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街在苏州城北,不算繁华,挨着312国道,往东走几公里就是无锡地界。街面上跑的大多都是过路的大货车,轮胎碾过柏油路的声音从早响到晚,震得路边小饭馆的玻璃门嗡嗡颤。老周在这条街上开了十二年饭店,门脸不大,六张桌子,灶台就支在进门右手边,客人一掀门帘子,油烟味混着葱姜爆锅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那天是腊月十八,天阴得厉害,下午四点多钟天就暗得跟傍晚似的。老周坐在收银台后头翻手机,他媳妇在后厨择菜,店里没客人,街上偶尔过去一辆车,卷起一阵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老周抬头看了看天,嘴里嘟囔一句,这鬼天气,怕是晚上要下雪。

玻璃门被推开的时候,老周没听见声,是那股冷气先扑过来的。他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一排姑娘,五个人,都穿着深颜色的羽绒服,领口竖得高高的,把半张脸埋进去。打头那个姑娘往里探了探头,又缩回去,冲身后的人小声说了句什么。老周站起来,习惯性地喊了一声,吃饭吗?里面坐。

五个姑娘鱼贯进来,挑了一张靠墙的桌子坐下。老周拿着菜单走过去,这才看清这几个姑娘的长相,五官细看和本地人不太一样,眉眼之间带着点说不清的味道,皮肤倒是都挺白。老周没多想,把菜单往桌上一放,问了一句,吃点什么?

打头的姑娘拿起菜单,翻了两页,抬头看了老周一眼,又低头和旁边的人用另一种语言小声商量。那语言老周听不懂,音调软软的,尾音往上飘,像唱歌一样。老周心里嘀咕了一句,朝鲜族?还是韩国来的?

后来老周才知道,这五个姑娘是从朝鲜来的,在苏州工业园区那边一家电子厂打工,签的劳务合同,来了快一年了。那天厂里停电调休,她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城北这边找老乡,老乡没找到,天冷路不熟,又饿得不行,看见路边有饭店就进来了。

菜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分钟,最后打头的姑娘用不太流利的中文点了三个菜:一个鱼香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紫菜蛋花汤,又加了五碗米饭。老周记下菜名,问了一句,够吗?五个人吃三个菜。

够,够了。打头的姑娘点点头,把菜单合上放回桌上,动作轻得像放一件易碎品。

菜上得不慢。老周媳妇炒菜利索,鱼香肉丝端上来的时候还在滋滋响,红油亮汪汪的,配着青椒丝和木耳,看着就下饭。西红柿炒鸡蛋盛了满满一盘,汤碗也不小,紫菜在汤面上浮着,热气袅袅地往上飘。

老周注意到,五个姑娘等菜上齐了才动筷子,吃得很斯文,没有谁抢着夹菜,轮着来,一筷子菜配一大口米饭。那个鱼香肉丝偏辣,有个姑娘吃了一口就轻轻吸气,脸颊泛起红晕,赶紧端起汤碗喝了一口。旁边的人看了她一眼,嘴角翘了翘,没说话。

饭吃到一半,老周听见后厨里媳妇喊他,让他去搬一袋米。老周应了一声,起身去了后厨。等他搬完米回来,店里又来了两桌客人,都是过路的大车司机,点上几个硬菜,要了啤酒,声音洪亮,把整个店都灌满了。

老周忙着招呼客人,也没顾上看那五个姑娘。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两桌司机吃完饭结账走了,老周才得空往墙角那边看了一眼。五个姑娘已经吃完了,碗筷摆得整整齐齐,饭碗里一粒米都不剩,菜盘子里还剩着些汤汁。她们都坐着,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去结账的意思。

老周心里动了动,但他没急着过去。十二年的饭馆开下来,什么人什么情况都见过,他习惯先等一等。又过了几分钟,那个打头的姑娘终于站起来了,走到收银台前,从羽绒服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些纸币和几个硬币。

那姑娘把布包里的钱轻轻倒在收银台上,老周扫了一眼,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最大面额二十,剩下的都是五块一块的,硬币有新有旧,在台面上滚了半圈,有一个掉在地上,姑娘慌忙弯腰去捡。她起身的时候,脸红得厉害,不知道是刚才弯腰憋的,还是急的。

老周,一共多少钱?她问,声音很轻,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老周心里默算了一下,三个菜加五碗米饭,一共六十七块钱。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那姑娘已经把台面上的钱一张一张码好了,纸币按面额叠在一起,硬币摞成一小堆,然后用手指点了两遍,又点了一遍。她抬头看了老周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去,声音更轻了,说,老板,我们……还差十六块。

她说这话的时候,身后那四个姑娘也都站起来了,互相挨着,站在她后面,像一堵小小的人墙。她们的眼神里有窘迫、有不安,也有一种老周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像是做错了事等着挨罚的小学生。

老周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没说话。他看见那个打头的姑娘把嘴唇咬得发白,指节捏得咯咯响。她又从羽绒服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一管半旧的口红,红色塑料壳,上面印着几排外文字。她把口红放在收银台上,说,这个……能不能先押在这里?我下次来付钱,再拿回去。

老周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在烟灰缸里弹了弹,问了一句让五个姑娘都愣住的话。

“你们是朝鲜来的吧。”

打头的姑娘猛地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还有一点点警惕。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说,是。

老周把烟掐灭,从收银台后头绕出来,走到她们桌前,弯腰把那些钱一张一张收起来,连同那个口红,一起推回到打头的姑娘面前。他直起身,说了一句话。

“这顿饭不要钱了。快过年了,谁还没有个为难的时候。以后没钱了就来,别饿着肚子回厂里。我老周在这条街上开了十二年,不敢说做了多少好事,但没让哪个姑娘饿着肚子从这门口出去过。”

声音不大,但店里安静,一个字一个字都清楚。

打头的姑娘愣住了。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呆呆地看着老周,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老周摆摆手,说,把钱收好,回厂里去吧,天冷。

这时候,后厨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人叫赵远,三十二岁,老周的外甥,从安徽老家过来帮工,在店里炒了两年菜。他刚才一直在后厨忙,听见外头动静才出来,正好听见老周那番话。他不知道为什么,鼻子一酸,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他想起了一些事。一些他以为早就忘了的事。

赵远红了眼,但没让人看见。他转身回了后厨,站在灶台前,把手里的抹布攥得死紧。灶上的火还开着,锅里的油温温地冒着烟。他的喉结上下滚了滚,像是费了好大劲才把一股涌上来的东西咽下去。

那五个姑娘在店门口,齐刷刷地给老周鞠了一躬。打头的姑娘用不标准的汉语说,老板,谢谢您。我们……我们下次一定来把钱补上。

老周笑了笑,说,不用补了。快回去吧,天黑路滑,坐几路车知道吗?

知道。那姑娘点点头,又鞠了一躬,才领着她的四个伙伴推开门走了。冷风灌进来,把老周媳妇插在桌上的菜单吹得翻了个个儿。老周走到门口,朝外头望了一眼,五个姑娘的身影已经消失在灰暗的街道尽头,往公交站方向去了。

老周回到收银台,把钱箱拉出来,想理理账。他媳妇从后厨出来,问他,咋回事?老周说,几个朝鲜姑娘,结账差十六块钱。他媳妇愣了一下,说,差钱就少收点,你全免了?老周说,几个小姑娘家家的,大冷天出门在外,不容易。再说也没几个钱。

他媳妇“嘁”了一声,说,你就装好人吧,这个月光免单都免了百八十了。老周笑笑,没接话。他往厨房方向看了一眼,没见着赵远,就喊了一声,赵远呢?

赵远从后厨走出来,眼睛还微微泛红,但已经看不出异样。他“嗯”了一声,说,啥事。

老周说,把外头那桌收了,等会儿你早点回去休息,今晚估计没几个客。赵远点点头,拿了抹布和脸盆去擦桌子。他走到刚才那五个姑娘坐过的桌前,看见碗筷整整齐齐地码着,筷子头朝左,碗口向下扣着。他愣了一下,伸手去拿碗,动作很慢。

那碗还是温的,带着一点点米饭的余香。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刚刚压下去的那股劲又顶了上来。他飞快地把碗收进盆里,端去后厨。水龙头哗哗地响,他站在水池前,看着水花溅在碗沿上,出神了好一会儿。

他想起了十二年前的自己。

那一年,赵远二十岁,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他老家在安徽阜阳,穷,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他跟着舅舅老周长大。老周那时候还在苏州城北这条街的路边摆大排档,生意时好时坏,但每个月都给他寄五百块钱生活费。赵远不愿意读书,高二没读完就跑了,去了东莞。

在东莞的日子,赵远不爱回忆。电子厂流水线,一天站十二个小时,宿舍八个人,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窗户漏风冷得人缩成一团。但更难熬的是那种看不到头的日子,每天睁开眼就是上班,闭上眼就是睡觉,人活得像台机器。他待了三年,攒了点钱,但人也快待废了。

那年腊月,赵远决定回苏州。他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老周说,回来吧,回来帮我看摊子。赵远把东莞的出租屋退了,背着个蛇皮口袋去火车站。那天天也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买了张硬座票,在候车厅里等着,兜里还剩下最后八十多块钱。

就在那个候车厅里,他遇见了人生中第一个让他心动的女孩。

女孩姓什么赵远后来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叫英子,是四川人,在东莞一个鞋厂打工。那天她也是一个人,扛着个比她还大的编织袋,坐在赵远对面的椅子上,低头吃一个冷掉的馒头。赵远看了她一眼,她也抬头看了赵远一眼,两个人都有些局促。

后来赵远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去候车厅的小卖部买了两桶泡面,自己一桶,递给英子一桶。英子先是不肯要,赵远说,快过年了,吃口热的。英子接过去,小声说了句谢谢。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他们聊了大半夜。英子跟赵远说,她在东莞待了四年,每年过年都想回家,但路费太贵,有时候留下来加班,有时候咬着牙回去。今年家里打来电话,说她妈病了,让她无论如何回去一趟。英子把攒下的钱都寄回家里了,自己只留了路费,买完火车票,身上就剩十八块钱。她说,从东莞到四川,火车要坐三十几个小时,她不怕,就怕下车以后转汽车的钱不够。

赵远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他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数了数,除去火车票,还剩下六十多块。他留了十块钱,把剩下的全塞给英子。英子不肯收,赵远说,你先拿着,等以后有了再还我。英子眼眶红了,说,那你怎么回去?赵远说,我回我舅舅那儿,用不着钱。

第二天早上,赵远先上车。英子送他到检票口,忽然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他手里。是一个红绳编的手链,手工很粗,但能看出来编得用心。英子说,没什么值钱的,给你留个念想。赵远低头看那根红绳,再抬头的时候,英子已经转身跑进了人群里,瘦瘦的背影很快就看不见了。

赵远后来再没见过英子。他不知道她有没有顺利到家,不知道她妈身体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起过他。那根红绳他戴了两年,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他翻遍了宿舍和行李,怎么找都没找着。再后来,他结了婚,又离了,一个人在苏州漂着,也就把这事埋进了心底。

直到今天,他看见那五个朝鲜姑娘,看见打头的那个姑娘把一管旧口红押在收银台上,他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击中了。那个姑娘的眼神,和当年的英子太像了,那种又羞又窘又硬撑着不求人的倔强,像一根针,直直地扎进他胸口。

赵远从记忆里回过神,碗已经洗完了。他擦干手,走到后厨门口,朝外头看了一眼。店里空荡荡的,老周坐在收银台后面,低头扒拉手机。他媳妇在择明天要用的菜。一切都和平时一样。

可赵远知道,今晚不一样了。他心里有一样东西被翻了出来,像一坛陈年的老酒,封口一打开,那股子味道就再也压不住了。

那天晚上,赵远没急着回出租屋。他帮老周收了摊,锁好店门,一个人沿着312国道往东走。风很大,夹着零星的雨点,打在脸上生疼。他走了大概两里地,在一个公交站台前停下来。站台上有两个姑娘裹着围巾等车,看见他来,都往旁边挪了挪。

赵远坐在站台的长凳上,点了一根烟。他很少抽烟,但今晚想抽。烟雾被风吹得四散,像他这些年在这个城市里漂着的样子,没有方向。

他想,自己其实和那五个朝鲜姑娘一样,都是这城市的异乡人。她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为了挣一口饭吃。他也是,从安徽那个穷村子跑出来,为了活出个人样。可混了这么多年,他好像什么也没混出来。钱没攒下,婚离了,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在舅舅的饭店里炒菜,一个月五千出头,租个单间,吃住都省着,可日子还是紧巴巴的。

他有时候会想,自己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二十岁在东莞,三十岁在苏州,再过十年,四十岁,是不是还在哪个路边的小饭馆里炒菜?这个念头像这冬天的冷风,一想起来就往骨头缝里钻。

但今晚,他站在这个公交站台前,却忽然觉得心里没那么空了。老周那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来——“谁还没有个为难的时候”。他想,是啊,人这一辈子,谁没有个为难的时候呢。可为难的时候,能遇到一个说“不要钱了”的人,那该多暖啊。

赵远没做过什么好事,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他就是这城市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但今晚,他忽然很想做点什么。他想对那五个朝鲜姑娘说一声,都会过去的。虽然他也知道,这句话轻飘飘的,没什么用。

夜越来越深,雨点子渐渐密了。赵远把烟屁股扔进垃圾桶,转身往回走。他的出租屋离饭馆不远,穿过一条小巷子,再拐个弯就是。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影,矮矮的,蹲在墙根下,肩膀一抽一抽的。

赵远停下脚步,借着路灯的光看了看,是个姑娘,深色羽绒服,领口竖得很高。他心里猛地一跳,快走几步,喊了一声,谁?

