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大明王朝之所以在巅峰时如流星般坠落，很大程度上由于西北地区起了兵乱。无独有偶，在几百年后的晚清，也有一股农民起义给当局打了个措手不及。为了剿灭这股势力，北洋西部队先后调集十万兵力进行围剿。最终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擒杀其首领白朗。
高压清乡
“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的这句论断，也成了段祺瑞主持围剿后的核心思路。
在此之前，河南都督张镇芳对于白朗起义只是采取派兵堵截的方式。然而这样始终被白朗牵着鼻子走，不仅没有将其势力扑灭，反而让他们的队伍越打越大，最终被袁世凯撤了要职务。
在段祺瑞接手之后，他改变了这种打法。他一方面调动北洋精锐部队，分别驻守交通要道和县城，构建了层层封锁线。而另一方面，在全省推行严厉的清乡政策，实行保甲连坐，登记每户人口，但凡有接济义军、藏匿义军者，全村一同受罚。
根据记载，仅仅是仅豫西地区二十余县，三个月内就有数千百姓因通匪罪名被处决，官府试图用这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切断义军和民众的联系。
所以说，自古以来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于基层治理的方式，其实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高压加连坐，几乎就是统治者能想到的最为高压的方式了。
动线追击
在整场围剿中，毅军统领赵倜表现突出。他率领的五千毅军是北洋军中少有的能长途奔袭的队伍，袁世凯给他的指令很明确，不求一战全歼，只求衔尾追击，不让白朗有站稳脚跟的机会。
赵倜做事韧性极强，他带着队伍从豫西追到鄂北，从鄂北追到陕南，又跟着白朗横穿甘肃全境，前后奔袭上万里，几乎从不主动发起决战，只在义军休整、筹粮的时候不断袭扰。
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评价赵倜，说他“攻坚不足，疲敌有余”，但正是这种死缠烂打的战术，一点点耗光了白朗军的锐气和补给。
白朗率部西进陕甘的决策，恰好踩中了旧式流动作战的致命短板。
白朗所部原本想避开河南的重兵围剿，到西北开辟新的活动区域，然而陕甘两地地瘠民贫，粮草本就匮乏，加上当地民族关系复杂，义军初到此处得不到百姓支持，连筹粮都成了难题。
甘肃都督张广建顺势联合当地回藏武装，推出“洮岷圈制”计划，在河州、狄道、渭源等地层层设卡，据险扼堵。
与此同时赵倜的毅军又从身后紧追不舍，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
白朗军攻打洮州时遭到当地民众顽强抵抗，进城后仍激战四天，伤亡近千人，粮草耗尽后只能杀马充饥，士气跌到谷底。
草台班子
比外部围剿更致命的，是队伍内部的逐步溃散。白朗的队伍从始至终都是各路绿林杆伙的松散联盟，大家因为生存压力聚在一起，没有统一的纲领，也没有严格的军纪。顺境的时候各方势力纷纷投奔，队伍越滚越大；一旦陷入困境，各杆首领就各打各的算盘，不肯听从统一调度。
白朗为人豪爽仗义，在底层民众中声望很高，可他缺乏强硬的驭下手段，管不住那些各有心思的杆首。
他们团体长期的流动作战让士兵疲惫不堪，进入西北后思乡情绪越发浓烈，很多人带着缴获的财物偷偷离队，等白朗决定回师河南的时候，数万人的队伍已经只剩下不足三千人。
对于白朗集团来说，他们不仅面临着北洋军的讨伐，还面临着当地其他武装势力的攻击，其中镇嵩军就是最主要的势力。
镇嵩军统领刘镇华本就是豫西人，手下兵卒大多出身当地团练，熟悉伏牛山的每一条山道沟壑，也清楚哪些村落和义军有往来。
刘镇华奉命在豫西清乡，带人封锁所有进山山口，逐村逐户清查，但凡有藏匿义军者立刻严惩，彻底封死了白朗回乡休整的空间。各地的地主豪强也主动组织民团协助官军作战，因为白朗的队伍专打大户、开仓放粮，直接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主动打探义军消息，配合官军围堵小股失散队伍，让白朗残部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
等到队伍退到宝丰境内的虎狼爬岭时，白朗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信。
赵倜和刘镇华的队伍很快追了上来，把这座小山团团围住。白朗率部凭险坚守了三天，打退了数次进攻，可手下伤亡殆尽，粮草弹药也全部耗尽。
白朗带着剩下的人趁夜突围，混战中腹部中弹，最终不治身亡。
然而为了邀功，刘镇华先找了颗相似的人头冒功，没过多久赵倜也找到了白朗的遗体，双方各执一词，闹到了段祺瑞面前。
最后袁世凯认定赵倜部立首功，刘镇华因清乡有功也没被追究，这场轰动全国的起义，就在这样荒诞的收尾中彻底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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