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东边那片工地还在，只是换了招牌。我站在马路牙子上，手里捏着半根没抽完的烟，看着对面新起的那栋楼。楼已经封顶了，灰扑扑的水泥墙面，窗户还没装，一个个黑洞洞的口子像是没长眼睛的眼眶。风一吹，工地上的沙尘就卷过来，眯得人睁不开眼。
我听见有人在背后喊我：“陈建军，你站那儿干啥呢？”
回头一看，是以前工地的工友老赵。他骑着一辆破电动车，车把上挂着一兜子馒头，后座上绑着几根葱。他冲我笑，牙还是那么黄，脸上的褶子比以前更深了。
“回来看看。”我说。
“看啥啊，这工地都换老板了。”老赵把电动车支起来，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你咋样？这几年在哪干活呢？”
我接过烟，没点，就夹在耳朵上。“瞎跑，哪有钱往哪去。”
“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地方安稳下来了。”老赵叹了口气，“你那个阿珍呢？后来找着没？”
我摇摇头，没说话。阿珍。这个名字像一块小石头，这些年一直压在我心口上，不沉，但硌得慌。
老赵见我这样，也没再追问，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去我那喝两盅。我老婆蒸了馒头，炒个鸡蛋，咱哥俩唠唠。”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他走了。老赵住在工地后面的出租屋里，一间平房，门口搭了个简易的棚子当厨房。他老婆是个矮胖的女人，见我来，笑着招呼我坐，转身就去炒菜。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瓦数不高的灯泡吊在房梁上，灯泡上落了一层油污，发出昏黄的光。
坐在那张咯吱作响的折叠桌边，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和阿珍也住过这样的屋子。也是这样的灯泡，也是这样的折叠桌。阿珍会在桌边剥蒜，手指头细细的，指甲剪得很短，蒜皮落在报纸上，沙沙地响。
老赵给我倒了杯酒，是散装的白酒，辣嗓子。我抿了一口，喉咙里像着了火。
“建军，有些话我一直想问你。”老赵夹了一筷子鸡蛋，“你跟阿珍到底咋回事？当年你俩在工地后面搭伙过日子，大伙儿都当你们是两口子。咋说散就散了？”
我盯着杯子里浑浊的酒液，半晌没说话。窗外传来隔壁孩子的哭声，还有谁家的电视机在放新闻联播。一切都很熟悉，熟悉得让人发慌。
“她走了。”我说，“就走了。”
那是2017年，我刚到这个工地。那时候我已经在工地上混了七八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哪里有活就去哪里。我没文化，初中没念完就出来打工，先是跟着村里人在建筑队搬砖，后来学着扎钢筋、支模板、抹灰，手艺还算过得去，但也没混出什么名堂。
那年我二十九岁，兜里攒了不到两万块钱。家里催婚，隔三差五打电话来，说村里谁家又娶了媳妇，谁家又抱了孙子。我娘在电话里叹气，说我爹身体不好，想在闭眼前看到我成家。我听着，心里发堵，但嘴上只能应付：“知道了，等忙完这阵子回去看看。”
其实我也不知道回去能看什么。我们村在山沟里，地薄，种啥啥不长。年轻人都出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我这样的，回去也说不上媳妇。彩礼涨到了二十万，还要在县城买房。我拿什么买？
工地上的日子很简单。早上六点上工，中午在工地门口吃盒饭，晚上收工后回到宿舍，洗洗就睡。宿舍是活动板房，一个房间住八个人，上下铺，呼噜声、磨牙声、脚臭味混在一起。我睡上铺，有时候半夜醒来，盯着铁皮屋顶发呆，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阿珍是在那年夏天出现的。那天的太阳特别毒，工地上的钢筋被晒得烫手。我们正在扎楼板钢筋，有人喊了一声：“那谁家的小媳妇，给咱送绿豆汤来了！”
我抬头看去，工地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短袖，下面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头发扎成一个马尾，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她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着两个大铁桶，桶里是绿豆汤。
包工头走过去，跟她说了几句话，然后招呼大家：“来来来，都过来喝绿豆汤，旁边巷子里小饭馆的老板给大家送的，不要钱！”
工友们一窝蜂地围过去。我慢慢走过去，站在人群外面。阿珍正拿着勺子给大家盛汤，一碗一碗地递过去。她看起来二十多岁，皮肤不算白，但也不黑，脸上有淡淡的雀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
轮到我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碗绿豆汤：“大哥，天热，多喝点。”
我接过碗，说了一声“谢谢”。绿豆汤是凉的，喝下去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笑了笑，又去招呼下一个人了。
后来我才知道，阿珍在工地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间小饭馆。说饭馆，其实就是租了一间民房，摆了几张桌子，卖一些简单的饭菜。她是外地人，不是本地的。有人说她是湖南的，有人说她是四川的，口音听不出来。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
