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8月20日1版
编者按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26.3万件，同比下降19.87%。东部案件大省降幅明显，其中，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下降25%以上。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收案量增加态势较为普遍。
东降西升之间，是偶然的数据起伏，还是深层治理逻辑的折射？今天起，《人民法院报》推出系列报道“消失的知产案件”，解码案件量回落背后的司法治理智慧，探寻东部经验对中西部的镜鉴价值。首篇聚焦广东、江苏两省法院如何从一份歌单、一块蛋糕的办案中，敏锐识别并纠偏“跑偏了的‘维权’”。
清晨，苏北小城的街道还浸在微凉的晨光里，临街蛋糕店的卷帘门“哗啦”一声缓缓拉起。
老板娘李梅（化名）系上围裙，揉面、打发、塑形，日复一日的营生，从指尖的面团开始。
李梅身后收银台抽屉的最深处，压着一张民事判决书。只因给生日蛋糕搭配了两只卡通玩偶，她就成了被告。一审被判赔偿8000元。
一块蛋糕，毛利十来块钱，得卖多少块？李梅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越算越凉。
在江苏，和李梅有着同样遭遇的蛋糕店、烘焙店店主已有上千人，起诉他们的是同一家动漫公司。这家公司手握多个卡通形象著作权，从2016年起便在江苏各地发起批量诉讼，起先是二十几件，2021年飙到184件。
一张由上千家小店构成的被告名单悄然铺开。直到2022年，一批案件集中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这一现象才引起法官们的警觉：
“被告全是小本经营的个体户，不懂法、没资源，面对传票第一反应是害怕，然后是妥协。”
“真正的侵权源头——生产玩偶的工厂、批发的供货商，原告从来不碰。”
“原告长年累月跨区域起诉，维权成本极低，靠赔偿就能稳定获利。”
更令法官们警惕的是裁判尺度不一：同样是蛋糕玩偶侵权，有的法院判赔15000元，有的仅3000元。五倍的差额，意味着原告可以选择判赔金额高的法院起诉。
“人民法院既要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引导当事人合理维权、诚信维权。”
办案团队决定从批量案件中挑出一个最典型的，审成标杆。
李梅的案子被选中了。
2023年11月13日，江苏高院公开开庭。合议庭综合考量维权目的、商户主观过错、实际盈利、经营规模，将8000元赔偿依法改判为3000元。
法槌落下，裁判尺度定了。随着牟利空间被压缩，批量诉讼呈断崖式下跌：从2023年江苏全省收案333件，到2026年仅剩4件。
“在这场非正常批量诉讼里，我们的反应还是慢了半拍。”江苏高院民三庭副庭长袁滔坦言。
袁滔说的“慢”，不是个案审判，而是识别和预警。
2024年5月，江苏高院建立非正常批量诉讼专项台账。诉讼请求、权利类型、代理机构、判赔金额、维权正当性——每一项都被录入、比对、预警。
技术也在赋能识别。“版权AI智审”具备“以图搜图”技术和海量数据底池，谁是原创、谁在说谎，一查便知。
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省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5万件，同比下降28.08%。
当江苏的蛋糕店重归安宁，珠江之畔的广东，另一场针对跑偏了的“维权”治理，也在夜色中见出成效。
每当夜幕垂落，KTV包厢里歌声流转。
广州一家知名KTV的总监张琪（化名）第一次收到法院传票时，以为是恶作剧，“门店日常播放的歌曲，怎么就侵权了？”
一问同行才发现，被起诉的远不止他们一家，而原告大多是同一批个人或小型版权公司。
2024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了一组数据统计，发现近四年间全省法院审结涉KTV版权案件9.5万余件，占全部著作权侵权案件近四成。
“过去按歌曲数量判赔，判得越多，可能起诉的就越多。”在广东高院民三庭副庭长欧丽华看来，这是个死循环。
破局，从算账开始。
2024年下半年，广东高院创建“曲目单次点播次数、音集协版权使用费、法定赔偿”三阶梯式计赔模式，厘清各方责任，依法压低虚高判赔。
“这一模式推行后，单案赔偿从上万元直降至几千元，想靠诉讼赚快钱的路就走不通了。”汕头市娱乐行业协会原秘书长周伟鸿说。
更有力的举措在后面。
针对赔偿怎么算、证据认不认、算不算侵权等十个老大难问题，广东高院出台《关于涉KTV著作权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给全省法院审理这类案子定下统一规矩。
十问十答，不足万字，直接把这么多年难处理的堵点全理顺了。
“这份文件充分诠释了依法治理与产业保护可以兼顾，权利人的辛勤创作与使用者的经营需求可以兼顾！”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秘书长孔明如是评价。
与此同时，广东高院精选涉KTV著作权领域批量案件中最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法答网陆续发布了14个咨询答疑，对关键问题作出系统解答，让司法裁判与最新的市场现状相适配。
“针对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难题，我们也会积极作出示范判决，以点带面统一裁判尺度，让以牟利为目的的批量诉讼失去生存土壤。”欧丽华感慨，多措并举让当初的死循环找到了出路。
数据彰显成效：2025年广东新收涉KTV版权案件2303件，较2023年下降近五成；2026年前四个月仅144件。
“水分”被一点点挤出，另一个问题浮现：部分权利人转而选择向中西部地区提起诉讼。治理经验需要向全国输送，制度框架更需要从顶层搭建。
2026年4月，《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施方案（2026—2030年）》发布，明确加强非正常批量诉讼、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综合治理。
李梅不知道这些宏大的顶层设计。她只知道，收银台抽屉深处那张判决书可以不用再看了。就像一段终于翻过去的日子，页角平整，字迹清晰。
让“以诉牟利”无利可图
《人民法院报》评论员
一块蛋糕，判赔八千元。一份歌单，索赔几十万元。
听起来像段子，却是这几年知识产权诉讼里真实上演的“剧本”——一些人手握版权、专利，绕过侵权源头，将小商贩、小摊主成批送上被告席，借维权牟利。
法治的成熟，不仅在于惩罚侵权，还在于引导创新；不仅在于保护权利人，还在于能识别并阻断对制度的投机性利用。当司法程序被“反向利用”，制度有没有能力及时纠偏？东部创新大省的实践给了我们答案和信心。
建立识别预警机制，依法压低虚高判赔数额，披露关联案件信息——这些做法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把规则立在明处，把识别做在前面，把治理贯穿始终，让那些拿着权利证书做生意的人无处下口。“保护”二字的分量，正在被重新定义——既不能让真创新寒心，也不能让假维权得逞。前者考验的是力度，后者考验的是清醒。
但警报并未解除。产业转移给中西部带来创新活力的同时，也把“维权生意”带了过去。东部花三四年踩过的坑，中西部没有理由再踩一遍。
只有让维权回归本位，让“以诉牟利”无利可图，法治才不会成为被算计的工具，那些清晨揉面的人，那些深夜放歌的人，那些在中西部县城里刚刚起步的创业者，才能继续过他们本应平静的日子。
来源：人民法院报
审核：黄慧辰
编校：余淑娴
封面：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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