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日本战犯越狱藏身两月化身小贩，却因一句无心之语被识破身份！
1947年盛夏，上海江湾的黄昏空气里带着湿热，战犯拘押所的铁门却因缺少机油而吱呀作响，给守卫留下了无声的预警。
这一年，国民党当局把七十多名日本甲、乙级战犯集中在这里，打算等待各路军事法庭的轮番询讯。兵力紧张、预算吃紧，守卫只够维持最基本的值班表，外面的解放战争已把许多宪警抽走。
被关押的人里，46岁的中野久勇最为刺眼。五年前他是崇明岛特高课科长，奉命镇压地方抗日组织。黄乾亨等进步人士被他抓到宪兵队后，手指被竹签刺穿、牙齿被钳子拔掉，最终投江灭迹。岛民暗中记下名单，战后全部递交军法处。
1947年春，上海警备司令部在崇明县政府陪同下，将他押进江湾拘留所。他身材瘦削，却总挺着背脊，牢房里有人悄悄说：“那家伙眼神像还在审问咱们。”守卫听不懂，却感觉寒意蹿背。
几个月过去，监狱管理日益松懈。夜点名常常走过场，巡更兵为了省事只在外墙来回踱步。12月14日深夜，寒潮南下，岗楼士兵缩在火盆旁。中野借口“腹痛”，被放到院角旱厕。他攀上围墙外的桑树，一跃而出，留下半截系着号牌的棉衣。
外面并非世外桃源。逃出48小时后，他已没钱没粮，只能翻找垃圾桶里的剩菜。一次他混进嘉定县城，随身带着几包从医务室顺手牵来的阿司匹林，街口巡警认作“白面”，当即将他扭送所里。铁门刚锁好，管事的警士摆弄药粉，喊来卫生员化验。结果只是退烧药，尴尬的警士把中野拦腰一推放了：“走走走，别来添乱。”
离开嘉定，他沿苏州河一路乞行，最后在乍浦路桥租了辆木板车，靠替人送货混口饭吃。有人听他喊价，总觉得声调怪异，“蹲牢蹲笨了吧。”他只赔笑，不敢多言。
1948年2月28日清晨，上海暗探陈炳南赶集买早点，听见桥头有人吆喝：“卖——大饼哪。”音调生硬，四声拖成了二声。陈皱眉，“你是哪一省口音？”那人慌忙转身。陈顺手一把按住肩膀，“慢着，说句‘大饼’给我听。”对方一愣，嘴里蹦出含糊的“达兵”。这一声，让暗探想起通缉令里那行特别提示——“吴语发音困难，常把‘饼’说成‘兵’”。
当晚，淞沪警备司令部紧急通告：逃犯中野久勇落网。铁证摆在面前，他仍辩称只是“朝鲜苦力”。警探冷笑，把他擒获时搜出的旧日本军票拍在桌上：“苦力会随身带满袋旧日元？”
4月8日，上海军事法庭开庭。检察官调出崇明生还者的笔录，编号照片一张张摆到被告面前。大庭早志被押来对质，他声色俱厉：“我是奉命行事。”中野改口称“只审讯，未杀人”。法官石美瑜轻声翻案卷，冷不丁抬头问：“黄乾亨的指甲是谁拔的？”中野张口结舌。围观席哗然。
辩护律师做最后努力，引用《波茨坦公告》里“公正审判”条款，要求减刑。法庭退庭合议，仅用两小时即宣布：二人战时残害平民证据确凿，判处死刑。次日凌晨，押赴吴淞口刑场。大庭上车前腿软跌倒，中野冷冷瞥他一眼，自顾走上卡车。行至江面，晨雾迷离，他们低声哼起日军行进曲，被枪声生生截断。
这桩案件在当时的报纸上只占了半个版面，然而它留下的疑问颇多：战犯为何能轻易越狱？军政系统的缝隙如何被对手钻透？也正因此，随后成立的上海第一战犯监狱加高了围墙，增设电网，并把看守权交给了警备司令部而非地方警局。粗糙的临时措施，终于让同类事件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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