工友们喜欢去她那里吃饭。她做的菜味道好，分量足，价钱也便宜。一份蛋炒饭六块钱，一碗牛肉面八块钱，肉放得不少。我偶尔也去，但去得不多。我不习惯跟人挤在一起，尤其是不习惯看那些工友跟她开玩笑。他们叫她“阿珍老板娘”，有时候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她就笑着骂他们几句，不生气。
有一天晚上下工，我路过她的小饭馆，里面没开灯。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准备走，门却开了。阿珍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
“是陈大哥啊，吃饭吗？”她问。
“不吃了，回去。”我说。
“今天没开火，炉子坏了。”她指了指屋里，“你要是不着急，帮我看看？我也不会修。”
我走进去看了看，是煤气灶的点火器坏了。我帮她鼓捣了半天，换了一个电池，灶又点着了。她很高兴，留我吃饭，说给我炒个菜。我推辞不过，就坐下了。
那天晚上，她炒了一个青椒肉丝，一个西红柿鸡蛋，还煮了一锅白米饭。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间小屋子里，头顶是一盏昏黄的灯泡。她跟我说她是四川人，家里是农村的。我点点头，说我是贵州的。她笑，说我们那边山也多。
“你一个人在这边开饭馆？”我问。
“嗯。”她低头吃饭，没有多说什么。
我也不好再问。吃过饭，我帮她收拾了碗筷，道了谢就走了。走在巷子里，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那间小饭馆很简陋，但她收拾得很干净。桌子擦得发亮，地上没有油污，墙角还放着一盆绿萝。
后来我就常去她那里吃饭了。每次去，她都跟我打个招呼，问几句工地上的事。我们之间的话不多，但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跟看别的工友不太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
真正让我们走近的，是那年秋天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收工后，我照常去她的小饭馆吃饭。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男人的声音，很凶。我推门进去，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柜台前，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骂着什么。阿珍缩在柜台后面，脸色发白。
那个男人我见过，是附近一个收废品的，经常在巷子里转悠。他好像喝了酒，脸通红，嘴里不干不净的，说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开饭馆，是不是等着男人来”。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说了一声：“兄弟，有话好好说。”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满嘴酒气：“关你屁事？你算老几？”
我没吭声，就站在那里，手里还拎着安全帽。他见我体格不小，又刚从工地下来，身上全是灰，犹豫了一下，骂骂咧咧地走了。
阿珍靠在墙上，身子有点抖。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说：“没事了，人走了。”
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慢慢地缓过来。那天晚上她没有吃饭，我也没吃。我坐在那里，陪她坐了很久。她跟我说，那个收废品的来过好几次了，每次来都赖着不走，说些难听的话。她不敢得罪他，怕他砸店。
“以后有什么事，你去工地上喊我。”我说。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陈大哥，谢谢你。”
从那天起，我就跟她多了一层关系。每天收工后，我会去她店里坐一会儿，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时候帮她搬搬煤气罐，有时候帮她修修桌椅。她管我饭，我也不白吃，每个月底给她一些钱。
工地上开始有人起哄：“陈建军，你是不是跟阿珍好上了？”
我不理他们。阿珍也不理。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有些事情正在慢慢改变。
那年入冬前，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我收了工去她店里，看见屋顶漏雨，地上摆了好几个盆子接着水。她一个人站在梯子上，拿一块塑料布去堵漏。我赶紧过去扶住梯子，说：“你下来，我来。”
我爬到房顶上去看了看，是几片瓦被风掀开了。我找了几块瓦补上，又压了一块塑料布。下来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阿珍拿了一条毛巾给我擦，又煮了一锅姜汤。
那天晚上雨一直下，我没有回宿舍。我们在那间小屋子里，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她问我：“陈大哥，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在工地上再干几年，攒点钱，回老家。”
“然后呢？”
