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曾任教于厦门大学的鲁迅先生曾言——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不知从何时起，曾经那些先贤鼓涌的清气已经痛失殆尽。
下面这条：
它不承认年轻人的不入场是一种判断，然后宣布这个执念会被市场治愈。
何不食肉糜啊？
年轻人的收入、债务、代际转移这些结构性问题，就没有么？
一份三千的月薪、一份三万的月供、一份三代人凑出来的首付、一份延到六十五岁的养老、一份从生到死都还不完的贷款，请问赵教授，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归因么？好像他谈论年轻人，但他的语法里没有付不起这个变量，只有愿不愿意入场这个变量。
你一个经济学家把付不起这件事从话语里删掉，他所有关于心理的推演都是空中楼阁。
于是抢购、开户激增就成了市场的真实反应，而不入场、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不加班的一整代人的沉默，就成了需要被房价一涨来矫正的执念。
市场行为覆盖了真实生存。他看见的是这个股价一上涨，多少人抢着开户啊，他看不见的是那些从来不在他视野里的人，那些父母掏空了积蓄，他们自己背着三十年的贷款，他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已经被计算进未来某一轮接盘，房子在他嘴里是股价一样的东西，可以杀进、可以抢着开户，而房子在大多数人一生里，是要住三十年的居所，是全家的存款，是老人的养老，是能不能敢不敢生孩子的门槛。
坏种的言论总是有迹可循：
年轻人不买房,要靠房价上涨去激活他们，年轻人不生育，要靠削减保障、增加缴费、克扣养老金去逼迫他们。
一个从财富机会诱之，一个从生存底线迫之。
同一所厦大，当年的创办者陈嘉庚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1932年，他的企业在世界经济危机里岌岌可危，财团开口只要他放弃办学就注资，他回了一句：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
橡胶园卖了一万英亩，新加坡的三栋住宅楼也变卖了，所得款项全部拿去撑住那所已经办了十一年的学校。
今天的厦大教授，却在电视上劝一代年轻人拿三十年月供去买大厦，并把不肯买的人称作有执念，同一座校园，百年之隔，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完整的下坠。
赵教授，你代表了又是谁的利益盘算？
在你眼里，年轻人不是有权利、有判断、有选择的个体，而是需要被激活、被驱赶、被计算的资源吧？
赵教授最后一句话说，“你根本不要听他的，你要看他怎么做，不要看他怎么说。”
请问，你怎么做啊？你自己是不是也在场？
劝别人入场，你自己是否需要也把三十年的月供扛在肩上？
就像这事：
结婚率下滑难不成仅仅只是办事不方便？这是不是归因？
房价、教育与育儿成本、就业不稳、996与裁员交替、社保与户籍的绑定、代际的悲观情绪……这才是需要付出代价去调控吧？
承认原因能不能出场？常识能不能出场？还是说，常识本身在这套话语里是被禁忌的。
仪式感救不了结婚率，年轻人退出不是因为不够浪漫，是因为社保、户籍、育儿成本这些底线性的东西没被回应。
再说了，你不能保障年轻人基本生存条件，却热衷于替他们定义什么叫仪式感、什么叫幸福，这本身就是一种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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