那姑娘抬起头。是刚才饭馆里五个姑娘中的一个,不是打头的那个,是那个吃鱼香肉丝被辣得直吸气的。她满脸是泪,看见赵远,先是惊恐地往后缩了缩,然后认出了他,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赵远没听懂。

赵远蹲下来,用尽量温和的语气问,你怎么在这儿?你的同伴呢?

那姑娘抽泣着,用断断续续的中文说,我……我找不到她们了。我们上公交车的时候,人太多,我……我被挤下来了。我身上没钱,手机也没电了。我不知道怎么办。

赵远心里一紧,问她,你记得你们厂的名字吗?或者哪个宿舍区?

姑娘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工牌,上面印着厂名和她的照片,还有几排赵远看不懂的外文字。他接过工牌看了看,厂名他认识,就在苏州工业园区,但他不知道具体怎么走。

他想了想,说,你先别急,到我舅舅店里去避避雨,我帮你联系你们同伴。

姑娘犹豫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小声说,你是……店里的厨师?

赵远笑了笑,说,对。我叫赵远,你别怕,我不是坏人。

姑娘点点头,慢慢站起来。她的腿蹲麻了,身子晃了一下,赵远伸手想去扶,又缩了回来,保持着距离。两人一前一后往饭馆走。赵远给老周打了个电话,简单说了情况。老周说,你把人带过来吧,我过来开门。

到了饭馆门口,老周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他开了门,让姑娘进去,又让赵远去后厨下碗热汤面。赵远脱了外套,系上围裙,开了火。锅里的水渐渐沸起来,他抓了把挂面下进去,又切了几片青菜,打了两个蛋。汤面出锅的时候,热气腾腾的,他盛了满满一碗,端到姑娘面前。

姑娘怯生生地接过碗,双手捧着,热汤的热度透过碗壁传到她冰凉的手上。她抬头看了赵远一眼,小声说,谢谢。

赵远说,先吃吧。吃完了我帮你找同伴。

老周坐在旁边,问他媳妇,家里还有没有干净的女式外套?他媳妇从后屋翻出一件旧棉袄,不新,但厚实。老周拿过来,递给姑娘,说,将就披一下,别着凉了。

姑娘摇摇头,说不用。老周说,穿上吧,这大冷天的,冻坏了更麻烦。姑娘这才接过去,轻轻披在身上。

面吃到一半,姑娘忽然哭起来。眼泪一颗一颗掉进碗里,但她没出声,只是肩膀抖得厉害。赵远慌了,不知所措地看着老周。老周叹了口气,说,让她哭吧,哭出来好受些。

等姑娘哭完了,老周才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说,我叫金贞淑,二十四岁。

老周点点头,说,小金子,你放心,我不是坏人。你今晚先在这儿等着,我让赵远想办法联系你们厂里。你同伴现在肯定也在找你。

金贞淑点点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她抬起头,看着老周,忽然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说,老板,晚上欠您的饭钱,我……我一定还。

老周摆摆手,说,不用还了。以后出来多注意点,别跟同伴走散了。

赵远站在一旁,看着这姑娘,心里又酸又软。他想起英子,想起那个在候车厅里吃冷馒头的女孩。这么多年了,他已经记不清英子的模样,只记得她递给他红绳时,手指冰凉,但指尖有一点点暖。

那天晚上,赵远用手机查了金贞淑厂里的值班电话,打过去,对方说厂区太大,晚上不好找,让明天早上再过来。金贞淑听了,神情有些紧张,小声对赵远说,我明天要上早班,七点钟。

赵远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十一点了。他问老周,怎么办。老周想了想,说,让她到我家去住一宿,跟你舅妈睡。明天一早你送她去厂里。

金贞淑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在这儿坐一宿就行。老周说,那怎么行,这么冷的天,店里也没空调。走吧,我家就在后面小区,走路五分钟。

金贞淑还在犹豫,赵远说,去吧,没事的。我舅舅人好,不会害你。

金贞淑这才点点头。老周让他媳妇带金贞淑回家,自己留下来锁门。赵远说,舅,我送你们过去吧。老周说,不用,你早点回去歇着。赵远没走,一直看着老周他们走出巷口,才关了灯,锁上店门。

他站在饭馆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雨已经停了,风还是冷,但空气里有股湿润的清新。他抬头看了看天,黑沉沉的,没有星星,但远处有路灯,一团一团的光晕,照着湿漉漉的街面。

他忽然想,这城市这么大,这么冷,可总有些人的心是热的。他舅舅是,那个不知道在哪儿的英子是,那五个朝鲜姑娘也是。她们为了生活跑这么远,像五只单薄的鸟儿,在异乡的冬天里抱团取暖。

赵远回到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那根红绳,想起英子最后消失在人群里的背影,想起金贞淑蹲在墙根下哭的样子。这些画面在脑子里交替出现,像一部老电影,放了一遍又一遍。

半夜,他爬起来,从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一个旧铁盒。盒子里有几张照片,几封信,还有一张他二十岁时的工牌。照片已经发黄了,上面的人年轻、瘦削,眼神里带着点不安分的倔强。他看着照片里的自己,想笑,没笑出来。

第二天一早,赵远五点半就起来了。他洗漱完,去饭馆开了门,熬了一锅稀饭,又煎了几个鸡蛋。老周和他媳妇带着金贞淑来的时候,热乎乎的早饭正好端上桌。金贞淑眼睛还是肿的,但精神比昨晚好了些,看见赵远,鞠了一躬,说,赵师傅,谢谢您。

赵远摆摆手,说,快吃吧,吃完了我送你去厂里。

金贞淑坐下来,小口小口地喝稀饭。她吃饭的样子很轻,几乎不发出声音。老周媳妇在一旁看着她,眼神里带着几分心疼,用胳膊肘捅了捅老周,小声说,这丫头真不容易。

吃完早饭,赵远开了他那辆二手面包车,送金贞淑去工业园区。早高峰,路上车多,走走停停。金贞淑坐在副驾驶,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窗外,不说话。

赵远问她,你们厂里管得严吗?

金贞淑点点头,说,平时不能随便出来。昨天是因为停电调休,才让我们休息一天。

赵远说,那你们平时都吃食堂?

金贞淑说,嗯。食堂的菜……不太好吃。我们有时候想吃家乡的泡菜,但外面买不到。

赵远说,你们朝鲜那边,泡菜很多吧?

金贞淑眼睛亮了一下,说,是的。我妈妈做的泡菜最好吃。我走的时候,她还给我装了一罐,可惜不能带上飞机。

赵远笑了笑,说,以后有机会,让你妈寄过来。

金贞淑摇摇头,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小声说,我们寄一次东西很麻烦的。而且,我妈身体不好,我不想让她操心。

赵远没再问。他懂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心情。就像他在东莞那些年,每次给舅舅打电话,都只说“挺好的”“别担心”,其实在电话这头,他啃着干面包,住在蟑螂爬满墙的出租屋里。

到了厂区门口,金贞淑下了车。她站在车窗外,朝赵远深深鞠了一躬,说,赵师傅,谢谢您。昨晚的钱,和那碗面,我一定会还的。

赵远说,别老记着还钱的事。快进去吧,别迟到了。

金贞淑点点头,转身往厂门口走。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来,朝他挥挥手。赵远也挥了挥手。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厂区大门里,才调转车头往回开。

回到饭馆,老周正蹲在门口抽烟。看见赵远回来,他站起来,说,送到了?赵远“嗯”了一声。老周递给他一根烟,赵远接过来点上。两人蹲在门口,谁也没说话,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

过了半晌,老周说,赵远,我昨晚看你眼睛红了。为啥?

赵远低着头,弹了弹烟灰,说,没啥。就是听你跟那姑娘说那番话,想起点以前的事。

老周说,东莞的事?

赵远点点头。

老周叹了口气,说,都过去多少年了,别老记着。你现在在我这儿,好好干,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赵远没接话,只是“嗯”了一声。他心里清楚,舅舅说得轻巧,可日子哪是那么容易好起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从昨晚开始,他好像没那么怕了。他忽然觉得,这世上总有人比他更难,可那些人不也还在咬牙活着吗?

那五个朝鲜姑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她们离乡背井,语言不通,手里拿着几毛几块的零钱,在异国的饭馆里小心翼翼地凑一顿饭钱。她们没有怨天尤人,只是红了脸,说“还差十六块”。

赵远想,自己一个大男人,有什么资格在这儿伤春悲秋。

他站起来,把烟屁股摁灭,说,舅,我去后厨备菜。

老周“嗯”了一声,看着他进了门,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接下来的日子,饭馆的生意不咸不淡。赵远每天照常炒菜,老周照常坐在收银台后头,他媳妇照常择菜、洗碗、擦桌子。那五个朝鲜姑娘的事,大家都没再提起,像一颗小石子扔进水里,涟漪散了,水面又恢复了平静。

但赵远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他开始留意一些以前不会留意的事。比如,街上那些背着大包小包赶路的人,他会多看一眼,想着他们要去哪里;比如,店里来了手头紧的客人,他会跟老周说,少收点吧;比如,他每次去菜市场买菜,都会跟卖菜的大爷大妈多聊几句,问问菜价,问问收成。

老周把这些变化看在眼里,没说话,只是有时候会笑着拍拍他的肩。

腊月二十三,小年。

那天下午,赵远正在后厨备菜,忽然听见外头有人喊,老板。他探头一看,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正是金贞淑,旁边那个是那天打头的姑娘。两人手里各拎着一个塑料袋子,脸上冻得红扑扑的。

金贞淑看见赵远,眼睛弯了弯,朝后厨方向喊了一声,赵师傅!

赵远擦擦手,走出来。老周也从收银台后站起来,笑着说,哟,小金子来啦。

金贞淑把袋子递过来,说,老板,这是给您的。里面是我们厂旁边买的苹果,还有一袋橘子。我们发工资了,今天出来办事,顺路过来看看您。

老周说,来就来,还买什么东西。但手已经接了过去,说,坐,坐下喝口热茶。

两个姑娘在靠墙的桌边坐下。老周让赵远去倒两杯热茶。赵远沏了壶大麦茶,端过来,说,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金贞淑说,我们发了工资,今天厂里给半天假,我们出来买点东西。我想着,上次欠您的饭钱,一定要还。

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双手递给老周,说,老板,这是那天的饭钱,一共六十七块。请您收下。

老周愣了一下,说,我不是说了不要了吗?

金贞淑很认真地说,那不行。吃饭给钱,是应该的。您帮了我们,我们不能占您便宜。我们朝鲜有句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老周看看赵远,赵远笑着说,舅,收下吧,这是人家的心意。

老周这才接过来,说,好好,我收下。以后想吃了就来,给你们打折。

金贞淑笑了,露出两排细白的牙。她转身对赵远说,赵师傅,那碗面,我也要还。多少钱?

赵远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那碗面算我请你的。

金贞淑说,那怎么行。您帮我那么多,我还欠着您人情呢。

赵远说,没什么人情不人情的。你要是真想还,就好好照顾自己,别下回又走丢了。

金贞淑脸一红,低头说,不会了。我们厂里现在管得严,出门都要报备。

那天,两个姑娘在店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赵远给她们炒了份年糕,又做了个辣白菜汤。金贞淑吃了一口,说,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家乡的。赵远说,我瞎做的,你凑合吃。金贞淑笑着说,真的好吃。赵师傅手艺好。

老周在一旁看着,忽然说,赵远,你以后可以学几道朝鲜菜。这条街上还没有做朝鲜菜的馆子,说不定能招点客人。

赵远说,我哪会那个。金贞淑说,我可以教你,不过我只知道简单的。赵远说,那行,等你有空。

从那天起,金贞淑偶尔会来店里。有时候是她一个人,有时候带着一两个同伴。她们来的时候,赵远会做几个菜,收费只收成本。金贞淑会教赵远做几道朝鲜家常菜,什么辣炒年糕、豆芽饭、海带汤。赵远学得认真,还专门买了个小本子记下来。

日子一长,饭馆的菜单上多了几样新菜。虽然不算正宗,但胜在实惠,附近的打工族都愿意来尝尝。老周高兴,给赵远每月涨了三百块钱工资。

赵远和金贞淑也渐渐熟了。他知道她家在朝鲜一个叫元山的地方,父亲早逝,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弟弟。她来这里打工,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家。她最大的愿望,是合同期满后能带点钱回去,给家里翻修一下房子。

赵远也会说起自己。他说起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是舅舅把他带大的。说起东莞的日子,说起那段失败的婚姻。金贞淑听得很认真,不时点点头,眼神里没有同情,只有理解。

“赵师傅,你也不容易。”她说。

赵远笑笑,说,谁都不容易。但只要活着,总会有好的时候。

金贞淑听了,也笑了。她说,对。我妈妈也常说,日子再难,也要往好处看。

两个人像两条在不同河流里漂流的船,在这个冬天的苏州城北,短暂地并了一段航道。

腊月二十八,饭店准备关门过年。老周给赵远发了个红包,说,今年早点回老家看看你妈吧。赵远说,我不回了。老周看他一眼,没再劝。赵远他妈改嫁后,又生了孩子,赵远跟那边关系一直很淡,回去也没什么意思。老周说,那今年就在我家过年。赵远说,不用了舅,我一个人过挺好。老周说,好什么好,过来吃年夜饭,给你留副碗筷。赵远没再拒绝。

腊月二十九傍晚,赵远在店里做最后的收拾。他擦完灶台,洗了锅,把地面拖了一遍。正准备关灯,玻璃门被推开了。他回头一看,是金贞淑。她一个人,穿着那件深色羽绒服,脸红扑扑的,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赵师傅,我……我想拜托您一件事。”她说。

赵远让她进来,问,什么事。

金贞淑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包裹,用牛皮纸和胶带裹得严严实实,说,这是给我妈买的几样药,还有一封信。我们厂里的邮寄渠道太慢了,我又出不去。您……能不能帮我寄出去?