“然后……”我笑了一下，“然后娶个媳妇，生个娃，过日子呗。”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后来她说：“要是不嫌弃，以后你就在我这搭个伙吧。我一个人做饭也吃不完，每天收工了你过来，吃完饭再回去。”
我看着她，心里跳得厉害，但嘴上说：“那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低下头，“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我没有再推辞。
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去她那里吃饭。后来她跟我说，宿舍里太吵了，她那还有一间空屋子，要是不嫌弃，可以搬过来住。我犹豫了很久。我知道，搬过去意味着什么。工地上的人会说闲话。但我也知道，我心里是想去的。
那间空屋子很小，只能放一张床、一个衣柜。阿珍帮我把屋子收拾出来，换上干净的床单。我搬进去那天，她做了一桌子菜，还开了一瓶啤酒。
“陈大哥，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脸红红的，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害羞。
我点点头，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家。这个字对我来说太远了。从我离开村子的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自己会有一个家。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
在工地上，我们跟别的夫妻没什么两样。早上她早早起来，给我做早饭。我吃完饭去上工，她开始准备中午的菜。中午有时候我回来吃，有时候她给我送到工地上。晚上收工后，我帮她收拾店里的东西，然后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聊天，或者什么也不说，就那么安静地待着。
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舒心的日子。虽然钱赚得不多，虽然房子是租的，虽然生活很简陋，但每天回到家，看见她在厨房里忙活的身影，闻见饭菜的香味，我就觉得心里踏实。那种踏实感，我从来没有过。
工友们开始管她叫“嫂子”。她也不反对，笑着应承。有时候有人开玩笑，说陈建军你哪辈子修来的福气，找了这么个又能干又好看的媳妇。我就笑，心里美滋滋的。
她没有问我要过什么。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给她一半。她不要，说她的饭馆够自己花。我就硬塞给她，说这是我们俩的生活费。她收下了，但花得很仔细。我让她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她舍不得，说衣服还能穿。反倒是我，每年换季的时候，她都会给我买两件便宜的T恤、一条裤子。
我们也会吵架。有段时间工地不景气，停工了半个月，我心情不好，每天都阴沉着脸。她跟我说话，我爱搭不理的。有一次她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我烦躁地说：“随便，别烦我。”
她愣在那里，眼圈红了，但什么都没说，转身去了厨房。我看着她瘦瘦的背影，心里像被刀割了一下。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说：“对不起，我心情不好。”
她没回头，手还在洗菜，肩膀微微颤抖。我听见她说：“建军，再难的日子，咱们一起过，你别把我推走。”
我抱得更紧了，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她的头发有油烟味，也有洗发水的香味。两种味道混在一起，让我觉得很踏实。
那四年里，我们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因为房东要收房子，说是儿子要回来结婚。第二次是因为巷子要拆迁，附近的小店都关了。每次搬家，阿珍都很舍不得。她喜欢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窗台上永远有一盆绿萝。她走的时候，也把绿萝带走了，小心翼翼地放进纸箱里。
我们也有过孩子。那是在一起的第二年，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天晚上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激动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甚至开始盘算，要更加努力赚钱，要给她和孩子一个好一点的生活。
但那个孩子没能保住。在她怀孕快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她在店里干活，突然肚子疼，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医生说，是自然流产，可能跟她平时太累有关。
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色比床单还白。我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反而安慰我：“没事的，建军，我们还年轻，以后还会有的。”
