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4岁那年，差点跟一个同学联手，把另外一个同学的公司给拆了。

后来闹得鸡飞狗跳，我自己还差点搭进去。但就那半年，我第一次看见：钱到了资本那一层，玩的根本是另一套游戏。

作为朴实的劳动人民，咱们这一辈子见到的钱，基本上都是有来路的。上一个月班，拿一个月钱；卖掉一件东西，赚一笔差价；开一家店，晚上数一数今天赚了多少。想要钱，先劳动。

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直到进了那家公司。

那是我大学同学刚创立的公司，做知识付费，我跟他其实也不是特别熟，主要我在自己单位干得不舒服，就想出来。但30多这个年纪你再出去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很尴尬。这个同学就找到我，给我讲了一下公司的愿景，又请我吃了两顿饭，我就决定跟他干了。

现在想起来特别荒谬，我当时连知识付费干嘛的都没完全搞明白。

不过，当人特别想逃离一个地方的时候，是很容易草率地爱上下一个地方的。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公司里还有另一个大学同学。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大学同学，毕业十几年以后，莫名其妙又凑到一家公司里创业了。邀请我入局、最早创业的那个，我们叫他老大。另外一个叫老二。

很快我就发现，老大和老二已经积攒了大量的矛盾。

老二是真正做内容出身的，我也是，所以我们俩特别聊得来。他懂内容，手里也有很多大咖资源，知道怎么把一个老师签下来，怎么策划一门课卖出去。而且他很认可我的能力。

老大做的事情，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他不太懂具体的内容，对我擅长什么也没有什么概念，经常给我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有一次，他甚至想把我辛苦写好的稿子直接给一个大咖做讲稿，擦掉我的署名，也没跟我商量。

我当时直接炸了。对做内容的人来说，这事儿太膈应了。

而且老二很会做人。他中间通过几次操作，还帮我把工资涨了上去。

慢慢地，我的屁股就坐到老二那边去了。

待了几个月吧，有一天，老二突然来找我说，他受不了了，准备自己出去干。

他的方案在当时的我听起来，简直无懈可击。

老大不是天天外头吹牛画大饼吗？那我们不要他了。我们才是会干活的人。

老二有资源，我会做内容。我们去签真正有影响力的老师，给他们做知识付费，一门课一门课地做，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卖，这思路多清楚啊。

而且当时公司里已经有不少人对老大不满。老二跟我说，如果我也走，可能还会有其他人一起离开。

我当时确实受了老大很多气，而且我内心深处真的有一点正义感：我倒要看看，两个真正懂业务的人，怎么可能干不过一个天天画饼的人？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几乎已经决定跟老二走了。

但真正动手之前，我还是去问了一个做投资的朋友，他听完整个故事，几乎没怎么犹豫，就跟我说：

“你不应该走。”

我特别惊讶，我说，为什么啊？

他说，你先别管谁懂内容。他们两个人，老二想的是，我手里有一个大咖，我花多少钱签，再花多少钱做课，最后卖出去多少钱。比如一门课花100万，卖了300万，赚200万。然后再签下一个，再做一门，再赚一笔。你们觉得这才叫赚钱，因为每一笔钱都看得见。

我说，对啊。不然呢？

他说你们赚的是辛苦钱，没前途的。你那个老大，他每天在外面做的事情，是找投资人，融资，谈下一轮。这一轮公司估值一个亿，下一轮能不能变三个亿，再下一轮能不能变十个亿。如果公司一直往前走，你们手里的股份、期权，也会跟着这个数字一起变化。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你和老二想的是，这家公司能赚多少钱。”

“你那个老大想的是，这家公司能值多少钱。”

我当时一下愣住了，我才意识到，“赚”是利润，“值”是定价。看起来只差一个字，背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活到34岁，熟悉的始终是前面那个世界。可在另外那个世界里，公司还是那家公司，昨天大家觉得它值一个亿，今天有人愿意按三个亿的估值投，你手里那些股份和期权，账面上就已经变贵了。

后来我看霍华德·马克斯的《投资最重要的事》，里面有两层思维，是我特别喜欢的概念。

第一层思维是：这家公司很好，所以我要买。

第二层思维会再多问一句：很好，可大家是不是早就知道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把它未来的好算进去多少了？

所以炒科技股的人应该特别懂。公司很好，业绩也很好，财报出来照样能暴跌。市场要的从来不只是“你好”，而是你得比大家原来想的还好。

到这里，我才真正听懂那个投资朋友当年那句话：

“你和老二想的是，这家公司能赚多少钱。”

“你那个老大想的是，这家公司能值多少钱。”

当然，听懂这个道理以后，我并没有乖乖回去跟老大好好干。我们三个大学同学，围绕工资、股权、期权，还有到底谁跟谁走，进行了一轮堪称宫斗的谈判。

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第一次知道：懂金融是一回事，轮到自己的利益，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故事，比今天这个更好玩。我们下一次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