赵远接过包裹,沉甸甸的,问,寄到哪儿?

金贞淑说,我们公司在丹东有个对接的地址,寄到那里就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中文地址和一个收件人姓名。

赵远看了看地址,是辽宁丹东的一个贸易公司。他点点头,说,行,我明天去邮局帮你寄。

金贞淑眼睛一红,说,谢谢您。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寄回去了,手里没剩多少钱。等下次发了钱,我把邮费给您。

赵远说,邮费才几个钱,别老提钱的事。

金贞淑咬着嘴唇,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赵远。赵远接过来一看,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中年女人,圆脸,弯眼睛,站在一栋灰墙房子前,笑得和善。

“这是我妈妈。”金贞淑说,“照片后面写的是我家的地址。如果……如果我以后有什么事情,想麻烦您帮忙告诉她一声。我在这边,没有别的信得过的人。”

赵远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朝鲜文,他看不懂。他抬头看着金贞淑,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最后,他轻轻点点头,说,你放心,我帮你记着。

金贞淑笑了,但眼里有泪光。她鞠了一躬,说,赵师傅,您和您舅舅,都是好人。我这辈子都会记得。

赵远说,别说这些。快过年了,你厂里放假吗?

金贞淑说,放三天。我们几个姐妹打算在宿舍里一起过。

赵远说,那来店里吃年夜饭吧。我舅舅说了,人多热闹。

金贞淑犹豫了一下,说,可以吗?

赵远说,当然可以。

金贞淑的脸上绽出一个笑,说,那我问问她们。

那天晚上,赵远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夜色,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翻出那个铁盒,把金贞淑妈妈的照片放了进去,和那张自己二十岁的工牌并排靠着。他想,这世上的每个人,都被一些看不见的线牵着。那些线叫牵挂,叫念想,叫人即使在最冷的冬天,也能感觉到一点点暖。

他闭上眼睛,耳边又响起了老周那句话——“谁还没有个为难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受的苦,也许就是为了在这条街上,在这个小饭馆里,遇见这些人,听见这句话。

第二天上午,赵远去邮局把包裹寄了。回来的路上,他特意绕到一家小商店,买了一瓶米酒。老板娘问他,过年还一个人?赵远说,不,跟家里人一起过。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是啊,这苏州城北的小饭馆,不就是他的家吗?这异乡的风里,也有他的亲人。

年三十那天,赵远早早来到饭馆。老周和他媳妇已经在了,正在贴春联。赵远挽起袖子,把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摆上花生、瓜子和水果。天擦黑的时候,金贞淑来了,身后跟着四个姑娘,一个不落。她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来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老周笑得合不拢嘴,说,来来来,快坐。今晚我亲自下厨。

赵远说,舅,还是我来吧。您歇着。

老周说,那不行,今晚你也是客人。咱爷俩一起做。

后厨里,两个男人忙得热火朝天。赵远做了他新学的辣炒年糕和豆芽饭,老周烧了红烧肉、清蒸鲈鱼、炒青菜,还炖了一锅鸡汤。菜一盘一盘端上桌,把那张拼起来的大桌摆得满满当当。

五个朝鲜姑娘有些拘谨,坐在那儿不敢动筷子。老周媳妇招呼她们,说,别客气,就当自己家。金贞淑小声说,太丰盛了。老周说,过年嘛,就是要丰盛。来,都动筷子。

赵远给每人倒了一杯米酒。金贞淑说她们不喝酒,但拗不过老周的热情,每人抿了一小口。那米酒不烈,甜甜的,带着糯米的香。金贞淑喝了一口,脸就红了,说,好喝。

席间,老周让每人说一句新年愿望。老周媳妇说,全家健康。老周说,生意兴隆。赵远想了想,说,都好好的。轮到五个姑娘,打头的那个说,想家。金贞淑说,希望妈妈身体好。另一个姑娘说,想挣钱给弟弟读书。还有两个说,想以后回家开个小店。

一桌人听着,都有些沉默。老周举起杯子,说,都会实现的。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大家齐声说,杯子碰在一起,声音清脆。

那顿年夜饭,赵远吃了很多,也笑了很多。他好久没有这么热闹地过过一个年了。看着眼前这些人,他忽然觉得,自己不再是这个城市里一个孤零零的影子了。

年夜饭后,大家一起看春晚。电视里热热闹闹的,歌舞升平。金贞淑坐在赵远旁边,小声问他,赵师傅,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赵远说,先帮舅舅把店做好。以后如果有机会,自己也开个小店。

金贞淑说,那很好。你手艺好,人也好,一定能行的。

赵远笑了笑,没说话。他看着电视屏幕,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转过头,看着金贞淑的侧脸。灯光照在她脸上,柔和得像一层纱。他忽然有种冲动,想跟她说,等合同期满,你要是不回去,就留下来吧。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自己按了下去。

他凭什么这么说呢?他一个离了婚的厨师,连自己的日子都过得摇摇晃晃,拿什么去留别人?再说,金贞淑有她的家,有她妈妈,有她一定要回去的元山。他们本来就是两条路上的人。

赵远把目光移回电视,轻轻叹了口气。

正月初三,年还没过完,金贞淑她们就回厂里上班了。临走前,她给赵远留了一封信,说让他等她们走了再看。赵远把信揣进口袋里,站在饭馆门口,目送五个姑娘在街角消失。

他回到后厨,拆开信。信是用中文写的,字迹有些生硬,但看得出写得很认真:

“赵师傅,谢谢您和您舅舅对我们这么好。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你们是我们遇到的最温暖的人。我不会忘记那个晚上,您给我煮的那碗面。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我妈妈说,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难处,也会遇到很多好人。我想,您和您舅舅就是好人。我会好好工作,把钱寄回家,也会好好学中文。等以后有机会,欢迎您去元山。我带您看海。金贞淑。”

赵远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店门口,看着天。天很蓝,有几朵云慢慢飘着。他伸手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嘴角轻轻翘起来。

他忽然想,这世上的好人,大概就像这冬天的火。不声不响,却能照亮一个个寒冷的人。

而他赵远,也想成为那样的火。哪怕只是一小簇,也够了。

日子继续往前走。正月十五过后,饭馆重新开张。赵远把金贞淑教他的几道朝鲜菜好好琢磨了一番,又根据自己的经验做了改良。老周在门口挂了块新招牌,红底白字,写着“朝鲜家常菜”。算是这条街上独一份。

陆陆续续,有客人冲着这招牌来。也有在工业园区打工的朝鲜族年轻人,专程过来吃一口家乡味。他们大多不太说话,埋头吃饭,吃完后脸上会露出一点点满足的神情。赵远看着他们,就像看见了那五个姑娘。他会想,这些人,也许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拼了命也要护住的东西。

三月初,金贞淑又来了。这次她带了一个新朋友,是个刚从国内来的年轻姑娘,比她还小两岁,怯生生的,像只受惊的兔子。金贞淑叫她小美。小美连中文都还不太会说,只是跟在金贞淑后面,小声叫“老板”“赵师傅”。

赵远问金贞淑,这个也是你们厂里的?

金贞淑说,是。刚来不到一个月,家里条件不好,来了以后想家想得直哭。我们今天休息,就带她出来透透气。

赵远“嗯”了一声,转身去后厨给她们做了两个菜。端上来的时候,小美看着红彤彤的辣炒年糕,眼睛亮了,说了一句赵远听不懂的话。金贞淑笑着翻译,她说,这个颜色好看。

赵远说,好吃才是正事。动筷子吧。

小美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年糕。她吹了吹,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冲着金贞淑叽里咕噜说了一通。金贞淑笑得眉眼弯弯,对赵远说,她说,这个味道跟家里的很像。

赵远笑了,说,那就好。

两个姑娘吃得很香。赵远坐在旁边的桌子前,假装在剥蒜,其实一直在观察她们。他看着小美从最初的拘谨,慢慢变得放松,最后竟然咬着筷子头笑了起来。那个笑,干净得让赵远心里发颤。

他忽然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有了意义。从前他炒菜,就是一份活计,为了挣口饭吃。现在他炒菜,好像多了点别的东西。他炒的每一锅辣炒年糕,每一碗豆芽饭,都能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在异乡尝到一口家乡的味道。这感觉,让他踏实。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四月。苏州的春天来得温吞,但也终究来了。街边的树抽了新芽,风也不再是刀子,变得软和起来。

那天下午,金贞淑来店里,神情有些不对。她坐在角落里,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手不停地绞着衣角。赵远看见了,走过去问,怎么了?

金贞淑抬头看他,眼圈红红的,说,赵师傅,我……我可能要提前回国了。

赵远心里“咯噔”一下,问,为什么?

金贞淑说,我们同来的一个姐妹,上周在车间里晕倒了,送到医院,查出来脑子里长了东西,很严重。这边治不了,要回国。公司说,我们合同期也快到了,可以统一安排回去。我本来想再待半年,可是……

她说着,眼泪掉下来,砸在桌面上,一滴一滴。赵远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金贞淑说,我还没想好。如果现在回去,我还有大半年的工资拿不到。如果我留下来,她们走了,我一个人在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办。

赵远沉默了。他明白,这对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来说,是多大的一个岔路口。回去,家里等着她带钱翻修房子;留下,一个人在异乡,孤独且没有保障。

他问她,你自己想回去吗?

金贞淑摇摇头,又点点头,说,我想回去看我妈。可是……可是家里太穷了。我想多挣点。

赵远深吸一口气,说,你再想想,别急着做决定。实在不行,我跟舅舅商量,你在我们这儿帮工,管吃管住,给你开工资。这样你既能留下来,也不至于没地方去。

金贞淑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说,我们签证和工作合同都是跟厂里绑定的。离开厂,就是非法滞留。我不能害你们。

赵远说不出话了。他知道,金贞淑说得对。那些法律条款像一道道高墙,把他们这些想伸手的人挡在外面。他能做的,只有在她还在这里的时候,多给她做几顿好饭。

那天晚上,老周听说了这事,抽了半包烟。最后他说,赵远,你去买点她平时爱吃的菜,明天给她送过去。别的咱们帮不上,吃上不能亏了人家。

赵远点点头。他出了门,去菜市场买了鱼、买了肉,又买了些新鲜蔬菜。回来的路上,他还买了一大串香蕉。金贞淑有一次提过,她妈妈最喜欢吃香蕉,但朝鲜那边不容易吃到。当时赵远没说话,只是默默记下了。

第二天,他借了老周的面包车,把菜送到厂区门口。金贞淑从车间里跑出来,隔着铁栅栏门,接过那一大袋东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赵远说,别哭。菜要趁新鲜吃。香蕉你拿去和姐妹们分着吃。

金贞淑说,赵师傅,您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赵远说,因为我也被人这么对待过。很久以前,一个姑娘给过我一根红绳。她跟我说,没什么值钱的,给你留个念想。后来我把红绳弄丢了,但那份心意,我一直记着。

金贞淑看着他,说,您还喜欢她吗?

赵远摇摇头,说,不是那种喜欢。是感激。在我最难的时候,她给了我一点暖。我现在做的,不过是想把那点暖还出去。

金贞淑擦了擦眼泪,笑了。她说,您和那位姑娘,都是好人。

赵远也笑了。他说,你也是。所以,不管回不回去,都要好好的。

金贞淑用力点头。

一个月后,金贞淑和她的几个同伴一起回了国。走的那天,赵远去送。火车站里人山人海,五个姑娘背着大包小包,在人群里显得格外瘦小。金贞淑排在最后面,进站前回头看了赵远一眼,朝他挥了挥手。

赵远也挥挥手。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喊不出声。他只能看着她,看着她转身,跟着同伴们一起汇入汹涌的人流。

金贞淑走后的日子,赵远常常会想起她。想起她蹲在巷口哭的样子,想起她喝辣炒年糕汤时满足的表情,想起她妈妈照片上弯弯的眼睛。他把她留下的那封信反复看了很多遍,纸都翻软了。最后,他把它和那张照片、自己的工牌一起,锁进了铁盒。

他知道,有些人,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了。但他们来过的痕迹,会永远留在生命里。

秋天的时候,赵远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是从丹东寄来的,上面只有一句话:“赵师傅,我到家了。谢谢你。金贞淑。”

他把明信片贴在饭馆后厨的墙上,每天抬头就能看见。炒菜的时候,油烟熏着,明信片的边角慢慢卷起来。但那些字,始终清晰。

又到了腊月。一天傍晚,赵远在店里炒菜,老周在门口挂红灯笼。他正挂着,街上走来一个人。那人瘦瘦的,背着个包,在店门口停住了。老周回头一看,愣了好一会儿。

“舅,我回来了。”那人说。

是老周的另一个外甥,赵远的表哥,周海生。他外出五年,音讯不多,这会儿突然站在门口,老周差点没认出来。

周海生比赵远大四岁,年轻时候不安分,跑过很多地方,也惹过不少事。五年前,他去了南方,说要做生意,结果赔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这些年,他不敢跟家里联系,怕连累老周。现在,他站在这里,人瘦了,也黑了,眼神里少了从前的张狂,多了一丝疲累。

老周说,回来就好。进屋吃饭。

赵远听到动静,从后厨出来,看见周海生,也有些意外。但他没说什么,只是多拿了一副碗筷。

饭桌上,周海生闷头吃了几口饭,忽然放下筷子,声音有些哽咽:“舅,我这几年,不是不想回来。我是……我是真没脸。”

老周说,过去的事不说了。回来就踏踏实实干活。

周海生点点头。赵远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他碗里,说,哥,先吃饭。

周海生看了他一眼,说,小远,你还在舅这儿干?赵远“嗯”了一声。周海生说,好。踏实。

那天夜里,周海生和赵远挤在一张床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淡淡地铺在两人身上。周海生忽然说,小远,我有时候觉得,人这辈子,就像在大风里走路。你走啊走,以为自己走得挺直,其实早被风刮歪了。可只要没倒下,就得继续走。