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上过。我们没再提过这件事，但我能感觉到，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疤。有时候她看着邻居家的小孩，眼神里会闪过一丝黯然。我装作没看见，但心里也很难受。
我想攒钱带她去看医生。她不愿意，说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我知道，她是怕花钱，也怕查出来是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这样互相回避着这个话题，像回避着一块不敢触碰的伤口。
日子一天天地过，像流水一样平静。我有时候想，也许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有大富大贵，没有惊天动地，只有一个女人在厨房里做饭，一盏灯在深夜里亮着。可这种日子，让我觉得比什么都要珍贵。
可命运偏偏不让人安生。
2019年秋天，阿珍开始频繁地接到电话。每次电话响，她都躲到外面去接。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但从来不告诉我怎么回事。我问她，她只说家里有事，没大事。
后来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要回一趟老家。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确定，短的话十天半月，长的话……她没说完。
“我跟你一起回去。”我说。
她摇头：“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你在这好好干活。”
我坚持要送她，她也没拒绝。我请了假，送她到火车站的候车室。她让我先回去，说没事的。我站在检票口外面，看着她瘦小的身子被人群淹没，心里忽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她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是电话不接。打过去要么是关机，要么是一直响没人接。后来变成了空号。我发微信，发过去只有红色的感叹号。我联系了所有认识她的人，没有人知道她去哪了。工友中有人说她跟别的男人跑了，我不信。但我不信又能怎样？她确确实实是不见了。
我去她说的老家找过。她说她是四川某个县的，但我去了那个地方，问遍了所有人，没有人认识一个叫阿珍的女人。我在那个陌生的小县城里待了三天，最后什么也没找到。
回到工地，我把她留下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她的衣服还挂在衣柜里，鞋还摆在门口，那盆绿萝还在窗台上。一切都在，只是人不见了。
我关掉小饭馆的门，把钥匙还给了房东。我把她留下的东西装进一个编织袋，放在了床底下。我继续在工地上干活，每天假装没事人一样，可每到晚上，回到那间空荡荡的屋子，我就觉得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一样。
老赵他们看我这样，都劝我：“建军，算了吧，女人多的是，再找一个。”
我不说话。我知道，他们说得很对。也许在别人眼里，阿珍只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跟我搭伙过了四年，然后说走就走了。可在我心里，那不是四年。那是我的整个家。
2020年，疫情来了，工地停工。我回了老家，待了大半年。那大半年里，我娘又催我结婚。我躺在老家那间屋子里，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阿珍。我想她是不是也回了老家，是不是也在某个地方被疫情困着，是不是也像我想她一样想我。
可我不知道。
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打工。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在工地上干最累的活，赚的钱除了自己花，都寄回了家。我似乎已经不指望再遇到她了。可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某个地方遇见她。
2023年秋天，我跟着一个施工队来到四川成都。活干了一半，项目停了，工友们各奔东西。我不急着走，在城南找了一个短工，帮人搬家。有一天下午，我骑着一辆三轮车去给一个小区送货，路过一家幼儿园门口，正好赶上放学。
我放慢了车速，看着那些孩子从幼儿园里跑出来，扑向家长怀里。阳光很好，孩子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我忽然想起那个没保住的孩子，心里一阵酸楚。
就在那时候，我看见了她。
她站在幼儿园门口，跟一个年轻的老师在说话。她比四年前瘦了，留了长发，穿着一件浅卡其色的风衣。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她。她说话时微微歪着头的样子，她笑起来嘴角的那个弧度，一点都没变。
我刹住了车，整个人僵在座位上。那一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她也看见了路边的我。她的笑容凝固在脸上，手还停在半空。我们就那样隔着一条马路对望着，中间是来来往往的行人和电动车，还有从幼儿园里涌出来的孩子和家长。
我看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从幼儿园里跑出来，喊了一声“妈妈”，抱住了阿珍的腿。阿珍没有低头看孩子，她的目光始终看着我。
