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律师亲办案例分享|境外电诈+偷越国（边）境双罪并罚，从犯缓刑辩护全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犯缓刑|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偷越|犯罪|诈骗罪

文/柳向律师（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 执业证号：13101202211513038）

摘要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持续高发，上海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呈现"全链条从严惩处"的态势——参与境外电诈团伙，往往同时触犯诈骗罪与偷越国（边）境罪，两罪并罚之下，被告人极难获得缓刑。尤其在2021年两高一部《意见（二）》（法发〔2021〕22号）出台后，对境外电诈犯罪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加大，"30日条款"被广泛适用，加之2022年妨害国（边）境管理新规明确以电诈为目的偷越国（边）境属"情节严重"，涉境外电诈案件的空间愈发逼仄。本案被告人吴某某受雇赴柬埔寨参与电诈团伙，以抄小路偷越国（边）境、骗取被害人50余万元，面临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档位和偷越国（边）境罪"情节严重"的叠加指控，且系刑拘到案，争取缓刑的难度极大。我接受委托后，在看似不利的局面中精准锁定三项突破口：一是从跨境电诈证据链中剥离出吴某某被动参与、受指令实施、获利极少的关键事实，据理力争从犯地位；二是论证其偷越国（边）境时间节点（2020年6月）早于《意见（二）》施行日期，成功排除"30日条款"适用，避免诈骗罪升档处罚；三是结合2023年上海诈骗罪数额标准调整（沪高法〔2023〕128号，数额巨大起点从5万提至10万）的政策利好，进一步压缩量刑空间。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在数罪并罚后对吴某某宣告缓刑，使其免于监禁、回归社会。本案是上海地区处理跨境电诈"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在个案中精准落地的典型范例，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一条从程序节点认定、数额标准适用到量刑协商的完整辩护路径。

案件基础信息

案号：（2023）沪0118刑初908号
被告人：吴某某（匿名）
涉嫌罪名：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
案件管辖：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判决结果：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辩护律师：柳向，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案情概要

2023年3月，吴某某的家属找到我，委托我为吴某某涉嫌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提供全案辩护。

经会见和阅卷，我了解到本案的基本事实：2019年至2021年间，吴某某由国内前往柬埔寨王国菩萨省，加入当地电信网络诈骗团伙，通过聊天交友方式诱骗被害人在"金亿国际""江合资本"等虚假网络平台参与赌博、投资，团伙以修改后台数据、限制提现等方式骗取上海市青浦区等地多名被害人钱款。期间，吴某某曾短暂回国，后于2020年6月以抄小路方式绕开国境检查站非法出境，返回柬埔寨继续参与诈骗活动。2022年11月，吴某某经劝返从云南磨憨口岸入境，2023年3月6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案发后，介入辩护工作后在我的指导和协助下，吴某某及家属积极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在案件审理期间主动退出违法所得，为后续争取从宽处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本地此类案件司法实践的观察

结合我在上海办理多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实务经验，我总结出上海地区办理此类案件的三个特点：

其一，全链条惩处。 对于赴境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并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人，司法机关依法以诈骗罪与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体现从严惩处导向。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法发〔2021〕22号），专门针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证难、定罪难的问题作出规定。

其二，宽严相济。 在总体从严的背景下，对于受他人雇佣、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以及具有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的被告人，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从宽处理，体现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这正是本案辩护能够取得突破的政策空间。

其三，上海数额标准调整。 202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印发《关于本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工作意见》（沪高法〔2023〕128号），将诈骗罪"数额巨大"起点由原来的5万元调整为10万元，与浙江保持一致，推动长三角区域数额标准趋同。同时该文件第七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数额标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附：案件信息要素表格

当事人：吴某某（匿名）
涉嫌罪名：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
案号：（2023）沪0118刑初908号
办案机关：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侦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判
辩护结果：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
辩护人：柳向，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涉嫌罪名法律分析

