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之前，江南为什么荒了四百年
先讲一件让我第一次读到时愣了一下的事。
今天浙江余姚有一处遗址，叫河姆渡。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队在那里挖出了成堆的稻谷、成套的骨制农具，还有一只黑陶钵，钵壁上刻着一头猪。距今大约七千年。也就是说，早在黄帝传说都还没影的年代，长江下游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已经会种稻、会养猪、会烧一锅像样的饭了。
按理说，一块这么早就学会种地的土地，应该早早富起来才对。可事情偏偏不是这样。
把时间往后拨五千年，拨到司马迁写《史记》的西汉中期。这位走遍天下、什么富庶之地都见过的太史公，提笔写到江南的时候，用的还是这样几个字：地广人稀，火耕水耨。跟七千年前河姆渡人的活法，几乎没差多少。
五千年过去了，中原先后换了夏商周秦汉几茬王朝，关中的沃野、齐鲁的桑麻、蜀地的都江堰，一个个成了帝国的粮仓和钱袋。而江南，还停在原地。它像一间早早开了门、却始终没人肯进去住的空屋子。
这本刊子讲了整整一章东吴。孙权父子兄弟三代人，花了五十年，把山里的人一个一个抠出来，变成兵、变成纳税户，硬生生把一片边角料经营成了能和整个北方叫板的江东。可在讲他们怎么开发之前，得先回答一个更靠前的问题：这块地，为什么在他们之前，荒了那么久？
答案的第一层，藏在司马迁那句话里。《史记·货殖列传》是中国最早的一篇经济地理，司马迁把天下各地的物产、民风、贫富，一片一片点评过去。轮到南方，他写下了后世讲江南开发绕不开的一段：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
——楚越一带，地广人稀，吃的是稻米、鱼羹，种田用火耕水耨的法子，瓜果螺蛤这些东西不用买卖就够吃，土地的出产足以养活人，没有闹饥荒的忧患，所以人们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没有积蓄，多半贫穷。
这段话得一句一句拆开看，每一句都藏着江南停滞的一个理由。
先说“火耕水耨”这四个字。它是一种具体的耕作法：放一把火把地上的杂草秸秆烧成灰，草木灰就是肥；播下稻种，等秧苗和杂草一起长出来，再往田里灌水，水一淹，稗草烂掉，稻子留下。烧一遍、淹一遍，一年的农活大半就干完了。
这套办法的好处是省力，坏处是产量低、地力也养不住。它不需要精心翻耕，不需要施粪追肥，不需要修沟筑渠去精细地控水。跟同一时代北方那种深耕细作、一年恨不得伺候庄稼十几遍的农法比起来，火耕水耨是一种“靠天赏饭”的粗放农业。河姆渡人挖土用的那种骨耜，几千年过去，田里的活计并没有被逼着往前走多少。
更关键的是，火耕水耨背后，是一整套“人少”的逻辑。精耕细作是要人堆出来的：深翻土地要人力和耕牛，追肥保墒要反复伺候庄稼，尤其是修渠筑陂、把水一寸一寸引进田里，更得靠成百上千人抱团协作。北方那套铁犁牛耕、沟洫纵横的农业，本身就是密集人口的产物。江南人少，凑不齐这样的人手，也就没必要、更没能力去精耕，只好退回到烧一把火、放一次水的省力老法。农法的粗放，说到底是人口稀薄在田里投下的倒影。
再看“饭稻羹鱼”“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江南水网密布，河里有鱼，滩上有螺蛤，山里有野果，田里有稻。这些东西不用去市场上买卖，伸手就能取。听起来像天堂，可对一个想要发育出复杂经济的社会来说，这恰恰是一种温柔的诅咒。
司马迁自己把这层意思点破了：“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正因为随手就能糊口、饿不着，人就没有非拼命不可的压力。“呰窳偷生”四个字虽然刻薄，说的却是一个很硬的道理：一个不缺饭吃的地方，反而缺少那种逼着人去精耕、去协作、去积累的动力。
而这段话的题眼，是最后一句：“无积聚而多贫”。没有积蓄，所以普遍贫穷。这看着有点矛盾——不是饿不着吗，怎么又穷？司马迁在同一篇里给了另一句更精准的判词：
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所以长江、淮河以南，没有挨冻受饿的人，也没有家财千金的富户。
“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十个字，是整个江南前史最精准的一张速写。它是一片饿不死、也富不起来的土地。人人温饱，人人没有余粮；没有巨富，也就没有巨富背后那套能把资源攒起来、组织起来的机器。而一个国家想要从一块地上抽取兵和赋税，它抽的从来不是温饱，是余粮，是积聚。江南恰恰就缺这个。
过了一百多年，班固写《汉书》，专门有一篇《地理志》。写到南方，他几乎是照抄了司马迁的判断，只是补了两笔更狠的细节。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
——楚地有长江汉水、湖泽山林的丰饶；江南地广人稀，有的地方用火耕水耨。百姓吃鱼和稻，靠打鱼、打猎、砍山林为生……吃喝能自给，不愁挨冻受饿，也没有家财千金的富户。当地人信奉鬼神，看重各种祭祀。
“信巫鬼，重淫祀”六个字，是班固添的新料。在中原士大夫眼里，一个动不动就杀牲祭鬼、事事求神问卜的地方，是没开化、没被礼法收编的化外之地。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一种带着优越感的边地想象：江南不只是穷，还“野”。