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又好像只有几秒钟。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可就在这时候，一个男人从旁边的车里走下来，把孩子抱起来，又去牵阿珍的手。
阿珍没有动。那个男人顺着她的目光看过来，看见了马路对面的我。他愣了一下，然后跟阿珍说了句什么。阿珍还是没有动。
我回过神来了。我低下头，使劲蹬了一脚三轮车，走了。
那一路，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骑回去的。三轮车在车流里左摇右晃，好几次差点撞上护栏。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她有孩子了。她有男人了。她过得很好。她穿着一件我买不起的风衣，站在一个我进不去的小区门口，成了一个我认不出来的女人的样子。
可我没有怪她。
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抽了一宿的烟。天快亮的时候，我决定不再找她了。她有了新的生活，这很好。不管她当初为什么走，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就消失，至少她现在过得好。这对我来说，也就够了。
后来我没有马上离开成都。我在一家快递站找了一份分拣的活，每天从下午干到凌晨。我不敢闲下来，一闲下来就想她。想她的脸，想她的声音，想她做饭时的背影。然后我就更拼命地干活，把自己累到倒头就睡。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下班，我回到出租屋，在门口看见了一个人。是阿珍。她站在那盏昏黄的路灯下，还是那件浅卡其色的风衣，只是领口竖了起来。她看见我回来，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我站住了。我们之间隔了大约五米远。夜风从巷子口吹过来，带着一股烧烤摊的油烟味。
“建军。”她叫了一声，声音很轻。
我没说话。
“我知道你住这儿。”她说，“我问了隔壁楼的保安，他们说有个骑三轮车送货的，每天晚上回来很晚。”
我还是没说话。
“我……我想跟你说说话。”她的声音有点抖。
我看着她。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瘦了。锁骨凸出来，在灯光下形成两道阴影。
“那天在幼儿园门口，”她低下头，“对不起。”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我说，“你过得好就行。”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她张了张嘴，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最终只说出来一句：“我过得不好。”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脸色虽然化了淡妆，但眼睛底下有一片乌青，颧骨比以前更突出了，显得眼睛特别大。她瘦得过分了。
我打开门：“进来吧。”
出租屋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她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床沿上。空气里还残留着烟味。
“我今天来，是想把以前的事说清楚。”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手指一直在绞着风衣的带子，“我知道你恨我。你该恨我。我什么都不说就走了，把你一个人扔在那个地方。我对不住你。”
我看着她，没说话。
“我本来以为，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那么久。”她苦笑了一下，“我原本只想待一年，把自己的事情弄明白就回去。可后来……后来我舍不得你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窗外有野猫在叫，还有不知谁家的空调外机在嗡嗡响。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我不叫阿珍。”她说，“我叫程雨。”
程雨。我反复咀嚼着这两个字。她原来不叫阿珍。她原来有一个听起来像是城里人的名字。
“我是四川南充人。”她说，“在遇到你之前，我在成都的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我父亲开过一家建筑公司，叫程氏建筑。你听说过吗？”
我摇摇头。
“你不认识，但你应该听说过你小时候的事。”她看着我的眼睛，“你十二岁那年，是不是有一个叫程老板的人资助过你上学？”
我愣住了。记忆像被翻开了一页。我确实记得。小学毕业那年，家里穷得连初中的书本费都交不起。我爹娘求遍亲戚都没借到。后来有一天，学校通知说，有一个外地的好心人愿意资助村里几个贫困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那个资助者，据说是做建筑的，姓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每年通过学校打来一笔钱，正好够交学费和买书本。
后来我辍学了。那个资助就断了。我再也没听说过那个程老板的消息。
“他是我爸。”程雨说。
我浑身一颤，像被电击了一下。