赵远说,哥,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周海生说,回来了。我欠舅的,欠这个家的,慢慢还。

赵远说,嗯。慢慢还。

两人都不说话了。窗外有风,吹得树叶沙沙响。

赵远闭上眼睛,忽然想起金贞淑。他想,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风里走路。有人刮歪了,有人走丢了,有人咬着牙不肯认输。但总会在某个时候,找到一盏灯,一口热饭,一句话。

就像那句话说的,谁还没有个为难的时候。

可只要活着,就得继续走。

而这条街上的小饭馆,始终亮着灯。为那些走在风里的人,留着一碗热汤,一个座位,和一句“不要钱了”。

这就是老周的话,一句让赵远红了眼的话。

也是让每一个在异乡风雨中行走的人,心里一暖的话。

周海生在饭馆里住了下来。

老周没多问什么,只说你先帮赵远打打下手。周海生应得爽快,第二天就系上围裙,在后厨里洗菜切菜。他刀工一般,但肯干,地上一有脏就拖,灶台上溅了油星就擦,比赵远还较真。

赵远发现,周海生变了不少。从前的周海生,嘴上功夫了得,走到哪儿都先吹一通,说自己在外面有多少人脉、多少门路。现在的周海生话少,干活的时候闷着头,半天不吭一声。有时候客人多了,忙过那一阵,他就蹲在后厨门口抽烟,眼睛望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

赵远也不多问。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栽了跟头,有些事得自己慢慢消化。别人问得越多,他越难堪。

二月底,老周跟赵远商量,说想把饭馆重新简单装修一下。这店开了十二年了,墙皮有些地方起了泡,地砖也裂了几块,门口的招牌褪色褪得厉害。赵远说,是该弄弄了。老周说,我想把厨房扩大一点,添个冰柜,再买几个像样的桌椅。周海生说,舅,装修的钱我来出。老周看他一眼,说,你有钱?周海生说,我攒了一点。不多,但够买点材料。人工我们自己干,能省就省。

老周没拒绝,只是“嗯”了一声。那天夜里,赵远看见周海生一个人坐在店里,拿着个本子算账。他凑过去看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建材的价格,什么乳胶漆、地砖、吊顶板,还有人工费。周海生说,我联系了几个以前认识的师傅,他们答应按最低价收。赵远说,哥,你不是不跟以前的人联系了吗?周海生说,有些人,该还的情分还得还。老周瞪了他一眼,说,你可别又去折腾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周海生说,舅,你放心,就是几个正经干活的朋友。

三月初,装修开始了。饭馆停业半个月。赵远和周海生天天泡在店里,拆旧墙、铺新砖、刷墙。老周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就站在旁边指挥。他媳妇负责给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热汤热水地往工地上送。

那半个月,赵远累得够呛。白天抡大锤,手上磨出好几个血泡。晚上回到出租屋,腰都直不起来。但奇怪的是,他心里挺踏实。那种踏实,是手里干着活、心里有盼头的踏实。他知道,这店装修好了,生意会好一些,日子也会有新的起色。

周海生更拼。他比赵远瘦,但干起活来像不要命,扛着几十斤的水泥往上冲,汗水把衣服湿透了也不歇。有一回,他站在梯子上装吊顶,脚下没踩稳,整个人摔下来。赵远在旁边眼疾手快,伸手扶了他一把,两个人都摔在地上,好在没大伤。周海生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说了句没事。赵远说,哥,你悠着点。周海生说,我没啥本事,只能多出点力气。

赵远看着他,心里发酸。他想起小时候,周海生带着他去村口的小河边摸鱼。周海生那时候比现在壮实,像头小牛犊子,站在河里一弯腰,就能逮住一条鲫鱼。他总说,小远,哥以后挣大钱了,给你买好多好多糖。后来周海生没挣上大钱,人却越跑越远。再后来,他们好几年没见,再见面,他已经风霜满面。

装修快结束的时候,赵远在店里整理杂物,忽然从墙缝里掉出一样东西。他捡起来一看,是一张十块钱的钞票,旧得发黄,上面蒙着一层灰。他把钞票擦了擦,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笑了。

老周看见了,问,捡到什么了?赵远说,十块钱。可能是以前哪个客人掉在墙根里的。老周说,那你收着吧。赵远说,不要,留着做店里的幸运钱。他把那张十块钱用透明胶贴在了收银台后面的墙上。老周笑他,说这十块钱能幸运什么。赵远说,十块钱也是钱,能买两个饼呢。老周哈哈大笑。

装修完工那天,老周站在焕然一新的饭馆里,左看看右看看,眼里有光。他说,这店跟新的一样。赵远说,本来就是新的。周海生说,舅,明天重新开张,我请几个朋友来捧场。

老周说,别请了,省点钱。周海生说,不是乱花钱的朋友。他们以前帮过我,我欠他们的。正好借这个机会,大家聚聚。老周说,你那些朋友……是干什么的?周海生说,都是跑货的,修车的,送外卖的。普通打工人,跟咱们一样。老周这才点头。

开张那天,周海生的朋友来了四个。都是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朴素,态度谦和。他们吃完饭后,每个人都掏了钱塞给周海生。周海生不肯收,他们就急了,说,海生,你再这样我们下次不来了。周海生只好收下。赵远在旁边看着,觉得这些人虽然不富裕,但重情义。

那天晚上收工后,周海生坐在店门口,把那些钱摊在膝盖上数。数完了,他递给老周,说,舅,这些算今天我请客的饭钱。老周说,你自己留着吧。周海生说,我现在吃你的住你的,还拿你的工钱,我要这钱干啥。您拿着,店刚装修完,用钱的地方多。老周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伸手接了,说,行。以后你好好干,咱们把这个店撑起来。

周海生点点头。他抬头看天,天上有几颗星星,稀稀落落地挂着。他说,舅,我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赵远站在门后,听见这句话,鼻子有点酸。他想,有些人,在外面漂久了,才知道哪里是家。周海生虽然走了弯路,但终究还是回来了。这比什么都强。

春天很快过去了。天气转暖,饭馆的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新装修的店面干净亮堂,加上赵远把朝鲜菜做出了名声,不少人专程从市区开车过来吃。老周每天乐呵呵地坐在收银台后面,偶尔跟熟客唠几句嗑。他媳妇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省,买菜的档次高了些,隔三差五就炖个鸡、烧个鱼,说是给两个外甥补身体。

四月底的一天,赵远在店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点四川口音,有些耳熟。她问,是周师傅饭店吗?赵远说,是。她问,赵远在不在?赵远愣了一下,说,我就是。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赵远,我是英子。

赵远整个人都愣住了。

十二年了。他已经十二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那个在东莞火车站候车厅里啃冷馒头的姑娘,那个往他手里塞红绳的姑娘,那个消失在人海里的姑娘。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听见她的声音了。

英子在电话里说,她是从一个老乡那里听说他的。她在网上看到有人发这家饭馆的照片,认出了招牌上老周的名字,又听人提起后厨有个安徽师傅叫赵远。她就试着打过来了。

赵远拿着手机,走到店外。街上车来车往,他却觉得世界突然安静了。他问,英子,你还好吗?

英子笑了,说,还行。我回四川了,现在在成都一个市场里卖衣服。前几年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女儿过。赵远说,你都有女儿了。英子说,嗯,六岁了,叫糖糖。赵远说,糖糖,好名字。英子说,当年那根红绳,你还留着吗?

赵远心里一热,说,留着。在东莞的时候就一直戴着,后来……后来不知道掉哪儿了。我找了很久没找着。英子说,没事,那就是根绳子。赵远说,英子,当年你到家了吗?你妈身体怎么样?英子说,到家了。我妈那回病得重,但熬过来了,现在身体还行,就是腰不好。赵远说,那就好。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说了些这些年的近况。英子说,她在成都摆了个小摊,生意还行。去年在二手市场淘了台缝纫机,自己学着改裤脚、做被套,慢慢攒了点钱。赵远说,你手艺好。英子笑,说,好什么呀,就是混口饭吃。你呢?赵远说,我还在我舅店里炒菜,挺好的。英子说,你当时不是说要自己开个店吗?赵远说,没攒够钱。等以后吧。英子说,你手艺好,迟早能开。

挂了电话,赵远在路边站了很久。他忽然想,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日子是直线往前走的,走到哪儿算哪儿。可实际上,日子是个圆。你以为早就不见的人,早就不想的事,有一天会突然绕回来,站在你面前。

那根红绳,原来从没丢过。它一直在某个地方,系着他和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五月份,周海生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他拿着钱,去镇上买了几包好茶叶,又给老周买了条烟。老周骂他乱花钱,但收下的时候,嘴角是咧着的。赵远看见周海生还悄悄买了一条丝巾,塞在包里。赵远问他,给谁的?周海生说,给以前一个朋友。赵远说,女的朋友?周海生笑了一下,没回答。

过了几天,赵远才知道,周海生在苏州有个女朋友,姓宋,叫宋雅。两人是几年前在南方认识的,那时候周海生做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宋雅没跑,反而拿出自己的积蓄帮他还了一部分。后来周海生回了苏州,宋雅也跟了过来,在相城区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周海生一直没跟老周提,是觉得没脸。现在工作稳定了些,他才敢把宋雅带过来给老周看看。

宋雅来那天,老周媳妇特意多做了几个菜。宋雅长得清秀,说话温温柔柔的,进门就叫人,手脚勤快,主动帮着摆碗筷。老周看在眼里,满意,但脸上不表露,只是“嗯”“哦”地应着。饭后,老周把周海生叫到门口,说,这姑娘不错,你好好待人家。周海生说,我知道。老周说,你要再像以前那样瞎折腾,我打断你的腿。周海生笑了,说,舅,不会了。

赵远看着周海生的变化,心里感慨万千。他想起周海生刚回来那天,蹲在门口抽烟的样子,像条被雨淋透的狗。现在,这条狗慢慢爬起来了,抖掉了一身的泥水,开始重新学走路。

夏天到了,苏州的梅雨季闷热难耐。饭馆里没有装空调,只有几台吊扇,呼啦啦地转着,搅得满屋都是潮湿的热风。赵远每天守在后厨,衣服一天湿几遍,汗水沿着下巴往下滴。但他从没抱怨过。

有一天中午,饭馆里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是七八个从外地来苏州打工的年轻人,有男有女,穿着统一的工装,一看就是附近哪个厂的。他们点了五六个菜,吃得很急,像是赶时间。结账的时候,一个男孩掏出手机扫码,扫了两次都提示余额不足。他脸红着去翻兜,找出来的零钱也不够。旁边的同伴说,我来吧,但翻来翻去,几个人的钱凑在一起,还是差二十多块。

男孩急了,说,老板,我们下回来补上行不行?老周看看赵远,赵远点点头。老周说,不用补了。下次再来吃饭,给带几个客人就行。男孩愣住了,连声说谢谢。其他几个年轻人也站起来,一个劲地鞠躬。

他们走后,赵远说,舅,你现在越来越大方了。老周说,这不是跟你学的吗?赵远笑,说,我哪有您大方。老周说,这店有你一份。你做的事,就是我做的事。

赵远心里一暖,没说话。他转身回后厨,站在灶台前,打开火。火苗“腾”地蹿起来,映着他的脸。他想,这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活得有劲。人活着,不就图个心安吗?

七月,金贞淑从朝鲜打来一个电话。国际长途,断断续续的。赵远听到她的声音,又惊又喜。金贞淑说,赵师傅,我妈妈的身体好多了,谢谢您帮我买的药。赵远说,药是医生开的,我不过帮着寄。金贞淑说,那也谢谢您。我家的房子翻修好了,两个弟弟都上了学。我在元山开了个小吃摊,卖年糕和泡菜,生意还可以。赵远说,那太好了。金贞淑说,赵师傅,您教的辣炒年糕,我用了。我们这边的人都说好吃。赵远笑了,说,是你自己聪明。金贞淑说,我以后要是干大了,就去苏州开分店,请您当大厨。赵远说,行,我等着。

电话那头,金贞淑笑了,笑得像当初在饭馆里那样,轻轻的,软软的。赵远还想说点什么,但线路忽然断了,只剩下“嘟嘟”的忙音。他握着手机,站在店门口,抬头看天。天很高,很蓝,一朵云也没有。

他忽然想,这世上,有些人是真的会再见的。哪怕隔着千山万水,哪怕一个在苏州城北的路边小店,一个在元山海边的小吃摊。只要心里记着,就总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秋天来得很快。

九月初,老周的腰疼病犯了。这次比上次严重,起不了床,稍微动一下就疼得直冒冷汗。送到医院,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得住院理疗。老周不肯住,说店里刚有起色,不能扔下。赵远和周海生轮流劝,最后老周才勉强同意住两周。周海生说,店里有我和小远,您放心。老周说,我怕你们忙不过来。赵远说,忙得过来。实在不行,门口贴个告示,中午少接几桌。

老周住院后,赵远和周海生把饭馆撑了起来。周海生负责前台招呼和收银,赵远负责后厨。宋雅下班早的时候,也会来帮忙端菜。三个人配合得挺默契。老周媳妇每天做好饭送去医院,顺便带回来老周的唠叨:“店里怎么样?”“今天的鱼卖完了没?”“赵远别老吃辣,胃坏了没人管你。”

赵远听了就想笑。这老头,躺在病床上还操心这些。可笑着笑着,心里又酸酸的。老周辛苦了大半辈子,把这个小店从无到有撑起来,现在病了,却还放不下。他想,自己以后也得对舅舅更好一点。

