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在厨房剥蒜，油烟味还没散尽，儿子建军推门进来，脸上带着我从没见过的那种亮光。

"妈，我要创业。"

蒜瓣滚了一地，我没去捡。

建军三十二岁，在城里一家贸易公司做了七年销售，工资不高不低，够他和媳妇小芳过日子。我一个寡妇，靠着老伴留下的这套两居室，每月收点租金，日子也算平稳。

他说要做餐饮，看中了镇上新开发区的一个铺面，位置好，租金贵，启动资金要五十万。他自己存了十二万，差口子大着呢。

"妈，你把房子抵押了吧。"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像踩空了一级台阶。但我看着他眼睛里那团火，想起他爸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要让建军有出息。我咬了咬牙，点了头。

办手续那天，银行的姑娘问我："大姐，您确定吗？"

我说确定。

签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墨水晕开一个小圈，像一个不祥的预兆，我没多想。

店开起来那天，红绸子剪彩，鞭炮噼里啪啦，建军穿着新衬衫站在门口，笑得像个孩子。我站在人群后面，闻着炮仗的硫磺味，心里又酸又甜。

头三个月，生意还行。建军每周给我发几张照片，店里坐满了人，流水账单上的数字看着也不错。我晚上睡得踏实，觉得这步棋走对了。

变化是从第五个月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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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旁边又冒出来两家同类型的馆子，一家打折，一家搞会员，客流被分走了一大半。建军开始频繁打电话，声音越来越紧，说要重新装修，要换菜单，要做推广，每一样都要钱。

我把多年攒下的两万块养老钱也转给了他。

第八个月，店关了。

建军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个阴天，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哗往下掉。

我以为他会哭，或者愧疚，或者至少低着头。

他没有。

他坐在我对面，手指敲着桌子，说："妈，其实这事怪你。"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当初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会走这条路。你同意得太痛快了，害我没认真评估风险。再说，你催我还贷款，给我压力，搞得我心态崩了，才做了几个错误决策。"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钟表的走动声。

我看着他，这个我抱过、喂过、送去上学、盼着他成家立业的儿子，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硬的，咽不下去。

小芳坐在旁边，低着头，没说话。

后来的事情，街坊邻居都知道了。房子要被银行处置，我得搬出去，暂时住到妹妹家。

收拾东西那天，我把老伴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旧报纸包好，放进纸箱。照片里他笑着，年轻，不知道后来的事。

我没哭。

眼泪这东西，到了我这个年纪，有时候反而流不出来了。

建军最后来帮我搬了几箱重的，全程没说话。临走时站在门口，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妈，你保重。"

我说："嗯。"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我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着地板上一道一道的灰痕。这房子住了二十多年，每一块砖我都熟悉。

有人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本能，孩子对父母的爱是良心。

良心这东西，有些人有，有些人，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会长出来。

也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

我不知道建军是哪一种。

但我知道，那个签字时晕开的墨圈，从一开始就已经把答案写在那里了，只是我不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