岭，又三十里至大裕勒都斯河，又四十里至阿尔沙图，又百九十里至胡吉尔台，又五十里至哈屯博克达山，又百五十里至萨勒哈郭勒，有百五十里至乌兰布拉克，又六十里至达尔达木图，又七十里至乌兰拜，又三十里出山至巩宁城······以上迪化支路”；

“乌拉摆渠，在城南（迪化）二十里”。

这几则材料中的乌拉摆和乌兰拜距迪化南二、三十里，可以确定是乌拉泊古城无疑。

由此可见“鄂伦拜星”和“乌兰拜”很大可能是同一蒙语词汇，由于不同时期不同人员的音译习惯造成的误写。现今人们将之译写成“乌拉泊”，则体现了“音译”与“意译”的结合。汉语转写中将“拜（bay）”讹变成了“泊”。古城之北的水库就是意译中的“泊（po）”，而人们在读的时候仍然用“乌拉摆”的发音。这么看来同一地名在不同时期，因译者的音译习惯再融合当时环境、语境产生讹变是常见现象。“Olon baixing”最早是音译为“鄂伦拜星”到清末再普遍被译写为“乌兰拜（乌拉摆）”，直至现代又被译写成“乌拉泊”。同样的情况还有“Kutukpai”，清时有译作古塔巴，也有译作胡图克拜、呼图克拜，现代译写为“呼图壁”。

不同时期译写差异这一点在清代的舆图上也能反映出来，清中期的舆图如《新疆地舆总图》、嘉庆《大清一统志》《新疆图志》的乌鲁木齐舆图以及《西陲总统事略》的乌鲁木齐图说，多用“鄂伦拜星台”一词。而清末的舆图如《旧刊新疆舆图》的迪化县图和《新疆全省舆地图》的迪化县图都用“乌拉摆”一词。

综合前文来看鄂伦拜星底台最初安设时选址在乌拉泊古城。而后至清末因为译写的讹误，将“鄂伦拜星”讹写为“乌兰拜”，现代又译写为“乌拉泊”。

2.鄂伦拜星底台的迁置

台站最初设立是为军事辅助，正如“乾隆之时，边事方殷，羽书旁午，故一切建置，皆从营制，曰军台，曰营塘，或统于领队，或隶于提标，飞符驰檄，限日计程，重军政也”。鄂伦拜星底台等沿线台站设置之初主要是为储转军需保障后勤，乌拉泊古城面积广，残存城垣高大，可以直接利用来存放粮草和圈栏马匹羊只，所以将鄂伦拜星底台安设在乌拉泊古城。然而随着乾隆二十四年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的结束，鄂伦拜星底台站保障后勤的功能逐渐减弱，反而因乌鲁木齐城市建设起来，且行政级别逐渐提高，传递文报的功能需要加强。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在乌鲁木齐初设办事大臣，乾隆二十四年的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和之前的乌鲁木齐中营参将皆未言明驻地，可能是暂时驻在乌鲁木齐“土垒”。乾隆三十六年办事大臣改设为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八年改为乌鲁木齐都统，驻巩宁城。随着行政机构设置渐次完善，这时候的台站驿递奏折文报的功能必须加强，“及承平日久，安西以北，哈密以西渐设州县，于是天山北路，量裁军塘改置驿站而领于牧令”，军台开始隶属于地方长官。乾隆三十四年，陕甘总督明山奏称“咨凡口外文职以道员以下，武职以副将以下，所有文移具呈明办事大臣加封，发台递送”。这么一来公文驿递频繁，而大量文武官员的奏折文报都要到巩宁城加封之后才能再经台站递送出去，那远在南边的鄂伦拜星台就明显不方便了，只好是将台站迁移至巩宁城附近。

目前来看鄂伦拜星台从乌拉泊古城迁移至巩宁城没有确切的时间。据相关史料来看大致应该在乾隆三十八年后至乾隆四十二年之间。

首先乾隆三十七年巩宁城筑成，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前身为乌鲁木齐办事大臣）移驻巩宁城，同年乌鲁木齐副都统索诺木策凌整理军台条奏：“自鄂伦拜星台起······每台添拨一辆（铁车）以资转运官物，每台抽兵三名办给农具籽种，在于该台附近地垦种大麦、青稞，作为马匹料石之需”。从台站需自己垦地以敷草料，且乌拉泊古城周边确有可开垦的土地。可见乾隆三十七年鄂伦拜星还在乌拉泊古城。这一点在《回疆志》中也能体现，乾隆三十七年苏尔德对《回疆志》进行增撰，其在增撰时“复详加考核，广为寻访，删其冗复，增其简略。”可见苏尔德详加考核后的结果仍然确定鄂伦拜星台不在乌鲁木齐市内。且按《新疆地舆总图》考据显示乾隆三十八年，鄂伦拜星仍然在迪化东南。

乾隆三十八年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升格为乌鲁木齐都统，原任乌鲁木齐副都统索诺木策凌改任乌鲁木齐都统。正是索诺木策凌在任期间，将鄂伦拜星台迁移至巩宁城附近，所以在《乌鲁木齐政略》和《西域闻见录》中将鄂伦拜星台改称为鄂伦拜星底台，与昂吉尔图淖尔的距离为一百二十里。因而《西域闻见录》备注鄂伦拜星底台即乌鲁木齐之城也。另外从舆图上来看，嘉庆道光时期的方志中舆图中鄂伦拜星台的方位就变更到了迪化城以西的巩宁城附近（图2、图3）。鄂伦拜星台最初安设地为乌拉泊古城并以地名音译称为“鄂伦拜星台”，其后又迁移至巩宁城，成为由州城始发的底台。名称上仍沿用旧称改名为“鄂伦拜星底台”或者“乌鲁木齐鄂伦拜星底台”。而乌拉泊古城或因为鄂伦拜星台的迁移而荒废。

3.鄂伦拜星底台的沿革

鄂伦拜星底台迁置巩宁城后，一段时间沿用旧称。直到同治年间因为战乱迪化城和巩宁城陷落被毁，鄂伦拜星底台也随之毁坏，台站体系也受到破坏，1884年新疆建省，开始了台站制度的改革，清政府“悉改台塘为驿站”，原来的迪化底塘、鄂伦拜星台站都重新设立并归并为巩宁驿，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

四、小结

鄂伦拜星底台是乾隆时期在乌鲁木齐地区设立的一处至关重要的台站设施，是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后勤物资转运的起点之一，其最初设立于现在的乌拉泊古城，后迁置于巩宁城并沿用鄂伦拜星底台之名。鄂伦拜星底台为研究清代新疆台站体系、交通驿传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是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有效治理的重要历史见证。鄂伦拜星底台的研究也有助于厘清乌拉泊古城在清代的发展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