老周住到第九天,病房里来了一个人。是那条街上卖五金的老刘。老刘是老周多年的牌友,也是最早鼓励他开饭馆的人。老刘看着老周躺在床上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老周啊,你这回可把自己累着了。老周说,没事,老毛病。老刘说,我听说你们店里现在生意不错,两个外甥也顶事。老周说,顶事是顶事,但到底年轻,没经过大事。老刘说,那不正好,让他们经经。

两个老头在病房里聊了一下午。赵远去送饭的时候,听见他们还在说。老刘在讲十二年前这条街的样子,说那时候路还没修,坑坑洼洼,天一下雨就积水。老周骑个三轮车卖盒饭,天天在土路上颠。有回三轮车翻了,饭菜洒了一地,老周蹲在路边哭。老刘说,那时候你多难啊,可你不也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病算什么。

老周笑了笑,说,是啊,熬过来了。

赵远站在门口,没进去。他忽然想起自己刚来苏州的时候,还是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老周骑着三轮车,带着他去批发市场买菜。那时候老周还年轻,腰杆挺得直,嗓门大,跟人砍价能把人说得一愣一愣的。他坐在三轮车后斗里,闻着满车的菜味,心里想,长大以后一定要报答舅舅。

现在,他长大了。舅舅老了。但这份报答,好像才刚刚开始。

老周出院那天,秋高气爽。赵远借了辆轮椅,推着他出医院大门。周海生在门口等着,手里拿了件外套。老周说,我还没到不能走的地步。赵远说,医生说了,少走路,多休养。老周说,你们就是想让我当个废人。周海生说,舅,您就消停两天。等您好了,我们想推都没得推。老周哼哼两声,不说话了。

回到饭馆,老周看见店里坐了两桌客,是以前的老主顾。他们看见老周,都站起来打招呼。老周笑着一一回应。赵远搬了把椅子,让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那棵橘子树,也是这两年种的,还没长成,细细的一棵,在风里摇。

老周看着树,忽然说,这树啥时候能结橘子?赵远说,早呢,得三四年。老周说,那我还得等。赵远说,您且等着吧,好好活。

老周笑了。阳光落在他脸上,皱纹像被熨开了些。他眯着眼,看着这条他守了十二年的街。街上还是车来车往,轮胎碾过柏油路,声音还是那么响。可这声音,他听了十二年,早听惯了。像老朋友,不觉得吵。

十月底,赵远攒够了五万块钱。这笔钱,他存了三年。他有个念头,想盘下饭馆旁边那间空了很久的铺子,开个小吃店,专门做朝鲜菜。这事他跟周海生商量过,周海生说,可以。那铺子不贵,但位置不错,临街。赵远说,我想带几个学徒,教他们做辣炒年糕、豆芽饭这些。周海生说,你还会教人?赵远笑,说,试试呗。金贞淑教我的时候,不就把我教会了。

赵远把这事跟老周说了。老周沉吟了一会儿,说,你开,我支持。但有一条,不能辞了店里的事。饭馆这边你也得顾着。赵远说,那是自然。我可以上午在饭馆,下午去小吃店。晚上再来饭馆。周海生说,小远,你忙得过来吗?赵远说,年轻,不怕累。

老周拿出两万块钱,递给赵远。赵远不要。老周说,算我入股。以后赚了钱,给我分红。赵远这才收下。周海生也拿了一万,说,我没什么钱,这点算心意。赵远说,哥,你存点钱结婚吧。周海生说,不差这一万。赵远看他认真的样子,收了。

小吃店装修的那个月,赵远瘦了八斤。他白天在饭馆炒菜,晚上去小吃店刷墙、铺地、装灯。周海生和宋雅下班后也来帮忙。几个人灰头土脸地干到半夜,饿了就煮一锅方便面,坐在水泥地上呼噜呼噜地吃。赵远觉得,这样的日子虽然累,但有滋有味。就像一锅煮得浓浓的汤,各种滋味都熬进去了。

十一月初,小吃店开张了。店名很简单,叫“远味小吃”。赵远起的。周海生说,这名字好,远道而来的味道。赵远说,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这味道来得远,走得也远。

开张那天,老周系着围裙来帮忙。他的腰还没好利索,不能久站,就坐着包春卷。赵远在灶上炒年糕,周海生在门口发传单。宋雅在收银台后头,笑盈盈地招呼客人。五张桌子,很快坐满了。大部分是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也有几个朝鲜族的姑娘,听说这里有家乡味,专门赶过来的。

其中有一个姑娘,看着很眼熟。赵远端菜的时候多看了她一眼,她也看了赵远一眼,忽然站起来,说,赵师傅?赵远愣了一下,认出来了。是那五个朝鲜姑娘中的一个,不是金贞淑,是那个吃辣被呛到的。她叫朴顺姬。

朴顺姬比去年胖了一点,脸色也好了。她说,她和另外两个同伴合同期满后留了下来,现在在园区另一家厂上班。金贞淑回国后,她们一直有联系。赵远问,金贞淑怎么样?朴顺姬说,她小吃摊生意很好,还说想攒钱来苏州看您。赵远笑了,说,那好啊。来了我请她吃辣炒年糕。朴顺姬说,她做的年糕,比您做的还辣。赵远哈哈大笑。

那天晚上收工后,赵远算了一笔账。第一天营业额,刨去成本,净赚了三百多。不多,但他很满足。他把账本合上,走到店门口,看着外面的街景。路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他忽然想起那年腊月,那五个朝鲜姑娘走进老周饭馆时的情景。她们穿着深色羽绒服,领口竖得高高的,像五只从寒风中飞进来的鸟。那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她们,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方向。

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吃店。不大,但属于他。像一颗种子,在他漂泊多年的土地上,终于扎下了根。

冬天又到了。苏州的冬天,湿冷,风里带着雨,钻进骨头缝里。但赵远不觉得冷了。他每天在两个店之间跑来跑去,身上总是热乎乎的。老周笑他,像上了发条一样。他说,人一忙,就不冷。

腊月十八那天,是那五个朝鲜姑娘第一次来饭馆的日子。赵远记得清楚。那天,他在小吃店门口挂了个牌子:“今日所有朝鲜菜半价”。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高兴。

晚上,他回到饭馆。老周已经把火锅支起来了,铜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沸着。周海生和宋雅也在。赵远脱了外套,在桌边坐下。老周给他倒了杯酒,说,敬这日子。赵远端起杯子,说,敬咱们一家。周海生说,敬舅。宋雅说,敬大家。几个人碰了杯,热热闹闹的。

赵远喝了一口酒,辣得眯起眼睛。他想起老周那句话,谁还没有个为难的时候。是啊,谁都有。可为难的时候过去了,好日子总会来。他相信。

窗外,风刮着。屋里,暖意浓。

这世间,总有一些饭馆,为那些走夜路的人亮着灯。总有一些人,愿意在别人最难的时候,说一句“不要钱了”。

那顿饭,赵远吃得眼眶又红了。但这次,他没有躲。他让眼泪混着热汤,一起咽了下去。

都过去了。

都会好起来的。

腊月二十四,天擦黑的时候,赵远正在小吃店里擦桌子。这条街上的风比往常更野,卷着枯叶从门缝底下钻进来,像一群找不到家的野孩子。门口那盏新装的白炽灯被风吹得直晃,光影在水泥地上摇来摇去,让人心里也跟着晃悠。

小吃店开了一个多月,生意渐渐稳下来。每天中午和傍晚最忙,客人大多是周边厂区的工人,也有几个熟脸,隔三差五就来点一份辣炒年糕配米饭。赵远一个人忙前忙后,又炒菜又收银,有时候连碗都来不及洗。周海生每天下午会过来帮两三个小时,宋雅休息的时候也来搭把手。老周偶尔过来坐坐,不干活,就坐在角落那张小桌上,喝着茶,看赵远忙。

那晚赵远正准备关门,玻璃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他抬头一看,门口站着个女人,穿着件旧旧的灰色羽绒服,围了条大红围巾,脸被风吹得红一块白一块。她有些局促地站在那儿,手里拎着个半旧的行李箱,轱辘上沾着泥。

赵远愣了。那女人看着他,眼圈一点点红了,嘴唇哆嗦了几下,才叫出一声:“赵远。”

是英子。

她真的来了。

赵远站在那儿,手里的抹布还滴着水。他喉咙发干,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轻。最后,他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说:“先进屋。”

英子进了店,站在灯下,四下打量了一圈。墙上贴着几张手写的菜单,木桌木椅擦得干干净净,灶台边码着几筐蔬菜,空气里还残留着辣炒年糕的余味。她吸了吸鼻子,说:“这就是你的店?”

赵远说:“刚开不久。你坐。”

英子在一张靠墙的桌边坐下。赵远给她倒了杯热水,递过去。她双手捧着,像捧着什么宝贝。两人对面坐着,一时都没说话。外面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桌上的纸巾吹得轻轻翻动。

还是英子先开口。她说:“我在网上看到你这个小吃店了。照片上有招牌,我就想着,无论如何要来看看。”

赵远说:“你从成都来的?”

英子点头:“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本来昨天就该到的,结果在合肥转车的时候,钱包让人偷了。我身上只剩一点零钱,手机也快没电了。我心想,完了,见不着你了。后来在车站遇到一个安徽的大姐,她也是来苏州打工的。她借了我五十块钱,还帮我买了张短途票。我这才到了这里。”

赵远听得心一揪。他说:“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去接你。”

英子说:“我手机没电了,又记不住你的号码。你以前那个号,我存在手机里,可是手机开不了机。”她笑了一下,笑得有些疲惫,“我就是想来,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赵远心里一热,说:“我过得好。你呢?糖糖呢?”

英子说:“糖糖放在我妈那儿。我妈身子比前几年好了些,帮我带着。我趁年前出来跑一趟,顺便进点货。成都那边我有个小铺子,卖女装。我想来看看苏州有没有合适的货源。”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主要是想来看看你。”

赵远说:“你现在一个人带着糖糖,不容易。”

英子说:“还行。摊子虽小,够我们娘俩吃穿。糖糖也乖,不闹人。”她低头喝了一口水,再抬头时,眼睛已经不那么红了,“赵远,这些年,我总想起那年火车站的事。想起你塞给我的那些钱,想起你的泡面。要不是你,我可能连家都回不了。”

赵远说:“都多少年了,还记着。”

英子说:“你不也记着吗?那根红绳,你说一直找。我后来又在老家那口木箱里翻出一根,跟当年给你那根是一对。当时我编了两根,一根给你,一根我自己留着。你后来告诉我你弄丢了。我想,兴许是老天爷让我把这根给你送来。”

她说着,从脖子下面拉出一根细细的红绳。那绳子旧得发白,上面挂着一个小小的铜铃铛。她解下来,递到赵远面前:“这个给你。虽然不比当年那根,但它跟了我十二年。”

赵远低头看那根红绳,铜铃铛小小的,像一颗豆。他伸手接过来,握在手心里。那绳子还带着英子的体温,暖乎乎的。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英子,你这是何苦呢。”

英子说:“不苦。我愿意。”

赵远把红绳戴在左手腕上,系了个死结。铜铃铛贴着皮肤,凉凉的。他说:“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炒个菜。”

英子说:“不麻烦了。我坐一会儿就走。”

赵远说:“走哪去?这大晚上的。”

英子说:“我去找个旅馆。”

赵远说:“这附近旅馆都不像样。你一个女的,天又黑,别乱跑。我舅家在后面,我领你去他那儿凑合一宿。我舅那人你知道,老周,以前开大排档的。”

英子有些犹豫。赵远说:“走吧,没事。我给我舅打个电话。”

那天晚上,赵远把英子送到老周家。老周和他媳妇都已经睡了,被赵远的电话吵起来。老周披着衣服开门,看见英子,愣了一下。赵远简单说了情况。老周“哦”了一声,让他媳妇带英子去客房休息。赵远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舅,明天我请您和舅妈吃饭。英子大老远来的。”

老周摆摆手:“先歇着吧。有什么明天说。”

赵远往回走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风更大了,呜呜地刮。他走在没有人的街道上,脚步轻飘飘的。左手腕上的铜铃铛随着走动轻轻响,声音又细又脆,像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他忽然想笑。这十二年里,他偶尔会想起英子,想起那个在候车厅里啃冷馒头的姑娘。他以为那只是一段旧事,早被日子磨平了。没想到,旧事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站到他面前。

第二天一早,赵远买了豆浆油条,去老周家。英子已经起来了,正帮老周媳妇在厨房里择菜。她卷着袖子,动作利索。看见赵远进来,抬头笑了笑,说:“早。”

赵远说:“早。睡得好吗?”

英子说:“好。你舅妈给我找了床新被子,暖和得很。”

老周坐在客厅里喝茶,看见赵远,说:“我听英子说,她想在苏州进点货。你在这一片熟,看看有没有做服装批发的地方,带她去转转。”

赵远说:“行。我上午带她去市区。小吃店让周海生帮我看着。”

老周说:“海生今天要去宋雅那儿,你别指望他了。我让你舅妈去帮你看店。”

赵远说:“舅,你腰还没好利索,店里不能离人。要不我下午再带英子去?”

英子说:“不急。你先忙你的。我可以在附近走走。”

赵远说:“这附近有什么好走的。就一条街。这样吧,我中午忙完,下午带你去。上午你在店里坐坐,帮我收收银。”他看了英子一眼,有些不好意思,“行吗?”

英子说:“行。我别给你添乱就行。”

那天中午,小吃店特别忙。赵远在后厨炒菜,英子在前头招呼客人。她手脚麻利,声音清亮,记性也好,客人点的什么、要辣不要辣、加饭还是加年糕,她一样不差。有客人问她是不是新来的老板娘,英子只是笑,不答。赵远在厨房里听见了,耳根子发烫。

忙到下午两点,店里才消停。赵远从后厨出来,满头汗。英子递过一条毛巾,说:“擦擦。你这一天下来,真够累的。”

赵远接过毛巾,擦了把脸,说:“平时也这样。开小吃店的,就靠饭点。”他顿了顿,问,“你会收银,是不是以前干过?”

