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十点，值班室传来了护士站的电话声：“大夫看看30床阿姨，说咳嗽咳得睡不着”。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拿着听诊器走到患者床旁，感觉患者面色不对劲，不仅仅是咳嗽，而是憋喘、无法平卧，赶紧给患者接上监护仪，监护仪上血氧饱和度的报警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
“大夫，我……憋得慌……”她的声音断断续续，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本能地把听诊器按到她胸前。双肺呼吸音清，没有湿啰音，大体排除了心衰，可接下来的考虑也是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没有肺部感染的表现，却如此严重的憋喘，最怕的那个词一下子跳进了脑子里：肺栓塞。
她是卵巢癌术后的病人，多次局部复发，前后已经做过多次手术和化疗。肿瘤患者本身就是血栓的高危人群，更何况她还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创伤。我飞快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她的病史，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
我把情况汇报给科主任及医院总值班，同时拨通了影像科的电话。影像科值班医生听完我的描述，只说了一句：“把人推过来吧，我马上准备。”
全院像是被按下了加速按钮，所有相关的科室在深夜里同时高效运转起来。总值班协调各个环节的时候，电话那头的声音比我还要着急。科主任到场主持抢救，我推着阿姨去做检查的路上，她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指甲几乎嵌进了我的皮肤里：“闺女，我是不是……不行了？”
“阿姨，我们先检查清楚，您别怕。”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但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急诊肺动脉CTA的图像跳出来的那一刻，影像科医生倒吸了一口凉气。右肺主干被血栓堵了将近百分之八十。猝死，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我赶紧联系好了血管介入科医生，来跟家属谈话，签署介入手术知情同意书。这时阿姨已经换好了自己的衣服，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她的老伴站在床边，眼眶红红的，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无奈得说“真的不治了？回家吗？”
“不治了。”阿姨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受够了。”
她站起身来，开始收拾床铺。叠被子的动作很慢，每一次弯腰都会让她喘上好一阵子，但她执意要自己叠。她的手指因为长期化疗而皲裂发黑，捏着被角的时候微微发抖。她把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一块，放在床尾，又把枕巾抚平，拉平床单的褶皱。看着她把一件件衣物、被褥塞进一个大大的装化肥的蛇皮袋内。
她在把自己来过的痕迹，一样一样地从这张病床上抹去。有种生命从我指缝中划走的无力感。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她做完这一切，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如果是我的亲人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我该怎么办。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我转过身去擦了一下，又掉下来了。
从走进临床，就被教育“医生不能感情用事”，背过太多遍的“冷静、客观、理性”，可那一刻所有职业训练筑起来的防线全都塌了。我看着一个被疾病折磨了那么久、承受了那么多痛苦的人，在最后可以活下去的机会面前选择放弃，那种心疼完全不受控制。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
“阿姨，我跟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她抬起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疲惫，又像是释然。
“这个病，能治。做个介入手术，把血栓抽出来，您马上就能喘上气。不是开大刀，就是个小小的穿刺，我们做过的，效果都很好。”我的声音一定在抖，因为我感觉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您受了这么多苦，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咱不能在这个关口上放弃。先别放弃，咱还能活。”我的理性告诉我，不能跟患者保证100%疗效，这么大面积的栓塞，风险很大，可是当下我就只想让她重新拾起生的希望。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多久，说到最后已经分不清是在劝她，还是在求她。
一直坚韧的大叔这时也在旁边默默擦眼泪，声音嘶哑道：“老婆子，别犟了，再试一次吧？”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走廊里传来夜班护士急促的脚步声。阿姨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布满针眼和瘀青的手，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抬起头，轻轻地点了一下。
“好。”
我把她重新扶上床的时候，她的手还在抖，但这一次她没有再挣扎。
介入手术从凌晨一点做到了四点。三小时里，我在导管室外面的操作间里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一根导丝一点一点地往前探，看着导管小心翼翼地通过狭窄的血管段，看着血栓一点点地被抽吸出来，看着血流的影像从一丝细线慢慢变粗、变亮，最后整根肺动脉重新充盈起来。
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从百分之七十几，慢慢升到了八十、九十。心率和血压也开始趋于平稳。
手术室的门打开的时候，天已蒙蒙亮了。阿姨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嘴唇也恢复了一点血色。她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不知道说了什么，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我靠着走廊的墙站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了。
后来阿姨转回了普通病房，继续进行后续的治疗。有一次我路过她的病房，听见她在跟隔壁床的患者聊天。
“咱们人民医院的大夫都可好了，真的，你是不知道，那天晚上要不是那个闺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我，我可能就活不了了。她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说我一个老婆子，何德何能让人家大夫这么对咱……”
我假装没听见，快步走了过去。回到办公室坐下来，翻开病历，想把眼泪憋回去，没憋住。
从那以后，每次夜班路过那间病房，我都会想起那个凌晨。想起她叠被子的样子，想起她说“受够了”时平静的声音，想起她最后点头时眼里重新亮起来的那一点点光。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医生。理性的教科书告诉我，医生应该冷静，应该克制，应该用专业而不是情感去救治病人。可那个晚上，恰恰是那些不该有的眼泪，恰恰是那个“不争气”的瞬间，恰恰是那一刻把病人当成了自家亲人的“感情用事”，把她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
我始终坚信诚心换真心，从我进入人民医院妇产科开始，老一辈的妇产科人都在践行这一准则，我的老主任上班时不知道给多少患者垫付过医药费，我的上级老师每每拉着患者的手安慰她别紧张时，我就知道医学不只是一门冷冰冰的科学。
也许在某些时刻，医患之间最坚固的那座桥，不是技术，不是药物，而是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的痛苦时，那一份没忍住的心疼。这正印证了爱德华医生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患本就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让我们携手战胜疾病，好好活着、有质量得活着！
记者 王慧慧 通讯员 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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