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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学生主动走进心理咨询室,心理老师成了不少困境少年唯一的倾诉出口。然而,过度的学生依赖,也不断冲击着心理咨询的专业边界。“一天内发50多条企业微信消息给我,甚至是半夜。”知名中学专职心理老师黄思桐发现,一些在人际关系中受挫的学生,会强烈地渴望与一个成年人建立稳定联系。

而校园心理教师自身,也深陷职业困境:课程开设难、授课内容认可度低、职称晋升通道不明,还时常被分派做礼仪、接待等各类行政杂务。一边要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守住专业底线,一边自身专业价值难以被看见。

南都校探继续深度对话广州名校专职心理教师,探讨危机处置家校校意见分歧、校园心理健康课程落地、心理教师职业发展等现实难题。

剧烈冲突学校“低调”处理
家长困在病耻感

方雯所在学校会向学生介绍校园内心理咨询的途径,让学生知道遇到压力时有“心理老师”这样一个角色可以帮助他们缓解焦虑、排忧解难。考试前后,往往是咨询相对集中的时间。“像高三一模、二模前后,以及高一、高二期中期末考试前后,咨询量都会比较多。多的时候一周有十几个,少的时候平均一天也会有一个。”

在方雯的日常工作中,有些学生可能只是近期情绪状态不佳,并未达到抑郁的状态,学生也会来到心理室,通过哭泣、倾诉等方式释放情绪。“心理老师有时是一种情绪上的支持者和救济者,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兜底作用。”

然而,当学生把心理老师当成唯一的求助对象时,心理老师也可能承受超出正常工作边界的压力。黄思桐回忆道,曾有一名学生在一天内发了50多条企业微信消息给她。黄思桐发现,一些在人际关系中受挫的学生,会强烈地渴望与一个成年人建立稳定联系。“对他们来说,心理老师或许就成为唯一的求助渠道和连接对象。学生可能会在半夜发消息,也可能在任何时候联系你,逐渐失去边界感。这也会成为心理老师比较痛苦的一部分。”

危机事件同样让心理老师的专业边界变得模糊。黄思桐表示,在实际处理中,心理老师的判断有时会与学校管理者、家长发生分歧。“从专业判断来看,如果学生已经存在较高风险,我会认为他需要住院或需要报警。甚至如果学生已经站到窗台上准备跳下去,我认为报警是必须的。判断发生冲突时,学校管理上的相对温和,以及家长对问题的选择性忽视,都会让我们的专业性受到质疑,同时也会让我们非常担忧。”甚至在一些危机个案中,有部分家长认为,既然孩子身处学校,就应该由学校和心理老师全权负责。

两位老师均提到,即使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专家、教授开展心理健康话题的科普,大众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看法正在慢慢消除,可仍有部分家长对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问题十分敏感,甚至恐惧承认“我的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

方雯所在的学校曾有一名初中生不敢把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事情告诉母亲。“因为她担心妈妈不能接受,会质问她‘你是不是有病?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所以只能瞒着家长。”让黄思桐仍记忆犹新的则是有学生家长向她袒露了更为现实的担忧——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并去医院治疗,会被写进档案吗?会影响以后孩子考公务员吗?

把心理课写在课表上
其实可能没开课

两位老师都感受到,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正在提高,但心理健康教育能否真正落地,很大程度上仍与学校管理者的认识和定位有关。

黄思桐还记得,自己5年前入职时,学校甚至没有开设心理课,后来由心理老师自己写申请、打报告,不断向学校提出要求,在这样的推动下才试开了一个学期。学校收到了学生的正向反馈后,心理课才一直坚持开设了下来。她还了解到,在自己入职之前,学校曾经多年被要求开设心理课,“当时教育局也会来检查课表,但学校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让检查顺利通过,所以只是在课表上把‘心理课’给打印了出来,实际上那时学生并没有上这门课。

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方雯明显感受到,在她所任教的学校,校领导正有意识地提高心理老师从事专业工作的比例,“上心理课、开展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心理筛查、动态跟踪等专业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她认为,这个变化与学校领导是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密切相关。

可是,即使心理课可以如常开展,心理老师们还面临着另一重问题——内容过于低幼、不符合中学生实际学情的心理课教材。黄思桐曾认真翻阅过思想政治课本,“思想政治的知识密度很大,有专有名词的释义和知识框架,一看就是一门学科。而心理学科的教材还在设置‘小红小蓝闹别扭’等老套情景,非常不贴合中学生尤其是高中学段的学习需求。