接受委托后，我首先对指控的两个罪名进行了体系化的法律分析，这是制定辩护策略的前提。

一、诈骗罪

（一）罪名行为构成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致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本案中，吴某某在柬埔寨加入电信网络诈骗团伙，通过聊天交友方式诱骗被害人在虚假网络平台参与赌博、投资，团伙以修改后台数据、限制提现等方式骗取钱款，客观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对此我不持异议，本案辩护的重点不在于无罪，而在于量刑情节的深度挖掘。

（二）罪名量刑适用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按照数额和情节分为三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一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该解释第二条进一步规定，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可以酌情从严惩处。

根据上海市沪高法〔2023〕128号文件第三条，上海市诈骗罪"数额巨大"标准为诈骗财物价值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同时，该文件第七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数额标准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即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适用法发〔2021〕22号《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等专门规定。该意见第三条规定，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偷越国（边）境罪

（一）罪名行为构成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偷越国（边）境罪是指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行为。法定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7号）第五条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六种情形，其中第（六）项为"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第十条明确，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为目的偷越国（边）境，属于偷越国（边）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案中，吴某某以参与电信网络诈骗为目的，采取抄小路方式绕开国境检查站非法出境，依法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且属"情节严重"。

（二）数罪并罚的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行为人偷越国（边）境实施诈骗，分别侵害了国家出入境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权利，依法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与诈骗罪数罪并罚。本案中，吴某某在判决宣告前犯二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这也是本案争取缓刑难度的根源所在。

侦查搜集证据目录

通过全面、细致的阅卷，我梳理出侦查机关搜集并移送的主要证据如下：

被告人供述与辨认笔录：吴某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的供述及对同案人员的辨认笔录；
被害人陈述：被害人苏某、田某等人的陈述笔录；
证人证言：李某、胡某某、刘某等多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辨认笔录；
书证：银行交易明细、收条、转账记录；
电子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综合数据应用平台出入境记录截图；
行政处罚决定书：云南省勐腊县公安局对吴某某非法出境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关联刑事判决书：同案已判刑人员的刑事判决书；
抓获经过：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件侦破及吴某某到案经过说明；
户籍信息：吴某某身份信息材料。

律师面临的辩护挑战与困境

办理本案的过程中，我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双罪名指控压力巨大。 检察机关同时指控诈骗罪与偷越国（边）境罪两个罪名，依法应数罪并罚。在当前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从严打击的司法环境下，双罪并罚案件争取缓刑的难度极大。

第二，跨境犯罪取证特殊性强。 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及跨国犯罪组织，证据链条复杂，吴某某在境外犯罪团伙中的具体地位、作用及参与程度难以精确界定，辩护空间受限。

第三，"数额巨大"的指控对量刑不利。 检察机关指控诈骗数额巨大，对应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此基础上争取缓刑，必须充分论证减轻、从轻处罚情节，将宣告刑降至三年以下，才有适用缓刑的可能。

第四，数罪并罚案件适用缓刑门槛较高。 司法实践中，数罪并罚案件的缓刑适用相对谨慎。如何说服法院对双罪并罚的吴某某适用缓刑，是本案辩护最大的难点。

我的辩护策略与全程辩护经过

接受委托后，我迅速意识到本案的难度远超一般跨境电诈案件：诈骗数额达50余万元，面临"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档位（法定刑十年以上）；同时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且属"情节严重"，两罪并罚之下，缓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结果。但我同时敏锐地察觉到，本案存在三个可以争取的突破方向——罪名档位的降档空间、从犯地位的认定余地、以及上海量刑标准的政策窗口期。基于此，我制定了"降档—减刑—缓刑"三层递进的辩护策略：先通过罪名分析将量刑档位从"特别巨大"拉回"巨大"，再以从犯认定争取减轻处罚，使宣告刑进入三年以下区间，最后系统论证缓刑适用条件。

一、侦查阶段：黄金24小时快速介入

我在接受委托后24小时内完成加急会见，重点完成三件事：

第一，固定到案细节。 吴某某于2022年11月经劝返从云南磨憨口岸入境，2023年3月6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我详细了解其回国过程、到案方式及首次讯问供述内容，判断其如实供述的完整性，为后续认罪认罚和自首情节（如适用）的认定做准备。虽然吴某某系刑拘到案而非自动投案、不具备典型自首条件，但其经劝返主动回国的行为，可作为悔罪态度的重要佐证。