紧接着，班固又写到吴地，落下更冷的一笔。这一笔，司马迁其实先写过：
江南卑溼，丈夫多夭。
——江南地势低洼潮湿，男人多半早死。（《史记·货殖列传》原作“江南卑溼，丈夫早夭”，《汉书》改作“多夭”，意思相同。）
“卑溼”，是地势低、水多、湿气重；“丈夫早夭”，是青壮年男子活不长。这八个字，把江南在古人心里的形象钉死了：那是一片瘴气弥漫、容易生病、会要人命的湿热之地。汉朝人贬官流放，最怕的就是被发配到岭南、江南这些“卑湿”的地方去。当年贾谊被贬到长沙，就一路愁着自己活不久。
今天我们知道，这种恐惧并非全是想象。学界一般认为，古代南方低湿地带的疟疾等疾病负担，确实远重于干燥的北方，这对早期开发是实打实的拦路虎。但要紧的是另一层：在没有大规模水利、没有足够人口去排水垦荒、去改造这片湿地之前，“卑湿”就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它不是江南天生的缺陷，是江南“没被收拾过”的证据。
话说到这里，都还只是文人的形容。要看江南到底有多荒，得看数字。班固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地理志》里，一个郡一个郡地记下了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这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份全国人口清册，拿它一比，江南的“空”，就从形容词变成了铁一样的数目。
先看南方。当时整个江东加浙南、闽中，是一个大郡——会稽郡，底下管着二十六个县，从今天的苏州、绍兴一直铺到福建。这么大一片地方，账面上是二十二万三千余户、一百零三万余口。它南边的丹阳郡，四十万余口；再往南的豫章郡（今江西一带），只有三十五万余口；长沙国二十三万余口，桂阳、武陵、零陵这些郡，更是各自只有十几万口。
这些数字单看没感觉，得放到中原边上比。同一份清册里，中原腹地的汝南郡，二百五十九万余口；南阳郡，一百九十四万余口；颍川郡，二百二十一万余口。
把它算清楚，是件让人心里一沉的事。中原随便拎出一个郡，人口就抵得上整个江东加浙闽；汝南一个郡的人，比会稽、丹阳、豫章三郡加起来还多。那一年，全国登记在册的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口，而广袤的江南，只稀稀拉拉地摊着其中很小的一撮。地图上那么大一片绿，落到人头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缺人，是江南所有问题的总根子。人少，精耕就不划算，于是只能火耕水耨凑合着种；人少，排水垦荒的工程就没人手去做，卑湿也就一直治不了。至于没有积聚、没有千金之家，道理更简单：市场、分工、财富，全要靠人堆起来，人不够，什么都攒不住。一切都卡在同一个瓶颈上：这片富饶的空屋子里，住的人太少了。
缺人的背后，还压着一层地理的账。江南与中原之间，横着一条长江，隔着连绵的丘陵水泽。在漕运水路尚未大规模打通的年代，人流、物流、政令要越过这道天堑，成本都高得吓人。秦汉两代虽然在这里设了郡县，可官府的手真正按得住的，往往只有沿江沿湖的那几座城；越往山里、越往水乡深处，编户就越稀，控制就越松。大量越人土著散居其间，名义上归了王化，实际上山高皇帝远。这片账本上的空白，恰恰为四百年后那群钻进深山、被官府唤作“山越”的人，早早留好了藏身的缝隙。
可江南真的“不好”吗？恰恰相反。
还是那篇《货殖列传》，司马迁在数落江南贫穷的同时，忍不住写下了它藏着的家底：
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豫章出黄金，长沙出铅、锡，可是这点东西太少，开采所得还抵不上花费的成本。
这句话，才是江南前史里最耐人寻味的一句。金子有没有？有。铅锡有没有？有。可为什么没人去挖？司马迁说得明白：“取之不足以更费”——开采的花费，比挖出来的东西还贵，划不来。
资源不是不在，是缺人、缺技术、缺组织去把它从地里、水里捞出来。一座金矿，得有人去挖、有路把矿运出去、有市场把它换成别的东西，它才叫财富；否则它就只是一块埋在无人之地的石头。江南的富，在西汉是一种“悬空的富”：它明明躺在那里，却没有一套机器能把它兑现成粮食、兵员和赋税。
“取之不足以更费”，是一句极冷静的经济判断。它说的并非江南没有资源。恰恰相反，正因为资源就在那里，司马迁才特意点出：在当时的人口与技术条件下，把它挖出来的投入，算下来还盖不住产出。一块地值不值得开发，从来不由它埋着多少金子决定，而由有没有足够的人、足够的组织去把金子变现决定。江南的家底，就这样悬了四百年：物产写在史书里，财富却始终没能落进任何一个国家的府库。
这，正好接上了本刊这一整章要讲的东西。开发江南，说穿了就是往这间空屋子里装人、装组织——把散在山里水边的人抠出来编成户，把火耕水耨的粗放田改造成精耕的水田，把“取之不足以更费”的悬空资源，变成国家账本上抽得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孙吴五十年干的所有事，从贺齐、诸葛恪进山围剿，到屯田、复客、设新郡，本质上都是在补江南这份缺了四百年的课。
那么，这份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补上的？
转机，其实在东汉就悄悄开始了。范晔《后汉书》里保留的《郡国志》，记下了东汉中期（约汉顺帝时）的另一份户口清册。拿它跟西汉那份一比，江南的数字，第一次动了起来。