方雯同样认为,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甚至脑科学的知识,都是中学生感兴趣教材里却没有提及的内容。“我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对人脑构造、不同脑区的分布、社会心理学里的‘破窗效应’‘乌合之众’等概念都很感兴趣。如果能有一套真正符合学情的教材,学生翻开书被知识点吸引、觉得对自己有帮助,而不是当成草稿纸,那就很理想了。”

“另外,如果从可见性、可量化的角度来看,心理老师的工作对分数、对招生没有太大的直接帮助。”黄思桐无奈地补充道。在学校强调成绩和招生的环境里,心理健康教育有时也会被期待承担更多与学习直接相关的功能。例如,记忆方法、学习归因等内容当然可以成为心理课的一部分,对学习也有一定帮助。但这只是一些技巧,并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全部。“可是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在课上教这些对学习成绩有直接帮助的内容,可能更符合部分校领导对心理老师的期望。”黄思桐说。

没有科组、难评职称、打杂万金油
心理老师期待专业能被看见

对两位老师而言,心理健康教育要真正发挥作用,除了课程、场地和人员,更重要的是明确心理老师的专业位置,让这份工作拥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方雯认为,更理想的状态,是让心理科成为一个像语文、数学等科目一样真正的科组。“心理科应该有自己的课程体系、自己的团队、自己的督导和自己的教研需求。同时,也可以和医院等专业机构建立联动,让不同层级的专业力量在学校里为心理科提供支持。”她更希望学校能真正理解心理老师的专业身份。心理老师的定位和角色能不能被看见、被认可,非常重要。学校是否能够真正把心理科看作一个可以为学校、为学生提供专业服务的团队,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当成一个行政部门。

另外,方雯还提到,心理老师的专业工作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很重要,却不容易被看见。“一次心理咨询往往需要持续40到50分钟。有时候我们一天接三个学生,每一次咨询都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和学生交流40到50分钟,结束之后其实是很累的。”但这样的工作很难量化——由于心理咨询是一个相对私密的过程,很多工作都发生在心理老师和学生之间,外界很难直接看到,所以这些工作有时候并不容易被看见。

职业发展也是两位老师关注的现实问题。方雯老师说:“包括职称在内,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一条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进入学校以后,可以按照文件规定正常发展,不会因为专业身份而受到限制,也能够和其他学科教师一样,在相应的时间节点正常评定职称。

但实际上,心理老师除了专业工作,通常还要承担诸多德育部门的行政事务。方雯表示,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得不在校园开放日等活动和日常教学期间承担学生管理、仪式流程等工作。“这些工作做多了,有时候很难让别人辨认出你是一名心理老师。”方雯无奈地说。

黄思桐也有同样的经历,自她入职广州这所知名中学后,每年都会有接待、礼仪工作等待着她。后来,黄思桐决定直接与学校主任沟通,明确表示自己不再承担礼仪工作,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我希望心理老师的专业身份与专业能力能够被真正看见,而不是一直被视作一个‘打杂’的存在。也希望能够在文件和制度层面对心理老师的专业性给予更多认可。”

作为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意义始终扎根在两位老师心里。在方雯看来,学生能够在紧张的考试科目学习中进入心理课堂,在一节40分钟的心理课里暂时放松下来、笑一笑、释放一些压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黄思桐认为,心理老师在校园中的存在,也是学校人文关怀的一部分。“我通常会告诉学生,我不知道你们的学习成绩怎么样,但你们的精神状态和幸福感,对我来说更加重要。这就是心理老师存在的一种意义吧。

(黄思桐、方雯均为化名)

孩子因心理原因申请休学,已不是人们印象中遥远而罕见的事,而是越来越多家庭必须直面的现实。但休学之后能否顺利复学,成为家长和心理老师共同面对的难题。有学生复学后在新班级里成为“孤岛”,有人被班级氛围治愈,也有人复学后又再次休学。

“广州知名中学心理老师心里话系列”第三篇章将聚焦休学与复学这个现实议题,探讨心理老师为何建议“能不休就不休”,以及复学路上那些被忽视的困境与可能。

统筹:尹来 游曼妮 王道斌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杨晓彤

摄影/视频:罗雪纯 蔡文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