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我从来不是一个淡忘邪恶的主张者。
我于自己的叙事中，追诉那些肆无忌惮的罪行，只是为了完成对自己内心的救赎。如果恶没有文字和语言的书写，公义不仅无从出现，更有甚者，还将给一代代为恶者继续施与侥幸。作恶无需畏惧被公布的羞耻，那罪恶就会千秋万代地重复，永远没有人感到后怕。如果所有的罪恶都理所当然地被某些人所洗白，那这个民族将永远没有敬畏和禁忌。
很气愤的一则微博：
加缪说过一句话——罪恶乔装打扮得清白无辜，混淆是非，很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
要我说，罪恶要成功，靠的从来不是暴力本身，而是这类为暴力装扮、涂脂抹粉自觉自愿的邪灵，时时刻刻维护着为恶者的权威。
这样的人群的存在，才构成了邪恶真正的基础，邪恶有了这类人的存在，邪恶亦永远不会覆灭。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被自己老板一通电话叫到餐厅，被命令用壶喝下半斤茅台，被带进KTV，被弄到脏器破裂，在他笔下，叫作活跃活跃气氛，叫作人之常情、兴奋兴奋，叫作这事都没什么问题，是什么样的禽兽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他甚至连强j两个字都要先给否定掉，凭什么下这个结论？他在现场吗？他看过起诉书吗？他知道KTV里那一个多小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吗？他都不知道。
先替加害者把最严重的那顶帽子摘掉，再一步一步把整件事往下降级。
兴奋兴奋，也算人之常情？
一位副q长坐在包厢正中，需要兴奋兴奋，一位央企省公司总经理坐在右边，需要兴奋兴奋，桌上七八个男性都需要兴奋兴奋，用什么兴奋？用一个二十岁姑娘的酒量，用她的身体，用她被灌到意识模糊之后的失能状态。
这在他嘴里，叫人之常情。
好像你们被这样对待，是常情，是应该的，是不必大惊小怪的。
还有，贞洁烈女本身已经暴露了他脑子里对女性的龌龊。世界上的女人在他那里只有两种：要么贞节烈女，要么可以随便使用，中间没有。
她只要不是前者，就自动是后者。
她只要不是煞风景的，就自动是活跃气氛的。一句话把中国所有正常工作、正常应酬、正常活着的女性，全部装进了可以随便使用这个筐里，他还煞以为是觉得这是常识。
还有，在它看来，赵海峰不是蓄意作恶，是精虫上脑了，是看不出火候来了，是一时冲动。
一个自称“报告文学副理事长”的人，写出这种，那些创造了汉字和汉语文学的先民，那些倡导了言志载道怨讽伐罪的伟大传统的远祖们，如果俯瞰这些天衣无缝禽兽利用文字与邪恶通奸媾和，又该是怎样的含血喷天？
它靠意淫，将李静定性为不再是被强灌半斤茅台、脏器破裂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想巴结副q长，想以后拿项目挣点钱、要从一而终的心机女。她成了一个在两个恶魔之间挑选依附对象的女人。她被赵海峰打成重伤，原因不是赵海峰暴戾，而是她给自己定位是副q长的人，所以打她这件事，被他悄悄改写成了一个副q 长和一个央企总经理之间因醋意引发的桃色纠纷，而李静只是那个火候没拿好的女人。
还给李静编了一段内心独白——我踏马是为了工作才去陪酒的，我这受伤了，公司有补偿吗？……那个姓赵的不是一个大老板吗？起码甩个三十万二十万就当给我买病号饭也行啊，他做什么了？不行，我得让他补偿我……
把她的动机写成讹钱，这不是意淫？
鲁迅当年说过一句话，用在他身上刚刚好——“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
难道它没有女儿？
二是、它还发了：
帽子文化原来是服务于你的主子么？追问的人不叫追问的人，给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一个用xx的力道，精虫上脑，贞节烈女这些词描写一起猥亵伤害案的人，居然反过来说别人是脑残，不思考，跟着情绪走。
哦，案情性质当然是恶劣的是他的免罪符——你看，我也承认这事恶劣了，你们不能再骂我洗地了吧？后半句但是之后，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她大概率有暧昧、她可能想讹钱、这不过是个男女纠纷、这是合理推理、你们骂我是发泄对社会不满。
受害者有罪论在这种禽兽面前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赵海峰、郁廷栋、马某某的罪，是身体的、可诉的、能被法律追究的，而这类博主的罪，是语言的、弥漫的、无法起诉的。
难道不是？
他们不是舆论生态的杂音，他们是舆论生态里的溃烂。
干脏活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能如此这般为邪恶辩解，还能说得如此从容，不是在受害者一侧，不是在旁观者一侧，甚至不是在沉默者一侧，而是在加害者身后半步，替他们把话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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