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19岁男骑车摔死,葬礼第二天夜托梦给母亲:妈!他是被害死的阿明的葬礼是在一个阴天办的。广东六月尾的雨总是憋着不下,天压得很低,像一口倒扣的铁锅扣在村子上头。灵堂搭在祠堂前面的晒谷场上,白布被风掀得哗哗响,阿明他妈陈桂兰跪在棺前,两天两夜没怎么合眼,嗓子已经哭哑了,只能发出一些破碎的气音,像风穿过破了洞的窗户。
阿明才十九岁,骑着那辆二手鬼火摩托车在村道上摔的。拐弯那块有个大坑,据说填过好几回,一下雨又塌。阿明晚上十点多从镇上回来,车速快,没看清,连人带车撞上了路边的老榕树。送到镇卫生院人就没气了,脑壳都瘪进去半边。
村里人帮着料理后事,都说这孩子可惜了,年纪轻轻,刚在镇上的汽修厂找了份工,才干了不到三个月。陈桂兰的男人走得早,就这一个儿子,如今什么都没了。出殡那天陈桂兰被人架着才没扑进坟坑里去,她扒在湿泥地上抓了满手的土,嘴里呜呜地叫,谁也没听清她喊的什么。
头七没过,按规矩亡人魂魄还在家。陈桂兰每晚都睡在阿明屋里,枕着他的旧T恤,那上头还沾着机油的味道和他身上惯有的汗气。她睡不踏实,半梦半醒之间老觉得门帘在动,可抬眼又什么都没有。
葬礼后第二天夜里,陈桂兰终于沉沉睡了过去。
她梦见自己站在村口那棵老榕树底下,月光把树影子拖得老长,满地都是碎银子一样的光斑。然后她看见阿明从树后面走出来,还是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工装,裤腿上沾着泥巴,可脑袋上什么都没有——没有伤,没有血,干干净净的,头发还是他惯常剪的那种寸头。
"妈。"阿明喊她,声音跟活着时候一模一样,带着点还没变完的男孩子气。
陈桂兰想扑过去抱他,可两条腿像灌了铅,怎么也迈不动。她张开嘴想喊儿子的名字,喉咙里堵着一团棉花似的,出不了声。
阿明走近了两步,月光照在他脸上,煞白煞白的,连嘴唇都没有血色。他直勾勾地看着他妈,忽然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后脑勺,又指了指村道拐弯那个方向。
"妈,"他又喊了一声,这回声音变了调,尖细细的,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顺着风飘过来的,"妈,我不是自己摔的。我是被害死的。"
陈桂兰猛地醒了。
她直挺挺地从床上坐起来,满身冷汗把阿明的T恤都浸透了。窗外天还没亮,院子里那棵龙眼树的枝桠被风吹得蹭着窗玻璃,沙沙响。她的心口突突地跳,梦里阿明那张煞白的脸还在眼前晃。他说他不是自己摔的。他是被害死的。
陈桂兰披了件外套就往外走。夏天的夜短,四点多天边已经有点灰蒙蒙的亮光了。她踩着拖鞋往村道拐弯那块走,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早起的鸡在远远地叫。走到老榕树底下她停住了,地上还留着阿明出事那天的刹车印子,黑黢黢的两道,歪歪扭扭地伸向树干。旁边的草被踩得东倒西歪,是出事那天村里人来救人时踩的。
陈桂兰蹲下来,盯着地上的刹车印看了很久。她虽然没什么文化,可阿明在汽修厂干了三个月,回家没少跟她说车的事。阿明说过,他那辆鬼火的刹车是上个月刚换的新的,灵得很,轻轻一点就站住。可地上这两道印子拖了足有五六米远,笔直笔直的,一点偏转都没有,像是根本没打算拐弯。
她站起身,沿着村道往镇上方向走。天一点一点亮起来,路边的芒果树从黑黢黢的轮廓渐渐显出绿影子。走了一里多地,路肩上扔着个塑料水壶,已经瘪了,壶嘴裂了道口子,渗出来的水把底下的土洇出一小片深色。陈桂兰认得这个水壶,黄色的,盖子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奥特曼贴纸,阿明从小用到大,打工了也没换。她捡起来攥在手里,塑料冰凉冰凉的。
她继续往前走。走了大约两里路,在路边排水沟里看见一块石头,比拳头大些,棱角很尖,面上沾着暗褐色的东西,干透了,像锈又不像锈。陈桂兰拿手去碰,那褐色东西已经硬了,抠也抠不掉。她脑子里忽然就炸了一下。
阿明的后脑勺。梦里阿明指着自己的后脑勺。
陈桂兰把石头揣进兜里,转身就往回跑。拖鞋跑掉了一只她也没管,光着脚踩在滚烫的水泥路面上,脚板磨出了血也感觉不到疼。她跑回老榕树底下,绕着树根仔仔细细地找。草根底下,树皮缝里,她用手一寸一寸地扒拉。最后在树根背阴那一面,她摸到一片黏糊糊的东西。
是机油。新鲜的,还没干透的机油。
阿明的摩托车就算摔出去,机油也不会抹在树根背面。除非——
除非有人先把机油抹上去。
陈桂兰瘫坐在地上,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热辣辣地晒在她背上。她攥着那块石头,石头上的暗褐色在日光下显出真正的颜色来,是血,干了的血。她儿子的血。
她仰起头看着头顶的榕树冠子,那么大,那么密,把天都遮住了。树上不知哪来的两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吵,吵得她耳朵嗡嗡响。
她想起来了。阿明出事前那天晚上回家吃饭,跟她提过一嘴,说汽修厂那个姓赵的工头一直扣他工钱,他去找了几回,姓赵的拍桌子骂他,说再闹就让他滚。阿明不服气,说第二天要去找厂里的大老板说理。那天晚上他出门的时候,陈桂兰还叮嘱他早点回来。
他去没去成,陈桂兰不知道。他再也没回来。
陈桂兰把石头揣好,站起身,拍掉裤子上的土。她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还挂着那只脏兮兮的拖鞋,头发被汗和泪糊了一脸。她往镇上汽修厂的方向走,太阳越来越高,把她的影子缩成脚底下小小一团。
她知道阿明在看着她。十九岁的儿子,穿着藏蓝色工装,站在月光底下的榕树影子里,用手指着自己的后脑勺,一声一声地喊妈。她这辈子没什么本事,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可到了这一步,她不能再让儿子白死。
镇上派出所的蓝色门牌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眼睛发花。陈桂兰推门走进去的时候,里头坐着的民警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大概是被她这副样子吓了一跳——光着脚,满脸是汗是泪,手里攥着一块带血的石头,另一只手里捏着个瘪了的黄色塑料水壶。
"同志,"陈桂兰开口,嗓子还是哑的,可这回声音稳稳当当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我报案。我儿子不是摔死的,是被人害死的。"
她把石头搁在桌上,又把水壶搁在旁边,然后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出阿明出事前一天晚上发给她的那条微信语音。那个姓赵的工头在语音里骂人的声音,此刻从手机扬声器里清清楚楚地放了出来,回荡在小小的派出所办公室里。
窗外头,那棵老榕树的叶子在风里翻着白边,一闪一闪的,像是谁在远远地眨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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