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坚持认为，我真正的读书（是读书，不是看书）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
之前虽然喜欢看书，但家大人和当时的那个年代的许多家长一样，顽固地深信我们小孩子但凡看学校发的课本之外的所有闲书，都是不务正业，都是浪费时间，都是玩物丧志。
其实，所谓的闲书，说白了就是小说而已，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港台武侠小说。
高一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远离老师的视线。我的同桌李勇胖胖的、憨憨的，也是一个武侠小说迷，他比我有钱，我当时几乎是身无分文，他手里好歹有个仨瓜俩枣的，几乎每天都会不知从租来一本武侠小说在上课时偷偷地看，他看完了就给我看。
那些武侠小说的质量参差不齐，既有金庸、梁羽生这些大家的，也有署名全庸、李凉的假冒伪劣作品。好在那时候也不怎么挑食，只要有书看就行，因为是囫囵吞枣地快速阅读，许多的故事情节早已忘却了。
只依稀记得某本书里有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叫“传音入密”，高手以内力收拢声波，只送入指定之人耳中，周遭旁人即便近在咫尺，也听不到半点声响，这种功夫端的令人匪夷所思，现在想来当然毫无科学道理，不值一驳，纯属武侠小说家们的意淫而已。
因为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看小说成了自己本门专业的“必修功课”，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看个不休了。
但随着专业课程学习的深入，看小说之余，慢慢地开始接触各种专业理论书籍，接触古今中外各种学者的著作。
我清楚地记得我买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是大一时跟风买的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的那本《艺术哲学》，大概是文学理论课上那位年过半百、高高瘦瘦的周老师推荐的，现在都不知放在自己书房的哪个角落里了。
我刚读大学那会儿，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陈道明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的热播，特别痴迷于《围城》原著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报纸上介绍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还当过毛选的英文翻译。
但那时的各种资讯还不太发达，对于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先生到底都写过些什么学术著作，我一开始都不甚了然。如果是放到现在，随便上网查一下便知分晓。
好不容易不知道从哪知道钱先生的学术代表作是一部名为《管锥编》的书，兴冲冲地跑到学校图书馆去借，工作人员告诉查无此书，只得怏怏地败兴而归。
既然借而不得，那时就暗下决心要把钱先生的所有著作都买来，当作自己未来家庭藏书的一部分。
大概大二上学期的某一天，同学告诉我，学校边上的那家书店进了钱先生的《管锥编》，问我知不知道。这位同学也知道我那段时间痴迷钱先生，所以特意跑来跟我说。
我赶紧火急火燎地跑到这家名为艺苑书店的书店一探究竟，果然在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套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五卷本《管锥编》，装帧清新淡雅，书淡如菊，不由得心生欢喜。
虽然价格对我来说有点小贵，但还是一咬牙一跺脚，花了33.70元（几乎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把这套《管锥编》请回了家。
以我那时的学力，要想把这套《管锥编》啃下来谈何容易。但即便如此，这套书也足够让我惊艳了。
《管锥编》的书名出自《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这当然是素以狂妄著称的钱先生的自谦，喻指自己只是从细管、锥孔当中窥见天地学问，见识浅薄。
《管锥编》虽然卷帙浩繁，但严格说起来并非严谨完整的学术著作，而不过是作者的学术笔记而已，依次解读《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会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列子张湛注》（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洪兴祖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7则）十部古籍。每一条针对古籍字句、典故、义理展开阐发，短则数百字，长则上万字。
其实我当时能够饶有兴致看下去的，不过是钱先生关于《左传》《史记》和《太平广记》部分的解读。饶是如此，也让年少的我既惊讶于钱先生的海量阅读和博闻强识，更对其打通中西、见微知著的治学，除了佩服之外就不知夫复何言了。
现在网上有不少人讥讽钱先生只会掉书袋而已，其实大谬不然。我想说的是，即便钱先生只会掉书袋，不服气，你有本事也来掉掉看。
记得钱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会放下手机，捧起书本，读一读钱先生的著作，读一读这部《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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