英子说:“我卖衣服,也收钱。一个道理。”

赵远点点头。他看着她,发现她的眼角已经有细纹了。十二年,把当年那个瘦削的姑娘打磨成了一个女人。但她的眼睛没变,还是那样亮,亮得像能照见人心里去。

下午,赵远带英子去了市区一家服装批发市场。英子看货很仔细,这家摸摸料子,那家问问价格,不时拿小本子记下来。赵远跟在她身后,帮她拎包。逛了两个多小时,英子相中了几款春装,跟老板要了联系方式,说回去再定。

回程的公交车上,英子说:“赵远,你今天耽误了不少时间吧。”

赵远说:“没有。我正好也来市区看看。”

英子笑了:“你骗人。你店里中午那些碗还没洗呢。”

赵远说:“晚上洗。不碍事。”

英子说:“你这个人,跟以前一样,老替别人想。你自己呢?也没个知冷知热的人。”

赵远没说话。车窗外的街景缓缓往后移,天边浮着一层灰灰的云。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红绳,铜铃铛在车子的颠簸里轻轻响。

英子又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也该找个人了。”

赵远说:“不急。一个人惯了。”

英子说:“一个人是方便,可日子长了,总归冷清。你看你舅和你舅妈,两个人搭着过,多好。”

赵远说:“随缘吧。”

英子不再说了。她把头靠在车窗上,闭着眼。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给她镀了一层薄薄的金。

那天晚上,赵远留英子在店里吃饭。他炒了几个菜,又做了一锅泡菜豆腐汤。英子吃得很香,说:“你手艺比我以前在东莞吃过的那些好多了。”赵远说:“都是练出来的。我舅开了十几年饭店,我在后厨也待了几年。”英子说:“你这店,将来肯定会火。”赵远笑了笑。

饭后,赵远送英子回老周家。路上,英子忽然说:“赵远,我以后能不能常来苏州?”

赵远说:“当然能。想来就来,管吃管住。”

英子笑了,说:“那我可赖上你了。”

赵远也笑:“行。我养得起。”

这话说完,两人都沉默了。风从河上吹过来,带着凉意。英子裹了裹围巾,说:“你回去吧。别送了。”

赵远站住,看着她的背影进了小区。他站在原地,等到看不见她了,才转身往回走。左手腕上的铜铃铛轻轻响着,像在回应着什么。

腊月二十八,英子要回成都了。那天早上,赵远去火车站送她。候车厅里人山人海,他们被人流推着,挤到检票口附近。英子拎着行李箱,神情有些不舍。她说:“这次来得匆忙,没给你带什么东西。等年后再来,我给你带成都的腊肉。”

赵远说:“你照顾好自己。糖糖还小,等着你回去过年。”

英子说:“嗯。你也是。一个人,也要好好过年。”

赵远点头。

英子忽然上前一步,伸手整了整他的衣领。她的手指很轻,像一片羽毛拂过。赵远僵了一下,没动。

“赵远,”英子说,“那根红绳,别摘了。”

赵远说:“不摘。”

英子笑了,笑得眼角湿湿的。她朝他摆了摆手,转身走进检票口。人群很快将她淹没。赵远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见。

他抬起左手,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铜铃铛还在,只是不再响了。他忽然觉得,这红绳像一条看不见的线,一头系着他,一头系着她。他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各自生活,各自奔波,可只要一拉,就都知道对方还在。

这就够了。

英子走后,赵远把心思重新放在两个店上。老周饭馆那边,他每天早上去备菜,中午和晚上各忙两个多小时。自己的小吃店,他上午十点开门,做到晚上九点。中间抽空去饭馆。周海生和宋雅也帮忙。老周心疼他,说:“你把饭馆的事放放,专心做你的小吃店。”赵远说:“舅,我两个都顾得过来。您别操心。”老周摇摇头,不再劝。

腊月二十九,饭馆贴了春联,准备歇业到初六。赵远的小吃店还开着,说年前年后有不少不回家的人,总得有个吃饭的地方。老周说:“那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赵远说:“我又不是铁打的,就做几样简单的菜,能应付。”周海生说:“我留下来帮你。”赵远说:“你陪宋雅去。”周海生说:“她过几天才回她家。我先帮你干到年三十。”赵远没再推辞。

年三十晚上,赵远和周海生在小吃店里守岁。没有客人,两个男人支了个小火锅,煮了点羊肉和青菜。宋雅回相城区她父母家吃年夜饭去了。老周和他媳妇在家,说吃完了过来坐坐。

赵远和周海生碰了一杯。周海生说:“小远,今年不一样了。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算安定下来了。咱们兄弟俩,总算有点人样了。”

赵远说:“是啊。都慢慢好起来了。”

周海生说:“我想过了年,等宋雅生日那天,跟她把证领了。”

赵远说:“好事。舅知道吗?”

周海生说:“还没说。我想等他腰好了再说。不然他又该张罗了。”

赵远笑了:“他张罗就张罗呗。热闹。”

周海生说:“这几年我亏欠她太多。领了证,往后我好好干,给她一个家。”

赵远说:“哥,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两人又碰了一杯。屋外传来稀稀拉拉的鞭炮声,远处的天空偶尔亮一下。这城市禁放,但有些人还是偷偷放几响,图个年味。赵远听着,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初一上午,老周来了。他穿着件新棉袄,精神不错。赵远给他泡了茶。老周说:“你舅妈昨天包了饺子,让我带了一盒过来。你和海生中午热着吃。”赵远说:“好。”老周又说:“你妈给我打电话了。问你好不好。”赵远“哦”了一声,没说话。老周说:“你妈也不容易。你要是有空,回去看看她。”赵远说:“再说吧。”老周叹了口气,没再劝。

那天下午,老周坐在小吃店里,帮赵远择豆角。他择得慢,但仔细。赵远在灶上炖着一锅汤,蒸汽腾腾。爷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菜价聊到房租,从天气聊到明年开春想种点什么。很平常,很琐碎,但赵远觉得,这比什么都好。

初五,朴顺姬来了。她带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包朝鲜泡菜。赵远说:“你自己做的?”朴顺姬说:“是。我学着做的,你尝尝。”赵远打开一包,夹了一筷子。泡菜酸辣脆爽,有股淡淡的蒜香。他说:“好吃。比我在外面买的地道。”朴顺姬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她说:“金贞淑说,赵师傅肯定喜欢。她就爱吃辣。”赵远说:“金贞淑最近怎么样?”朴顺姬说:“她的小吃摊冬天生意淡,但她不闲着,又接了手工活。她说攒够钱,就来中国。她还想看看你的店。”赵远说:“让她别太累。”朴顺姬点点头,犹豫了一下,说:“赵师傅,你说,人真的能再见面吗?”赵远说:“能。只要你想见,就总能见着。”朴顺姬看着他,眼里有光:“那我等金贞淑来。”

那天,朴顺姬在店里坐了一下午。赵远请她吃年糕,她吃得很慢,说这个味道和家乡的不一样,但也好吃。赵远说:“这是苏州的味道。”朴顺姬笑了,说:“苏州的味道,我喜欢。”

春节过后,日子渐渐回暖。街边的树鼓起小小的芽苞,风也软了。小吃店的生意更好了些。赵远招了个洗碗工,是个五十来岁的阿姨,姓董,就住在附近。赵远叫她董姨。董姨勤快,话不多,每天下午来干四个小时。赵远手头松快了不少。

三月,周海生和宋雅领了证。没有办酒,就在饭馆里请了两桌。来的都是至亲,老周、老周媳妇、赵远,还有宋雅的父母和两个要好的同事。周海生喝了酒,脸红红的,拉着宋雅的手,说:“从今往后,有我一口干的,绝不让你喝稀的。”宋雅笑着打他:“就会说。”满桌的人都笑。老周坐在主位上,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他端起杯子,说:“海生,你今天成家了。舅没什么给你的,只有一句话:好好过日子。”周海生重重地点头。赵远在一旁,心里又酸又喜。他想起周海生刚回来那天的样子,现在能站在这儿,真像做了一场梦。

四月份,老周的腰好得差不多了。他开始每天来饭馆坐坐,偶尔还帮赵远看看小吃店。他说,闲不住,一闲下来浑身不得劲。赵远随他去,只是不让他干重活。老周有时会站在店门口,看街上的人来人往,一看就是半天。赵远说:“舅,你看什么呢?”老周说:“看人。这街上的人,十年前跟现在不一样了。”赵远说:“怎么不一样?”老周说:“说不上来。就是觉得,现在的人,更急了。走路急,吃饭急,连吵架都急。”赵远笑了,说:“那是您自己慢了。”老周也笑:“对,我慢咯。”

五月初,赵远收到了金贞淑的信。这次不是电话,是一封手写的信,夹在朴顺姬转交的一个包裹里。信上写着:

“赵师傅,您好。我是金贞淑。元山的春天来了,海边开了很多花。我的小吃摊生意很好,妈妈身体也好多了。弟弟们都上了学。我每天都在想,什么时候能再去苏州。我想吃您做的辣炒年糕。也想看看您的店。朴顺姬说,您的店叫‘远味小吃’,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远方的味道,也是想念的味道。我给您寄了一些我自己做的泡菜。希望您喜欢。金贞淑。”

赵远把信读了两遍,然后折好,放进床头的铁盒里。铁盒里已经有好几样东西了:金贞淑妈妈的照片,他的旧工牌,英子给他的红绳(他戴在手腕上,但把原来装红绳的小袋子放了进去),还有几张这些年零零散散的照片。这些东西,像他人生的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装着那些曾经在寒夜里给过他暖意的人和事。

五月底,赵远的小吃店增加了早餐。他每天凌晨四点起来,熬粥、蒸包子。董姨也提前来帮忙。早上的客人多是赶着上班的工人,一碗白粥、两个肉包,五块钱管饱。赵远没想赚多少,就是觉得,冬天过去了,夏天的早晨亮得早,多干一摊活,心里踏实。

有一天,一个姑娘来买早餐。她穿着厂服,头发扎成马尾,脸晒得有点黑。她要了两个菜包,一个茶叶蛋。付钱的时候,她掏出一个很旧的钱包,里面只有几张零票。她数了数,不够。脸一下子红了,说:“老板,我……我明天补给你。”

赵远看了她一眼,说:“没关系,不够就算了。你先拿去吃。”

姑娘说:“不行,我明天一定补。”

赵远说:“真的不用。你上班去吧,别迟到了。”

姑娘接过包子,嘴巴动了动,说了句“谢谢”,转身跑了。赵远继续忙他的。董姨在旁边说:“小赵,你这也太大方了。一早上好几个了。”赵远笑着说:“不就两个包子吗?让谁饿着肚子去上班,心里都过不去。”

董姨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说:“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

赵远没觉得自己有多好。他只是想起很多年前,在东莞火车站,他递给英子那桶泡面时的感觉。那时候他兜里也没几个钱,但把面递出去的时候,他心里特别暖。那种暖,比钱值。

六月底,一场大雨把小吃店的屋顶冲漏了。赵远爬上屋顶去修,脚下一滑,摔了下来。好在不算高,就崴了脚,胳膊擦破几块皮。周海生吓坏了,要送他去医院。赵远说:“没事,擦点药就行。”老周知道了,骂了他一顿:“逞什么能!下着雨爬什么房顶!”赵远笑着说:“总不能让雨把店淹了。”老周说:“淹了就淹了,店没了再开。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赵远知道舅舅是心疼他,不顶嘴,只是点头。

那几天,赵远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店照开。董姨多干了些,周海生也天天过来帮忙。宋雅下了班就来看他,给他带水果。赵远说:“你们别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还没残呢。”周海生说:“你就嘴硬。”晚上,老周媳妇炖了骨头汤,让周海生端过来。赵远喝了一口,热热的,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他忽然有点想哭。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人关心他。他赵远,何德何能。

脚伤养了半个月,好利索了。小吃店重新走上正轨。七月中,赵远雇了一个安徽老乡,姓陈,在店里帮厨。小陈二十三岁,刚来苏州半年,之前在园区一个厂里干流水线,干不惯,跑到赵远店门口问收不收人。赵远看他踏实,就留下了。小陈学东西快,没几天就能炒几个简单的菜。赵远轻松了不少,也能偶尔回饭馆帮老周做做菜。

老周的饭馆,如今有了周海生搭手,又新请了一个洗碗工,干得也挺顺。老周把以前的朝鲜菜全交给了赵远的小吃店,饭馆继续做本帮菜。两边各有各的客人,各赚各的钱。赵远每月给老周一笔钱,算是小吃店的房租和分红。老周起初不要,后来赵远硬给,他才收了。

一天晚上,赵远关了店,走到老周的饭馆门口。老周还在店里,点着一盏小灯,在翻账本。赵远走进去,说:“舅,这么晚了还不回?”老周说:“把账拢一拢。你来得正好,我跟你说个事。”

赵远坐下。老周说:“我跟你舅妈商量了,我们想回安徽老家住一阵子。你外婆留下的那几间老屋,年久失修,再不修就塌了。我回去找人翻修一下,顺便带你舅妈去县医院看看。她这一两年老是头晕。”

赵远说:“你们回去可以。店里怎么办?”

