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屠杀一边卖军火？以色列战争支出超千亿，24国限制军售仍挡不住武器出口|三位一体核力量|以色列战争|巴勒斯坦|禁运|防务

以色列军售放缓，但外国采购仍在维持其军工基础、技术和资金来源
自2023年10月以来，24国已宣布限制向以色列转让武器
以色列国防出口两年增约70亿新谢克尔，抵消近52%商品出口下滑
过去两年半以色列战争支出超1000亿美元，军工税收年入约90亿至100亿
以色列军工深嵌国际供应链和科研网络，停火后限制也常被恢复

对以色列的军售正在放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外国政府如果继续购买以色列武器，实际上也在帮助这个国家维持发动下一场战争所需的工业基础、技术能力和资金来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意识到，仅靠口头谴责，无法让以色列为其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负责。其中一个最明确的回应，就是呼吁限制与以色列的军事贸易。这也成为全球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核心诉求之一。

当人们在巴勒斯坦冲突现场看到带有美国序列号的炸弹、德国制造的坦克发动机，以及欧洲制造的零部件后，越来越多人要求本国政府停止以任何形式参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这些呼声已经开始产生影响。

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在加沙实施所谓种族灭绝以来，已有24个国家宣布计划停止或限制向这一占领国转让武器。仅在过去一年里，即便是在2025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所谓停火开始后，西班牙、英国和菲律宾仍取消了与以色列武器公司的交易。

然而，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外国公司和政府，而对以色列自身的军事出口关注较少。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工业在海外的销售大幅增长，不仅为本国军工企业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更为国家本身带来可观收益。

在数以万计巴勒斯坦人被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之际，从财务角度讨论这一时期，或显得冷酷。但一个国家能否维持长期战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负担得起战争成本。如果武器禁运的目的是限制以色列发动战争的能力，那么通过武器出口流入该国的资金，同样应受到审视。

军事行动本身代价高昂，而像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战争，成本更为惊人。估算显示，过去两年半以色列战争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包括弹药和武器采购、军人开支、受损财产赔偿以及其他战时费用。

以色列军工产业帮助补充了部分资源。该国几家主要国防制造商为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其部分利润可以直接流入国库。2025年，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向国家支付了近7亿美元股息，包括前些年的应付未付部分。拉斐尔公司当年支付了1.21亿美元，2024年则接近1亿美元；规模较小的托梅尔工业公司贡献了550万美元。

然而，股息只是军工产业为国家创造收入的渠道之一。无论国有还是私营国防企业，都要缴纳企业税。2024年，以色列几家最大的军工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约为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5亿美元。由于以色列税收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劳动税收，这一贡献远不止企业利润本身。根据这些公司的公开报告估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和拉斐尔公司的雇佣活动还额外带来了86亿新谢克尔的所得税和工资税，使国家每年从这些公司相关活动中获得的税收总额达到约90亿至100亿新谢克尔。

如果把军工出口放到以色列整体出口经济的表现中来看，其重要性会更加明显。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2022年至2024年间，以色列商品出口总额下降约134亿新谢克尔，反映出更广泛的经济低迷，包括农业部门损失以及国际抵制压力上升。与此同时，根据国防部国际防务合作局的数据，国防出口同期却增加了约70亿新谢克尔。

换句话说，在这两年里，武器出口增长抵消了以色列其他商品出口下降幅度的近52%。在对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给以色列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之际，国防工业正日益成为外汇收入、税收和国家直接收入不可或缺的来源。

出口储备

2023年10月7日后几天，上加利利犹太社区的快速反应小组打开黑色箱子，里面是以色列武器制造商埃姆坦卡米埃尔公司直接交付的崭新步枪。根据调查媒体“守望者”的报道，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武器上“压印着一个亚洲国家的警察徽章”。

这一事件源于哈马斯主导袭击后混乱局势中达成的一笔交易。就在第二天，4家以色列武器公司迎来一个新的国内客户：由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领导的国家安全部。为满足以色列国内前所未有的小型武器需求，这些公司把原本为外国买家生产的武器转交给了这位立场强硬的部长。

但这种做法背后的政策，早在10月7日之前就已存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建立规模更大的本土军工产业，以便在重大且突发的战争中满足军方需求。然而，仅靠军队日常需求，无法为如此规模的产能提供支撑，即便把维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对巴勒斯坦人持续占领所需的武器也算进去，仍然如此。

出口市场提供了解决办法。它使以色列制造商能够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间维持工厂运转，同时保留在需求突然激增时迅速将产能转回本国军队的能力。