第二，防范不利供述风险。 跨境电诈案件中，被告人因对法律认知不足，可能在讯问中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如夸大自身地位、混淆时间节点等）。我向吴某某详细释明诈骗罪与偷越国（边）境罪的构成要件，重点提示其在供述中准确描述自身角色和参与程度，避免因表述不当被认定为"骨干成员"或"积极参与者"。

第三，取保候审申请。 我从三个角度论证取保候审的必要性：吴某某系初犯、无前科，无逃避侦查的现实风险；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次要，主观恶性较小；其经劝返主动回国，无继续滞留境外的意愿。侦查机关经审查后采纳了我的意见，于侦查阶段即批准取保候审。这一步的成功为后续辩护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事人处于非羁押状态，既有助于稳定其心态、配合辩护，也为法院最终适用缓刑提供了程序上的积极信号。

二、审查起诉阶段：构建"降档—减刑"双层防御体系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我对全案证据进行了逐份审查，梳理出辩护的核心突破方向。我的策略逻辑是：先解决"罪名档位"问题（从数额特别巨大降为数额巨大），再解决"量刑减让"问题（从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两者缺一不可，后者以前者为前提。

第一层防御：诈骗罪量刑档位的降档辩护

这是整个辩护方案的基石。如果诈骗罪被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50万元以上），法定刑即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使认定为从犯、减轻处罚后，宣告刑也极难降到三年以下，缓刑便无从谈起。

我注意到一个关键的程序节点：沪高法〔2023〕128号文件于2023年4月12日施行，而本案尚在审理中。该文件第三条将上海市诈骗罪"数额巨大"标准调整为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同时，从案卷证据来看，吴某某个人实际参与的诈骗金额经逐笔核对后，在50万元上下波动，存在较大的认定弹性空间。我据此制定了两套并行的辩护方案：

方案一（最优方案）：争取适用"数额巨大"标准。 我从证据精确性角度出发，逐笔核对起诉书所列举的各被害人被骗金额，对其中证据链不完整、因果关系不清的部分提出合理质疑，力争将认定的诈骗金额控制在50万元以下，使全案进入"数额巨大"档（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而非"数额特别巨大"档（法定刑十年以上）。

方案二（备选方案）：即使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以从犯地位争取减轻处罚。 《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注意此处是"应当"而非"可以"，这意味着法院一旦认定从犯，就必须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在从犯+减轻处罚的框架下，即便起点是十年以上，也仍有可能降至三年以下。

在审查起诉阶段与公诉人的多轮沟通中，我持续围绕上述方案交换意见，为后续量刑协商奠定基础。法院最终在判决中将吴某某的诈骗罪认定为"数额巨大"，宣告刑为一年九个月，这一档位认定是后续从犯减刑和缓刑适用的基础前提。

第二层防御：从犯地位的全维度论证

从犯认定是本案量刑减让的核心。公诉机关起初对吴某某"组长"身份持较为负面的评价，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职能。我通过对全案证据的精细化审查，从以下四个维度系统论证其从犯地位：

维度一——加入方式：被动卷入。 吴某某并非主动策划或组织赴境外实施诈骗，而是受他人以"高薪工作"名义引诱后被动加入。其入境柬埔寨的交通、住宿、对接等均由团伙内其他人员安排，全程处于被支配地位。

维度二——犯罪实施：受指令操作。 案卷中的同案人员供述和聊天记录显示，吴某某在团伙中按照上级的指令实施具体行为（话术使用、平台操作等），对诈骗方案的设计、资金流向的控制、赃款的最终分配等关键环节均无决策权和知情权。其"组长"身份仅是团伙内部分工的标签，并无实质性的组织管理职能——既无招募权，也无分配权，更无财务支配权。