老周说:“饭馆我想先歇一段时间。反正现在主要靠你的小吃店。海生也能挣钱。等我回来,再说重开的事。”

赵远说:“舅,这店是你的心血,不能说歇就歇。”

老周说:“正是因为是我的心血,我才舍不得它破败。我歇业,不是不管。等我把身体养好,回来再好好开。倒是你,一个人撑两个店,我有点不放心。”

赵远说:“我已经不用您操心了。您把舅妈的身体看好,比什么都强。”

老周点点头,拍拍赵远的肩:“小远,你长大了。舅放心。”

那晚,赵远回家路上,一直在想老周的话。他忽然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以前他总觉得,长大是慢慢熬出来的。可这一刻,他明白了,长大就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依靠了。

老周和他媳妇是七月底走的。那天,赵远和周海生去车站送他们。老周媳妇拉着赵远的手,眼眶红红的:“小远,别太拼了。一日三餐要吃好。”赵远笑着说:“舅妈,您放心。您和舅也注意身体。”老周站在一旁,没怎么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车来了,老周把烟掐灭,说:“走了。”然后转身,上了车。

赵远站在月台上,看着车缓缓开动。老周从车窗里伸出手,挥了挥。赵远也挥手。等车走远了,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还举在半空。周海生走过来,拍拍他的背,说:“回去吧。舅他们过几个月就回来。”

赵远“嗯”了一声。他转身,往出站口走。外面阳光很好,刺得他眯起眼。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老周骑着三轮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他坐在后斗里,抓着车帮,喊着:“舅,慢点!”老周回头,笑着说:“坐稳了!”那时候的阳光,和现在一样好。

日子还在往前走。

八月中旬,赵远把饭馆的钥匙挂在腰上,每天过去开窗通风。虽然歇业了,但地要扫,灰要擦。他说,店歇着,人气不能断。周海生说他是劳碌命。赵远说:“这店是舅的心血,我得给他看着。”

九月,金贞淑真的来了。

那天赵远正在小吃店里切菜,忽然听见门口有人喊:“赵师傅。”他抬头,看见一个姑娘站在那儿,剪短了头发,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脸晒得有些黑,但眼睛亮亮的。她身后还站着朴顺姬。

赵远手里的刀停了下来。他看着她,嘴巴张了张,说:“金贞淑?”

金贞淑笑了,露出两排白牙:“是我。我来了。”

赵远走过去,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他伸出手,又缩回去,最后只是说:“快进来坐。”

金贞淑进了店,东看看西看看,说:“你的店真漂亮。”赵远说:“还行。你什么时候到的?”

金贞淑说:“三天前到的。在朴顺姬那儿住了几天。她说你忙,不让我打扰你。可我等不及了。”她吐了吐舌头,像个小姑娘。

赵远笑了:“来了好。吃饭了吗?”

金贞淑说:“没有。我要吃你做的辣炒年糕。”

赵远说:“等着,马上好。”

他转身进后厨,开火,倒油。锅里的油热起来,他抓了一把年糕下锅,翻炒着。金贞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油烟腾起来,呛得她轻轻咳嗽,但她没走。

赵远炒好年糕,又做了个海带汤,端上桌。金贞淑吃了一口年糕,眼睛眯起来:“还是那个味道。不,比那个味道还好。”

赵远看着她,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这个姑娘,从元山跑到苏州,就为了吃一口他炒的年糕。他忽然觉得,自己这双手,除了炒菜,还有了别的意义。

金贞淑在苏州待了十天。赵远带她去了市区,看了金鸡湖,去了观前街,逛了虎丘。金贞淑说,苏州真美。赵远说,你那里也美。金贞淑说,元山有海,海和这里不一样。赵远说,那以后有机会,我去看海。金贞淑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真的吗?”赵远说:“真的。”

临走前一晚,金贞淑来店里,帮赵远洗碗。两人并肩站在水池边,一个洗一个冲。水声哗哗的,像一场小雨。

金贞淑说:“赵师傅,我这次回去,可能还要再干几年。等我攒够了钱,我就来苏州开一家朝鲜小吃店。到那时候,你还会在吗?”

赵远说:“在。只要这家店还在,我就在。”

金贞淑说:“那说好了。你要等我。”

赵远笑了笑,说:“好。”

第二天,赵远去车站送她。月台上,金贞淑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塞进赵远手里。赵远问是什么,她说:“我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是一包海菜。她说,你帮过我们,我们家没什么好东西,只有这个。你拿回去煮汤,好喝。”

赵远把纸包攥在手里,说:“替谢谢你妈妈。”

金贞淑说:“我还会来的。”

赵远点头。

火车开动了。金贞淑站在车窗里,朝他挥手。赵远也挥着手。阳光照在铁轨上,亮得刺眼。他站在原地,看着火车渐渐远去,直到变成一个黑点。

他低头看看手里的纸包,又抬头看看天空。天很蓝,很干净。他想,这世上,总有些相遇,像火车进站又出站,短暂,却让人惦记一生。

而这家小店,会一直在这里。为那些离开的人,也为那些终将回来的人。

他转身,往出站口走去。脚步很轻快。风迎面吹来,带着秋天的凉意,也带着一点点海的气息。

九月的苏州,秋老虎还没走。赵远的小吃店里热得像个蒸笼,几台摇头扇呼啦啦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光着膀子,系条围裙,在灶前炒菜。汗珠子从额头上滚下来,沿着下巴滴到灶台上,“滋啦”一声就干了。小陈在旁边配菜,也是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金贞淑走后,赵远时不时会想起她临别时说的那句话——“你要等我。”他当时笑了笑,没太当真。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发现自己心里隐隐约约在等。等什么,他说不清。也许等的不是金贞淑,而是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明白的盼头。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

九月底,英子又来了。这次她带着一个超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从成都批来的秋季女装。她说,国庆节前是卖衣服的好时候,她要在苏州待十天,白天去市区摆摊。赵远说:“你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摆什么摊?”英子说:“我在成都也摆。没事,我都摸熟了。”赵远说:“那我陪你去。”英子说:“你店不要了?”赵远说:“有小陈呢。上午我帮你去摆摊,下午回来忙店。”英子拗不过他,就答应了。

那些天,赵远每天一大早起来,帮英子把大箱子搬到三轮车上,载着她去市区。英子在一条小街的早市边找了个位置,支开一个折叠衣架,把衣服一件件挂起来。赵远坐在旁边的马路牙子上,帮她看摊。英子卖衣服有一套,见人就笑,嘴也甜,什么“姐你皮肤白,这颜色你穿好看”“这料子不起皱,上班穿正合适”。一上午下来,能卖出去十几件。赵远在一旁看着,觉得这女人真能干。

中午收摊,赵远请英子吃盒饭。两人就坐在路边的花坛边上,一人捧个泡沫盒子,吃得呼噜呼噜。英子把肉拨给赵远,说:“你吃,我不爱吃肉。”赵远又把肉夹回去:“你瘦,你吃。”两人推来推去,最后把肉掰成两半。赵远看着英子把半片肉放进嘴里,忽然觉得这盒饭比什么都香。

晚上回到小吃店,英子会帮赵远端盘子收碗。店里客人多的时候,她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总带着笑。有客人以为她是老板娘,英子也不解释。赵远在旁边听了,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跳得慌。

国庆节那天,生意格外好。赵远从早忙到晚,英子也一直跟着忙。晚上收工后,两人坐在店门口的空地上,一人一瓶冰汽水。天上有月亮,圆圆的,照得街面发白。英子说:“今晚的月亮真好。”赵远说:“嗯。”英子说:“赵远,我以后每年都来苏州,好不好?”赵远说:“好。”英子转过头看他,眼睛亮晶晶的:“我说真的。我打算在苏州租个门面,卖衣服。这样就不用两地跑了。”赵远愣了:“你要搬来?”英子说:“还没想好。得看铺子租金贵不贵。我现在手上没多少钱,怕撑不住。”赵远说:“钱的事,我帮你。”英子说:“不用你的钱。我自己能行。就是……想离你近点。”

赵远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低头喝了一口汽水,汽水已经温了,但嗓子还是被顶得发酸。他说:“英子,我是离过婚的人。”英子说:“我知道。我也是。”赵远说:“我没什么本事,就这两间小店。”英子说:“我看上的是你这个人,又不是你的店。”赵远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英子也不催他,只是抬头看月亮。月光落在她脸上,柔柔的。

过了好一会儿,赵远说:“英子,等过了年,你来。我帮你找铺子。”英子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

英子是十月中旬回成都的。她走的时候,赵远去车站送她。这次,他没让她一个人挤人流。他买了张站台票,帮她拎行李,一直把她送到车厢门口。英子上车前,回过头来,说:“赵远,你要好好的。”赵远说:“你也是。”英子说:“我回了成都,就跟糖糖和她外婆商量。过了年,我就带糖糖来苏州。”赵远说:“我等着。”

火车开了。赵远站在月台上,看着车窗里的英子。她贴窗坐着,朝他挥手。赵远也挥手。车渐行渐远,他的影子被拉长,孤零零地印在月台上。他忽然想,这半辈子,他一直在送人。送英子,送金贞淑,送舅舅舅妈。什么时候,才能有人留下来,不走了?

十月下旬,老周从安徽打来电话。他说,老家房子修得差不多了,舅妈身体也查了,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血压高,得按时吃药。赵远说:“那你们啥时候回来?”老周说:“过完年吧。老家这边还有些事,你外婆的坟要重新修整。再说,我跟你舅妈在老家待着也舒服,空气好。”赵远说:“行。你们照顾好自己。”老周说:“你店怎么样?”赵远说:“还行。有吃有喝,饿不着。”老周说:“别光顾着挣钱,找个暖被窝的。”赵远笑:“知道了舅,您怎么跟我妈一样。”老周也笑:“我是替你操心。”

挂了电话,赵远站在店门口,看着街上的车流。天已经黑了,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他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一眼能望到明年。明年的这个时候,英子该来了吧。到时候,这条街上会多一个卖衣服的女人,他身边会多一个知冷知热的人。也许,生活真的会不一样。

十一月,天气凉下来。赵远给小吃店添了几样热汤。辣白菜汤、大酱汤、海带排骨汤,每天换着来。小陈学会了做韩式拌饭,味道不错。店里的生意更好了,尤其是晚上下班那一阵,六张桌子经常不够坐。赵远寻思着,等过了年,把隔壁那间空铺子也租下来,打通了,多摆几张桌子。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赵远正在店里忙,门口来了个人。那人穿着件旧棉袄,头发灰白,背微驼,站在门口朝里张望。赵远抬头一看,愣了好一会儿,才叫出来:“妈。”

赵远的母亲,吴秀英,今年五十八了。她改嫁后,赵远很少见她。上次见面,还是赵远父亲去世十周年的时候,在老家坟上。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吴秀英看起来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蛇皮袋,像个过路的老太太。

赵远放下手里的活,走过去,说:“你怎么来了?”

吴秀英说:“我来看看你。”她的声音很小,带着安徽老家的口音,尾音微微发颤。

赵远说:“进来坐吧。”他把她让进店里,找了张靠里的桌子。小陈倒了杯热水过来。赵远说:“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碗面。”

吴秀英说:“不用,我不饿。”

赵远说:“坐了一天车,哪有不饿的。”他转身进后厨,煮了碗青菜鸡蛋面,端出来放到她面前。吴秀英看着那碗面,眼睛就红了。她拿起筷子,挑起几根面条,慢慢送进嘴里。赵远坐在对面,不说话。

面吃到一半,吴秀英放下筷子,说:“远子,妈对不住你。”

赵远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吴秀英说:“你后爸身体不好,家里三个孩子要养。妈也是没办法,才没顾上你。”她说着,眼泪掉下来,滴在面汤里。

赵远说:“我挺好的。你看,这店是我的。我能养活自己。”

吴秀英抬头看他,嘴唇哆嗦着:“妈知道。你从小就能干。你舅跟我说了,你现在开了店,还帮你舅看饭馆。妈高兴。”

赵远心里五味杂陈。他小时候确实怨过她。怨她改嫁,怨她把自己扔给舅舅。可后来大了,他也慢慢想通了。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带个孩子,日子能怎么过?她改嫁,也许不是不要他,而是想给他一条生路。

“你在这待几天?”赵远问。

吴秀英说:“我明天就回。就是来看看你。”她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卷钱,有零有整,用皮筋扎着。“这是三千块钱。妈这些年省下来的。你拿着,添点钱,把店弄好点。”

赵远把钱推回去:“不用。我有钱。”

吴秀英说:“你拿着。妈没别的本事,就这点心意。”

赵远说:“你拿回去给后爸买药。他身体不好。”

吴秀英的眼泪又下来了:“远子,妈知道你怨我。这钱你要是不拿,妈心里过不去。”

赵远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行。我拿一千。剩下的你带回去。”

吴秀英说:“都拿着。”

赵远没再推辞。他把布包接过来,放进兜里。吴秀英这才露出一点笑,像完成了一桩搁在心里多年的大事。她说:“我听说,你处了个对象,四川的?”赵远说:“算吧。”吴秀英说:“人好就好。妈不图别的。”赵远“嗯”了一声。

第二天,赵远送吴秀英去车站。临上车前,吴秀英拉着赵远的手,说:“远子,等妈走了,你要好好吃饭。”赵远说:“知道了。”吴秀英说:“要不,过年回老家一趟?你后爸他也想见见你。”赵远说:“看情况吧。”吴秀英叹了口气,转身上了车。

赵远站在站台上,看着车开走。他忽然发现,母亲的背驼了,走路也不如从前利索了。她真的老了。那个曾经把他扔下又回来找他的女人,现在只是一个瘦小的、被生活磨平了的老太太。他心里那点残余的怨,像被风吹散了一样,轻了,淡了。

十二月,苏州的冬天正式来了。赵远的小吃店门口挂上了棉门帘,屋里生了个炉子。炉子上总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客人一进门,眼镜片上就蒙一层雾。赵远给他们递毛巾擦眼镜,都是熟客,笑骂几句,点上几个热菜,喝点小酒。店里热气腾腾的,比外头暖和。