“我爸资助了很多山区的孩子，你只是其中一个。”她继续说，声音有些哑，“他有一个习惯，每资助一个孩子，都会把孩子的名字记在一个本子上，有时候还会让人去拍些照片回来。你上初中的时候，他让人去你们学校拍过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你站在学校门口，背着书包的样子。”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后来你辍学了。我爸很遗憾。他一直说，那孩子成绩不错，不念可惜了。他让人去你们村找过你，但你当时已经跟着施工队出去打工了。”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但还是没弄明白：“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来找我？”
她低下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爸前几年生病，公司垮了，欠了很多钱。他去世之前，一直念念不忘那些他资助过的孩子。他说，他这一辈子做得最对的事，就是帮了那些孩子。但他也没帮到底，很多人后来还是没念成书。”她深吸了一口气，“他走的时候，我二十三岁。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妈受不了打击，住进了医院。我在医院里照顾了她两年。那两年里，我看了很多我爸留下的东西。那个本子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上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照片。”
“后来呢？”我的声音有些发紧。
“后来我妈妈也走了。”她抬起头，眼睛是干的，“我就一个人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偶尔会翻到我爸留下的一些信件，有一些受资助的孩子给他写过感谢信。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很想知道那些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想去看看他们。我来到了你的那个工地，本来只是想在附近待几天，看看你长什么样，然后就回去。可当我看到你的时候……”
她停住了，嘴唇微微颤动。
“我看到你从工地上下来，满身灰，可你笑得很开心。你跟工友们说话的时候，露出一排白牙。我忽然就不想走了。我想，我多待几天吧，就几天。可几天又几天，我就开了那间小饭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她的呼吸声。我的脑子里像有一个漩涡，把所有的事情都卷了进去。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是谁？”我问。
她点头：“第一天你去店里吃饭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你比照片上黑了，也瘦了，但眼睛没变。”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说不出口。”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怕你觉得，我是在替我爸补偿你。我也怕你知道了真相，就不会用那种眼神看我了。”
“什么眼神？”
“就是……很自然地看我的眼神。”她低下头，“不是看恩人的女儿，不是看一个有背景的人，就是看一个普通女人的眼神。”
我沉默了。我不能说她不讲道理。如果她一开始告诉我，她是当年那个资助我的老板的女儿，我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她。我可能会觉得欠了她的，会别扭，会不自然。
“那四年前为什么要走？”我问。这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
“我外婆知道了我的事。她是我最后的亲人，我妈走了以后，她就一直想让我回南充。她不同意我跟一个工地上的男人在一起。她跟我说，如果我不回去，她就到工地来闹。我不想让你难堪。”
“就因为这个？”我有些不信。
她看着我，终于掉下了眼泪。“建军，我那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知道，如果告诉你真相，你可能会接受我，也可能会恨我。但不管是哪一种，我都不敢赌。我怕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所以就什么都不说就一走了之？”我的声音提高了，“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她哭出了声。我没有去安慰她。我的心里堵着一口气，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可当我看见她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时候，那股气又慢慢泄了下去。
“你走吧。”我说。
她愣住了，抬起头来看着我，满脸泪痕。
“你现在有家庭了，有丈夫有孩子，你不该来见我。”我偏过头去，不看她。
“我没有丈夫。”她的声音突然变大了。
我转过头，瞪着她。
“那个男人……是我表哥。”她抽泣着说，“孩子是我姐的。我姐姐和姐夫前年出车祸走了，留下这个孩子。我表哥帮我一起带她。那天在幼儿园门口，他是来接孩子的。”
我愣住了。