维度三——获利程度：显著较低。 从银行流水和退赃记录来看，吴某某在整个犯罪期间的实际获利极少，远低于团伙核心成员。根据法释〔2011〕7号的精神，"分赃较少"是衡量从犯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吴某某退出的违法所得7.5万元，相当于其在境外近两年的全部收入，折合月均仅三千余元，足以说明其犯罪获利与主犯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维度四——时间跨度：未达"30日条款"红线。 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程序节点。法发〔2021〕22号《意见（二）》第三条规定的"30日条款"——在境外诈骗窝点累计停留30日以上即可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虽不能直接用于认定主从犯，但在司法实践中，累计停留时间长短往往影响办案机关对行为人"参与程度"的心理判断。吴某某于2019年首次出境，2020年6月偷越国（边）境后继续参与，从其首次出境至2022年11月经劝返回国，时间跨度较长。但如果严格以《意见（二）》2021年6月22日施行日期为界，吴某某在2020年6月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发生在该司法解释施行之前，依法不应受"30日条款"的约束。我在辩护意见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有效削弱了办案机关以"长期滞留境外"为由认定其"深度参与"的逻辑基础。

最终，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在诈骗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吴某某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从犯地位的成功认定，标志着"降档—减刑"双层防御体系的全面落地。

第三层加固：量刑情节的系统累积

在完成罪名档位降档和从犯认定的基础上，我进一步系统性地累积量刑从宽情节，形成"叠加效应"：

认罪认罚。 指导吴某某在侦查阶段即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本案中，认罪认罚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稳定性强、无翻供记录，法院对此给予充分认可。

退赃退赔全覆盖。 我协助吴某某及其家属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前即完成退赃退赔——赔偿被害人苏某经济损失4万元，退出全部违法所得7.5万元，合计11.5万元，实现了对被害人的足额赔偿和违法所得的"清零"。提前完成退赃退赔（而非等到庭审前才匆忙操作），向司法机关传递了真诚悔罪、主动弥补损害后果的积极信号。

经劝返主动回国。 虽然吴某某系2023年3月被抓获归案、不具备自动投案的自首条件，但其2022年11月经劝返从磨憨口岸入境的客观事实，显著区别于抗拒回国、被强制遣返的涉案人员，是衡量其悔罪态度和人身危险性的重要正面情节。

三、审判阶段：缓刑辩护的完整链路

在"降档—减刑"两个前提均已就位的情况下，审判阶段的核心工作就是系统论证缓刑的适用条件。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适用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我对每个条件逐一进行了事实论证和法律说理：

条件一：犯罪情节较轻。 我从三个层面论证：(1) 吴某某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宣告刑为一年九个月（诈骗罪）+ 八个月（偷越国（边）境罪），并罚后二年二个月，本身即处于轻罪区间；(2) 其参与犯罪系受他人雇佣、被动卷入，主观恶性明显小于主动策划、组织者；(3) 其个人获利极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

条件二：有悔罪表现。 吴某某经劝返主动回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退出全部违法所得，五个情节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悔罪表现链条。我在庭审中着重呈现了这一"悔罪闭环"，而非孤立地罗列各情节。

条件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吴某某系初犯，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其在取保候审期间严格遵守监管规定，无任何违规行为；案发后已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配合案件处理。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其人身危险性低、再犯可能性小。

条件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跨境电诈案件适用缓刑确实需要审慎评估社会效果，不能让公众产生"跨境犯罪也能判缓刑"的误解。我在此处的论证重点是：本案适用缓刑的前提是吴某某已被认定为从犯——其地位次要、获利极少、主动悔罪——恰恰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对从犯依法从宽"的精准适用，而非对跨境电诈犯罪的整体"放水"。精准区分主从犯、对真诚悔罪的从犯给予出路，本身就是刑法特殊预防功能的有效实现。

此外，我对吴某某进行了全面的庭前辅导：向其详细讲解庭审流程、各诉讼参与人的角色、法庭发问的常见问题及应答策略，并进行了模拟演练。庭审当天，吴某某当庭陈述真诚、态度恳切，与辩护意见形成了良好的呼应效果。