这种逻辑至今仍是以色列国防工业的核心。正如以色列国家审计长2012年所解释的，军事出口有助于保留“工业基础、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本”，从而让以色列军队保持“独特的质量优势”。它们同时也服务于审计长所说的“以色列国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轻武器，也适用于更先进的防御和进攻系统。以拦截弹为例，为履行对德国的一笔重大军售合同，以色列在2024年新建了一条“箭”式导弹生产线。虽然这笔交易早在2023年10月前就已签署，但新增产能也提高了以色列在战争期间补充本国库存的能力。

2024年1月，以色列财经网站Calcalist报道称，以色列武器制造商已将约15亿美元对外武器交付延期。被推迟的货物据称包括迫击炮、坦克弹药和备件、防空系统、轻武器及其他装备——这些物资都可以优先转供本国军方使用。

这正是以色列武器出口的更广泛功能之一。外国客户购买以色列武器和零部件，不只是让军工企业及其股东获利。他们的订单还维持了生产线、技术能力、熟练劳动力和工业产能，而这些都可以在战时转用于以色列自身的军事需求。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帮助维持了支撑以色列对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入侵黎巴嫩以及发动未来战争能力的军工基础设施。

没有边界的武器

如果说武器出口与武器进口一样，都是以色列战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那些希望摆脱与以色列罪行牵连的国家，就不能只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也必须停止从以色列购买武器。但在现实中，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全球军工产业建立在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之上。一个武器系统——无论是战斗机、坦克还是防空系统——都可能包含多个国家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和技术。因此，各国政府即便停止直接向以色列企业采购，仍可能继续购买含有以色列技术的武器，从而继续为以色列国防工业创造收入。

挪威就在作出既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也停止购买以色列制造武器的决定后，碰到了这一现实。国防大臣托雷·奥·桑德维克今年4月表示：“我们不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也不购买独立的以色列武器系统。”但他随即补充说，要排除嵌入更大外国武器系统中的以色列制造零部件，“完全不现实”。他表示，这样做“将使建设国防军完全不可能”，同时也会让与北约的整合“变得非常困难”。

合资企业——即由不同国家公司共同拥有和运营的企业或项目——让界限更加难以划清。西班牙、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都表示支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包括限制进出口。但这3个国家都购买了“欧洲长钉”导弹。这是拉斐尔“长钉”导弹的欧洲版本，由这家以色列国有企业与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迪尔防务公司通过合资方式生产。导弹或许是在欧洲制造，但其销售仍会为以色列最大的国有武器制造商之一带来收入。

欧洲对以色列军事工业的资助也不止体现在武器采购上。以色列是欧盟“地平线欧洲”科研计划的联系成员，这使以色列大学、研究机构和科技企业可以获得这一总额955亿欧元科研预算的支持。自2021年以来，至少有10家以色列军工企业——包括埃尔比特系统公司、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拉斐尔公司和航空防务系统公司——合计获得至少3495万欧元欧盟科研拨款，用于武器研发项目。

因此，问题远比在某一场战争期间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复杂得多。数十年来，以色列国防企业已经深度嵌入国际供应链、合资企业和公共资助的科研网络。即便直接军火转移被暂停，这些关系仍持续产生资金、技术能力和工业产能。

打破循环

在2008年至2009年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期间，英国、比利时和挪威都曾暂停或撤销部分对以色列的出口许可。这3国中，只有挪威后来没有恢复到此前的政策。2014年加沙遭袭期间，英国政府再次审查其武器许可，并威胁暂停。到了加沙持续发生种族灭绝的背景下，英国和比利时又在2024年重新对军事出口施加限制。

逐渐显现出的模式是：只有当以色列的暴力程度高到让继续军事合作在政治上难以为继时，制裁才会出台；而一旦眼前的军事攻击减弱，这些措施又会被放弃。这类做法几乎无助于实时阻止这些军事行动，更无法拆解那些为未来行动提供便利的关系网络和基础设施。

这并不意味着撤资或武器禁运没有效果。它意味着，不能把军事合作理解为一种在战争开始时才出现、在停火宣布后就结束的关系。各国政府不能像开关一样，在炸弹落下时暂停共谋，等国际关注转移后又恢复如常。

一项在战争爆发前多年建立的合资安排、科研拨款或采购合同，可能让外国政府在数十年后仍与战争罪行发生牵连，并在物质上维持其背后的基础设施。各国政府把以色列在加沙的灭绝战争，与所谓更“常态化”的占领、种族隔离和封锁暴力区分开来，这种做法掩盖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正是在那些看似较为平静的年份里持续进行的军事研究、融资和工业合作，使以色列能够把暴力升级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也使其在这种暴力达到最极端形态后，更有能力承受外部制裁。

在持续的军事占领之下，并不存在真正有意义的“和平时期”。这一点尤其值得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当下明确提出。随着国际社会对加沙的关注减弱，以及下一次选举后以色列可能出现一个表面上更温和政府的前景，外国政府可能借机削弱现有限制、搁置拟议立法，并恢复在种族灭绝期间被暂停或收缩的军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