“我没有嫁人。建军，我没有嫁人。”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蹲下身，仰起脸看着我，“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清楚。如果你心里还有我，我们……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看着她。她蹲在我面前，仰着脸，眼睛红肿，鼻头也红红的。她已经不是那个在工地上给我盛绿豆汤的年轻姑娘了。她的眼角有了细纹，下巴更尖了，整个人瘦得厉害。可她的眼睛，还是和那时候一样亮。
我伸出手，犹豫了一下，落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很软，凉凉的。
“孩子多大了？”我问。
“五岁半。”她说，“叫安安。很懂事。”
“你一个人带着她？”
“嗯。我开了个小吃店，生意还行。我表哥偶尔过来帮帮忙。”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
她低下头，眼泪又掉下来，砸在我的膝盖上，热热的。
“我不敢。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变成什么样了。我怕你早就忘了我，怕你有了新的生活。我不想打扰你。”
“那天在幼儿园门口，你看见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追过来？”
“我没想到会碰见你。”她抬起头，眼里全是歉意，“我当时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在这里找了你一个星期，每天下了班就在附近转悠。直到昨天，有个保安告诉我，看到你每天晚上很晚才回来，我才找到这里。”
我没有说话。我的手指从她的头发移到她的脸上，擦去她的眼泪。她的手抓着我膝盖上的裤腿，攥得紧紧的。
“建军，你还要我吗？”她问，声音很小，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把她拉起来，拥入怀里。她瘦得吓人，全身都是骨头。我抱紧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说了很多。她说她回南充后，照顾了外婆一年多。外婆去世后，姐姐出了车祸，她就接手了那个孩子。她开了一家小面馆，每天很早就起来买菜、熬汤，日子过得很辛苦。她一直没有找男朋友。她说她心里一直有我，但也做好了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准备。
我把她走后的事情也告诉了她。我去四川找过她，去她的“老家”问过。她听了，哭着说：“你怎么那么傻，我告诉你的地址是假的，名字也是假的，你怎么可能找得到我。”
我说：“就算是大海捞针，我也得试试。”
她哭得更厉害了。
后来我去了她的面馆。面馆在一条小街上，门面不大，摆着六张桌子。她把店里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贴着几张画，是小孩子画的。她指给我看：“那是安安画的。她喜欢画画。”
我看见了那盆绿萝。就放在收银台旁边，还是那么绿，长得更茂盛了。我走过去，摸了摸叶子。那是我们从第一个家带到第二个家的那盆绿萝。她一直带着它。
她站在我身后，轻声说：“这些年，它一直跟着我。我给它浇水的时候，就会想到你。”
安安放学回来，看见我在店里，躲在程雨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我。程雨蹲下身，对她说：“安安，叫陈叔叔。”
安安小声地叫了一声。我冲她笑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包糖——是来的路上买的。她看了看程雨，程雨点了点头，她才接过去。
那天晚上，我和程雨坐在店门口，看着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她靠在我的肩膀上，说：“建军，你愿意来成都吗？我们把这个店好好开下去。”
我想了想，说：“愿意。”
一个月后，我辞掉了快递站的活，搬到了程雨这里。我找了一份装修的活，时间比较灵活，能帮她照看店里。她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来去市场买菜，我陪她一起去。她挑菜的时候很认真，跟菜贩子讨价还价，一点也没有以前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她成了这里的老住户，很多人认识她，管她叫“雨姐”。
我也跟着被人叫“雨姐夫”。刚开始不习惯，后来也觉得挺好。
安安跟我慢慢熟悉了。她开始会主动跟我说话，有时候会让我送她去幼儿园。她骑在我脖子上，两只小手抓着我的头发，笑得咯咯响。程雨在一旁看着，笑着，眼睛里有光。
我们没办婚礼。她说不用了，都这个年纪了，折腾那个干啥。但我坚持去民政局领了证。领证那天，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站在民政局门口，让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她的笑容灿烂得像个少女。
那天晚上，我们和安安一起去吃火锅。火锅店里热气腾腾，人声嘈杂。程雨给我夹菜，给安安倒饮料。她忙前忙后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我看着她们，心里想，这就是我的家了。我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
后来有一次，程雨问我：“建军，你会不会觉得，我当年骗了你，心里有疙瘩？”