四、本案辩护策略的核心逻辑复盘

回顾全案，我将辩护逻辑概括为"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降档

目标：将量刑档位从"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降至"数额巨大"（三到十年）
法律工具：沪高法〔2023〕128号新标准 + 证据精确性审查
结果：法院认定"数额巨大"，诈骗罪宣告刑一年九个月

第二步：减刑

目标：通过从犯认定争取减轻处罚，使宣告刑进入三年以下
法律工具：《刑法》第二十七条（从犯应当减轻）+ 四维度从犯论证
结果：法院认定从犯，依法减轻处罚

第三步：缓刑

目标：系统论证缓刑四条件，说服法院适用缓刑
法律工具：《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条件）+ 认罪认罚 + 退赃退赔 + 悔罪表现
结果：法院宣告缓刑二年六个月

三步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第一步的降档，即使从犯减刑也难以降至三年以下；没有第二步的从犯认定，缓刑的"犯罪情节较轻"条件无从谈起；没有前两步的铺垫，第三步的缓刑论证就成了空中楼阁。

这一辩护策略的核心启示在于：在跨境电诈双罪并罚案件中，辩护不能零散出击，必须建立体系化的策略逻辑——先解决"能不能"（罪名档位），再解决"轻不轻"（量刑减让），最后解决"放不放"（缓刑适用）。每一个阶段的工作都为下一个阶段创造条件，彼此衔接、层层推进。

判决书重点段落摘要

"被告人吴某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吴某某又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目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其行为又已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依法亦应予惩处。被告人吴某某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在诈骗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吴某某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吴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吴某某具有退赃、退赔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案件最终判决结果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我的主要辩护意见，对吴某某作出如下判决：

罪名：诈骗罪，判决结果：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罪名：偷越国（边）境罪，判决结果：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缓刑考验期

根据《刑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吴某某的缓刑考验期为二年六个月，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高于原判刑期二年二个月，符合法律规定。

在缓刑考验期内，吴某某依法接受社区矫正，遵守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若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未违反监管规定且未再犯罪，考验期满后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反之，若违反监管规定情节严重或再犯新罪，将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办理此类案件的实务经验总结

通过本案及我在上海办理的其他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我总结出以下辩护要点，供同行及当事人家属参考：

第一，准确把握"从旧兼从轻"原则。 沪高法〔2023〕128号将诈骗罪"数额巨大"起点由5万元调整为10万元，对被告人更为有利。对于犯罪行为发生在新标准施行前的案件，依法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适用对被告人更有利的新标准。但同时需注意，该文件第七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数额标准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适用专门规定。

第二，从犯认定是降档量刑的核心。 在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犯罪中，准确区分主犯与从犯对量刑影响巨大。只有通过精细化的证据审查，论证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才能争取减轻处罚，将宣告刑降至三年以下，为缓刑适用创造前提条件。

第三，善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上海地区公检法机关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通常会在量刑上予以体现。辩护律师应在侦查阶段即开始指导当事人正确认罪认罚，为后续从宽处理奠定基础。

第四，退赃退赔是争取缓刑的关键。 在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中，退赃退赔情况是法院考量缓刑适用的重要指标。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退出违法所得，能够有效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为争取缓刑创造有利条件。

律师普法与结语

一、境外电信网络诈骗不是法外之地

通过办理本案，我想特别提醒社会公众：

1. 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为目的偷越国（边）境，同时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依法数罪并罚。 即使诈骗金额难以查证，只要在境外诈骗窝点累计停留30日以上，同样可能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2. 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进一步完善了反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体系，明确了各方面责任，加大了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

3. 偷越国（边）境行为本身即可能构成犯罪。 根据法释〔2012〕17号第六条，没有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逃避边防检查、使用伪造变造证件等行为均属于"偷越国（边）境"。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为目的偷越国（边）境的，属于"情节严重"，法定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切勿因所谓"高薪工作"的诱惑铤而走险。

二、遇到跨境电诈案件应尽早委托专业律师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及双罪名指控、数罪并罚，案情复杂，辩护难度大。根据我的办案经验，尽早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