最惊人的是豫章郡。西汉时它只有三十五万余口，到了东汉，猛增到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余口，户数从六万余户涨到四十万六千余户。两百年间翻了将近五倍。会稽郡人口涨到需要在东汉顺帝时一分为二，从中析出一个吴郡：一个会稽四十八万余口，一个吴郡七十万余口，两郡相加，比西汉那个大会稽还多。地图上那片空白，正在被一点一点填上颜色。
丹阳郡也是个有意思的例子。它夹在长江与皖南群山之间，人口从西汉的四十万余口涨到东汉的六十三万余口，可越是往那片“山险”里走，官府就越数不清里面到底藏了多少人。几十年后，正是这片丹阳的深山，逼得诸葛恪拿三年时间去围、去困，才从山谷里抠出四万甲士。人口的账面在涨，账面之外没被数清的人，涨得只会更快。江南被填满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部官府与“看不见的人”反复拉锯的历史。
这些新增的人是从哪来的？一部分是当地人口的自然滋长，一部分，是北方的移民顺着水路、翻着山岭，一批批往南挪。而真正把这股细流冲成大潮的，是汉末那场天翻地覆的大乱。本刊第三章算过一笔账：帝国末年，无数人为了躲赋役、躲兵灾，从官府的账本上消失了。他们没有凭空蒸发，很大一批，是钻进了山里，或者渡过了长江。
我一直觉得，江南的命运，是被一场灾难改写的。太平年月里，中原的人守着熟地，谁也不肯背井离乡，去一个“卑湿多夭”的陌生地方从头开荒。是战乱，是一次次崩溃，才把成千上万的人像赶羊一样赶过了淮河、赶过了长江。他们带来了北方成熟的农具、水利和人手，也带来了一片土地被开发所最缺的那样东西——人。
江南等了五千年，从河姆渡的稻田等到孙权的江东。它等的从来不是一块更好的地——地一直都很好。它等的，是一群不得不来的人。乱世把这群人送到了长江以南，一部分躲进了山，成了下一篇要讲的“山越”；一部分落进了平原，成了孙吴要争夺的编户。江南开发这盘大棋，就在这样一个满是流民与逃户的乱世里，落下了第一子。
读江南这段前史，最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南方落后”。可越往下看越觉得，落后是果，不是因。真正的因，是缺人：人一少，田就懒得精耕，病就没人去治，金矿就懒得去挖，财富就攒不起来，连带着整片土地都显得又荒又野。江南不是一块坏地，是一间好屋子空关了太久。把它住满、把火点着的，不是什么盛世恩泽，偏偏是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的乱世。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冷：一片土地的春天，常常是从另一片土地的崩塌里，被人流冲刷出来的。
下一篇起，我们就正式走进孙吴的江东，去看那群消失在账本之外、被官府唤作“山越”的人，究竟是谁。
从河姆渡到汉末：年代坐标
距今约七千年：河姆渡文化，长江下游已有成熟的稻作、家猪饲养与骨耜农具。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书·地理志》户口清册。会稽郡约一百零三万口、丹阳郡约四十万口、豫章郡约三十五万口；同期中原汝南郡约二百五十九万口。
东汉（约顺帝时）：《续汉书·郡国志》户口。豫章郡增至约一百六十六万口，会稽析置吴郡。江南人口开始被逐步填充，至汉末大乱而加速。
本文涉及史料与研究
正史：《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南卑溼，丈夫早夭”“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汉书·地理志》（楚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吴地“江南卑溼，丈夫多夭”；以及西汉平帝元始二年会稽、丹阳、豫章、汝南、南阳、颍川等郡户口与全国“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之数）；《续汉书·郡国志》（东汉扬州各郡户口，豫章郡“户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吴郡为顺帝分会稽置等）。
考古：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所出稻谷、骨耜、猪纹陶钵、夹炭黑陶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稻作文化的代表，本文用作江南农业古老的实物背景。文中西汉南方低湿地带疾病负担较重、汉末人口南移等，均作学界一般认识之谨慎表述；江南开发的长期影响与永嘉南渡承接，另见后章，本篇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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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十二章，从任意一处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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