我看着她。她正蹲在地上给安安系鞋带，后颈上有一层薄薄的汗。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说：“没有。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可能还在工地上漂泊。你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爱人。”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湿润了。
“你知道吗？”她说，“我爸以前总说，他帮过的那些孩子，如果有一天长大了，过上了好日子，他死也瞑目了。你看，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嗯。”我点点头，“挺好的。”
我们都没再说话。安安拉着我们的手，蹦蹦跳跳地往前走。街边的路灯亮起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低头看，三个影子并排着，融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我知道，日子还会有波折。程雨的身体不太好，医生说她要好好调养。安安还小，需要人照顾。我们的小面馆生意时好时坏，赚的钱刚够生活。可那又怎么样呢？所有的困难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家可回、有人可等的踏实。
去年过年，我带着程雨和安安回了贵州老家。我娘看见我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她拉着程雨的手，不停地说：“好，好，回来就好。”
程雨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给爹买了一个按摩器。安安跑进跑出的，追着院子里的鸡到处乱窜。我爹坐在门槛上，看着孩子笑，嘴里念叨着：“像个家样了，像个家样了。”
我看着这一切，觉得像是在做梦。而梦的中心，是程雨。她系着围裙，在我家那间黑乎乎的厨房里做饭，灶火映红了她半边脸。她转过头来，冲我笑了笑，说：“去陪爹说说话，饭一会儿就好。”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慢。我爹喝了点酒，话比平时多了。他说：“建军，你小时候，有一个姓程的老板资助过你。你还记得不？”
我看了程雨一眼，她正低头喂安安吃饭，没抬头。
“记得。”我说。
“那个老板是个好人。”我爹说，“后来我也打听过，听说他公司垮了，人也走了。唉，好人没好报啊。”
程雨的手微微停了一下，但很快又继续喂饭。
我接过话：“爹，吃饭吧。”
那天晚上，程雨躺在床上，背对着我。我知道她醒着。我翻过身去，从后面抱住她。她的身子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下来。
“谢谢你。”我在她耳边说。
她没说话。但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在轻轻颤抖。过了很久，她转过身来，把脸埋进我的胸口。她的声音闷闷的：“建军，我爸他……他其实一直很想见见你。他说，那个孩子眼睛很大，眼神很倔。他记得你。”
我抱紧了她。
“我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我爸说的那个人。”她抬起头，眼睛在黑暗里亮晶晶的，“所以我才留下了。不是为了补偿，不是为了替我爸还债。是因为，我在看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
我笑了，亲了亲她的额头。
“我也是。”
“是什么？”
“看到你的第一眼。你站在工地门口，穿一件蓝衣服，给人家盛绿豆汤。我想，这姑娘真好。要是能天天看见就好了。”
她噗嗤笑了出来，打了我一下：“你就是馋我做的绿豆汤。”
“对。”我抓住她的手，“馋了一辈子。”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进屋子里来。我们的手在月光下握在一起。外面有鸡叫，有狗叫，有风吹过竹林的声音。远处有人家在放烟花，一朵一朵地炸开在夜空里，照亮了半山腰上的村子。
程雨小声说：“建军，我们回家那天，去给我爸妈烧个纸吧。”
“好。”我说，“带上安安，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她“嗯”了一声，往我怀里钻了钻。我们就这样相拥着，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程雨已经不在床上了。我披上衣服走出去，看见她正在院子里给鸡喂食。安安蹲在旁边，手里捏着一把米，一点一点地撒在地上。程雨抬头看见我，冲我笑。
“醒了？饭在锅里，我给你热一下。”
我没说话，走过去，从后面环住她的腰。安安仰起头，不解地看着我们，然后咯咯笑起来：“妈妈，我也要抱！”
程雨笑着松开我，把安安抱了起来。安安伸手去够我的脖子，我们三个人抱成一团，影子落在石板地上，被晨光照得暖洋洋的。
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工地门口，毒日头底下，那个穿淡蓝色短袖的姑娘递给我一碗绿豆汤。
我不知道她是谁。她也不知道我是谁。
但命运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不是恩情，不是补偿。
是爱。是那种经得起时间磋磨、经得起分离煎熬、经得起身世揭晓后依然不肯放手的人间真情。
我这一生，做过很多活，搬过很多砖，吃过很多苦。
但拥有她，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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