一天晚上,朴顺姬来了。她裹着件长款羽绒服,脸冻得通红。赵远给她盛了碗海带汤。朴顺姬喝了两口,说:“赵师傅,金贞淑来信了。”赵远问:“说什么了?”朴顺姬从包里掏出几张纸,是金贞淑写的信。信上说,她的小吃摊被当地一个地痞看上了,那人要收管理费,不交就掀摊子。金贞淑不肯,那人就三天两头来找麻烦。她报了警,但那边的人只是调解了一下,没什么用。她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也许开店的梦,要等很久很久了。

赵远看完信,脸色有些沉。他问朴顺姬:“金贞淑有没有说,那人是谁?”朴顺姬摇头:“她只说是个本地人,大家都叫他‘金牙’。”赵远说:“她在那边,我们帮不上忙。”朴顺姬说:“我也是这么想。可我不甘心。金贞淑那么好的人,凭什么被欺负。”赵远说:“你给她回信,让她先别硬撑。摊子要是不好做,就先撤。人最重要。等以后有机会,再来中国。”朴顺姬点头,但眼里满是不忿。

那天夜里,赵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想起金贞淑坐在饭馆里吃辣炒年糕的样子,想起她蹲在巷口哭的样子。这么远的地方,他什么也做不了。那种无力感,像冬天的冷风,从窗缝里透进来。

过了几天,赵远去老周的饭馆里取东西。饭馆已经歇业好几个月了,里面蒙了一层灰。他打开灯,看见那些桌椅还是走时的样子,只是空气里多了股潮湿的霉味。他走到收银台前,看见那面墙上还贴着他当时贴上去的十块钱。钞票旧了,但还在。他伸手轻轻按了按,把它按得更牢。

他忽然想,这店不能一直这么空着。老周一天不回来,他就该让它活着。他给周海生打了个电话。周海生说:“我也这么想。舅这饭馆,关了可惜。”赵远说:“那咱把它开起来。我两边跑。你宋雅要是不忙,也来。”周海生说:“行。我跟宋雅商量商量。”

十二月中旬,老周的饭馆重新开门了。门上贴了张手写告示:“本店重新营业,凡到店消费满五十元,送辣炒年糕一份。”这是赵远的主意。周海生笑他:“你这广告打得真土。”赵远说:“管用就行。”

重新开业那天,来了不少老客。他们都说,这店关门那阵,想吃老周的红烧肉,找不到地方。赵远说:“舅不在,我手艺不如他,你们多担待。”客人们都笑。有人点了一份辣炒年糕,吃完说:“这比外面的好吃。”赵远说:“那以后常来。”

饭馆和小吃店两边跑,赵远忙得不可开交。小陈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小吃店后厨基本交给他。赵远主要在饭馆这边,兼顾两边的账。周海生和宋雅也帮忙,一个管采购,一个管收银。几个人像一家人似的,把这个小饭馆撑了起来。

赵远想,也许这就是老周最想看到的。他辛苦了半辈子的店,没有散。它换了一拨人,但那股子热乎劲儿还在。

腊月二十三,小年。赵远给老周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老周说:“房子修好了,你舅妈身体也稳了。我们这两天就动身。”赵远说:“那好,我给你们把屋子打扫打扫。”老周说:“别费那个劲。倒是你,过年怎么办?一个人?”赵远说:“有海生,有宋雅。英子也说来陪我过年。”老周在那头笑了:“那敢情好。你把英子看好了,别让人家跑了。”赵远说:“跑不了。”

腊月二十五,老周和他媳妇回来了。赵远和周海生去车站接。老周比走的时候胖了些,精神也好。他媳妇气色红润,就是头发又白了几根。老周一下车,就急着去饭馆看看。赵远开着面包车,载着他们回店里。老周站在饭馆门口,看着重新开张的招牌,看着屋里热热闹闹的客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站在那儿,眼睛湿湿的。

赵远说:“舅,这店,我们给您看着呢。”

老周拍拍他的肩,说:“好。好孩子。”

那天晚上,一大家人聚在饭馆里吃饭。老周亲自下厨,做了他拿手的红烧肉、糖醋排骨。赵远也炒了几个菜。周海生和宋雅买了酒。英子提前一天到了,也在。满屋子热气腾腾,笑声不断。

老周举起杯,说:“这杯酒,敬咱们这个家。散了这么多年,终于又聚到一块儿了。”

大家举杯。赵远抿了一口酒,看着这一桌子的人。舅舅、舅妈、周海生、宋雅、英子。还有他自己。这是他在这座城市里,全部的亲人了。他想,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呢?不就图个热气腾腾的团圆吗?

英子坐在他旁边,悄悄给他夹了块排骨。赵远低声说:“谢谢。”英子说:“吃吧。”她笑着,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那天夜里,赵远送英子回旅馆。一路上,两人都没说话。风很冷,但英子的手很暖。她走着走着,忽然伸手,勾住了赵远的手指。赵远没躲,反手把她的手握住了。

英子说:“赵远,我决定了。过了年,我就搬来。”

赵远说:“好。”

英子说:“你把铺子帮我找好。我要离你的店近一点。”

赵远说:“好。”

英子停下脚步,转过身,仰头看着他。月光下,她的眼睛里有水光,也有火光。她说:“你不许再跑了。”

赵远把她拉进怀里,下巴抵在她的头顶,说:“不跑了。这些年,跑累了。”

英子把脸埋在他胸前,闷闷地“嗯”了一声。

那一刻,赵远觉得,自己像一条在风浪里漂了太久的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靠岸的港口。

年三十晚上,赵远的小吃店没有打烊。他做了几锅热腾腾的饺子,端给那些还在街上奔波的人。有外卖骑手,有环卫工,有赶不上回家的打工者。赵远站在门口,朝他们喊:“进来吃饺子,不要钱。”

有人犹豫,有人不好意思。赵远就笑:“今天过年,图个热闹。你们不吃,我心里不踏实。”

一个年纪大的环卫工走进来,端着碗饺子,手有些抖。他吃了一个,眼泪就下来了,说:“老板,你是个好人。”

赵远说:“别说这些。快吃,不够还有。”

英子站在他身后,看着这一幕,眼睛也红了。她走过去,帮赵远给客人盛饺子。两人一个端一个送,配合默契。小陈在厨房里煮饺子,周海生和宋雅也在。老周和他媳妇坐在角落里,面前也摆着一碗饺子。老周说:“这年过得,有滋有味。”

那天晚上,赵远没喝多少酒,却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他看着店里来来去去的人,看着他们吃饺子的样子,心里满得发疼。他想,他这辈子做不成什么大事。但能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年三十晚上吃上一口热乎饺子,他觉得值。

大年初一,英子带赵远去庙里烧香。英子说,四川人过年都有这个讲究,祈求来年平安。赵远不信这个,但也跟着去了。庙里香火旺盛,人头攒动。英子跪在蒲团上,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赵远站在一旁,看着她。烟雾缭绕中,她的脸显得格外柔和。

出了庙,英子说:“你猜我许了什么愿?”赵远说:“不知道。”英子说:“不告诉你。说出来就不灵了。”赵远笑:“好,不说。”英子挽住他的胳膊,说:“走吧,去你的店里。我想吃你做的汤圆。”赵远说:“北方过年吃饺子,南方才吃汤圆。”英子说:“我就要吃汤圆。”赵远说:“行,给你做。”

他牵着她的手,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往店里走。阳光很好,照得整条街暖洋洋的。他忽然觉得,新的一年,真的不一样了。

正月十五过后,英子回成都处理那边的事。她把铺子盘给了别人,又把女儿糖糖的转学手续办好了。赵远在苏州这边,也帮她相中了一个铺面,就在小吃店斜对面,十几平米,不大,但位置好。他先垫了三个月房租。英子回来后,看到那间铺子,高兴得直拍手,说:“就是这儿,我满意极了。”

三月初,英子带着糖糖搬来了苏州。赵远去车站接她们。糖糖六岁多,扎着两个小辫子,见着赵远,怯怯地叫了声“叔叔”。赵远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根棒棒糖,说:“糖糖,这是给你买的。”糖糖看看英子,英子点点头。糖糖才接过去,小声说:“谢谢叔叔。”赵远笑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想吃什么就跟叔叔说。”

赵远帮她们在小区里租了套两居室。房租不贵,他承担大部分。英子不肯,说她自己能付。赵远说:“你刚来,花钱的地方多。等铺子赚了钱,你再还我。”英子这才作罢。

英子的服装店取名“糖糖衣橱”。开业那天,赵远请了舞狮队,热热闹闹地在门口耍了一场。老周、周海生、宋雅都来了。董姨也来了,还给英子包了个红包。英子忙里忙外,脸上全是笑。赵远看着她,觉得这日子真好。

糖糖上了附近的一所幼儿园,离家近。赵远每天下午不忙的时候,会去接她。糖糖一开始还认生,后来熟了,每天一看见赵远,就张开小手跑过来,喊:“赵叔叔!”赵远把她抱起来,架在肩上,一路走回店里。英子在店里忙,透过玻璃门看见他们,就笑。

店里有个常客问赵远:“那是你闺女?”赵远说:“嗯。”客人说:“长得真俊,像你。”赵远笑笑,不解释。他心里想,等以后,就让糖糖管他叫爸爸。

四月初,金贞淑来信了。信上说,那个叫金牙的地痞被人举报了,是几个外村人联合起来告的。上头来了调查组,把他抓了。金贞淑的小吃摊又能正常营业了。她在信里说:“赵师傅,我就知道,日子不会一直坏下去。我现在每天出摊,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妈妈让我谢谢你。她说,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我还在攒钱。总有一天,我要去苏州,看看你。金贞淑。”

赵远把信读了好几遍。他给金贞淑回了信,写得很短:“好好干。我等你来。赵远。”

五月份,老周的身体越发好了。他每天在饭馆里坐镇,还收了两个学徒,都是附近打工的年轻人。老周教他们做菜,教他们看账本,也教他们怎么对待客人。赵远有时候过去,看见老周坐在那儿,身边围着几个后生,一口一个“周师傅”地叫。老周眯着眼,笑得很满足。

赵远想,这大概就是传承吧。老周把他的手艺和心肠,一点一点传下去。而这个饭馆,这个街角,也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变得越来越暖。

六月底,赵远和英子领了证。没有大办,只在饭馆里摆了三桌。来的还是那些人:老周、老周媳妇、周海生、宋雅、董姨、小陈,还有几个相熟的客人和邻居。英子穿了件红裙子,赵远穿了件新衬衫。糖糖做花童,捧着个小花篮,笑得比谁都欢。

敬酒的时候,英子眼里有泪。她说:“赵远,我十二年前就认定你了。从你递给我那桶泡面开始。”赵远说:“我也是。从你把红绳塞给我开始。”两人相视一笑,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老周坐在主位上,笑中带泪。他站起来,端着酒杯,说:“小远,英子,舅舅祝你们白头到老。这杯酒,舅舅先干为敬。”他一仰脖,喝了个干净。赵远赶紧过去扶他:“舅,你慢点。”老周说:“没事。今天高兴。”

那天晚上,赵远和英子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英子靠在赵远肩上,说:“赵远,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赵远说:“嗯。好好过。”他低头,在她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窗外的月亮很圆,照得满屋子亮堂。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平淡,踏实,带着人间烟火的暖。

赵远的小吃店和英子的服装店,成了这条街上的一对。一个卖吃的,一个卖穿的。顾客们常常在两间店之间串。赵远有时候会给英子送饭,英子会给赵远店里添几件围裙。糖糖放学后,两家店都是她的游乐场。她会在小吃店的厨房门口看赵远炒菜,也会在服装店的试衣镜前学妈妈卖衣服的样子。

有一次,糖糖对赵远说:“赵叔叔,别人都说你是我爸爸。”赵远蹲下来,认真地看着她:“那糖糖愿不愿意叫我爸爸?”糖糖歪着头想了想,说:“愿意。”然后凑到他耳边,轻轻地叫了声“爸爸”。赵远的眼眶一下湿了。他把她抱起来,高高举过头顶,说:“走,爸爸给你买糖吃。”

英子站在服装店门口,看着这一幕,笑着擦了擦眼角。

七月底,赵远用攒下的钱,把小吃店隔壁的铺子也租了下来。两间打通,店面大了一倍。他添了几张新桌子,请了个新帮工。菜单也换了新的,增加了好几个新菜。开业那天,他站在店门口,看着招牌上“远味小吃”四个字,心里满是感慨。他想,当初那个在东莞候车厅里啃冷馒头的穷小子,如今真的有了自己的店。虽然不大,但每一寸都是自己挣来的。

他知道,这世上还有很多人,像当年的他一样,在某个角落里挣扎。他们也许正饿着肚子,也许正为几块钱的饭钱发愁。他帮不了所有人,但只要有人走进他的店里,他就不会让他们饿着。

这是老周教他的,也是生活教他的。

八月中秋,赵远和英子带着糖糖回安徽老家看母亲。母亲老了,背更驼了,但精神还好。后爸的身体也稳住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母亲拉着英子的手,不停地说好。英子笑着说:“妈,以后常来苏州看我们。”母亲说:“好,好。”她的眼睛湿湿的,但脸上是笑的。

赵远站在老屋门口,看着院里的枣树。这树是父亲活着时种的,如今已经高过屋檐了。他想起很小的时候,父亲在树下抱着他,说:“远子,长大要有出息。”他不知道现在的自己算不算有出息。但他觉得,至少没有辜负什么。

回苏州的那天,母亲送他到村口。赵远说:“妈,回吧。天凉。”母亲说:“你走,妈看着你走。”赵远转身,往村外走。走了很远,他回过头,看见母亲还站在那儿,远远地,像一棵老树。他挥了挥手,然后快步追上英子和糖糖。

车上,糖糖靠着他睡着了。英子轻轻说:“以后每年都回来看看。”赵远“嗯”了一声。他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心里很静,很暖。

这座城市,终究不再是他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