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父亲头七刚过，灵堂的白花还没摘完，继母周桂芬就消失了。衣柜空了一半，存折少了三万，连她养了五年的那只黄狸猫都没带走。邻居说天没亮看见她拎着个旧皮箱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三十年，她在这个家当牛做马，把我从六岁拉扯大，如今父亲尸骨未寒，她竟连句交代都没有就跑了。我攥着父亲临终前塞给我的那把铜钥匙，心里翻江倒海——这算什么？三十年恩情，就值三万块？
一
父亲走的那天是立秋，天还热得厉害，蝉在院外的老槐树上叫得人心烦。
我叫宋海生，今年三十六，在城南的农机厂当技术工，媳妇赵小莉在镇上超市做收银，闺女宋甜甜刚上小学二年级。父亲宋德贵是开了一辈子拖拉机的老把式，肺里吸了几十年的灰土，最后那两年咳嗽起来整个人蜷得像只煮熟的虾米。
继母周桂芬比父亲小八岁，嫁给他的时候才二十八，我那时候六岁，刚记事。亲妈是生我时候落下的病根，拖了几年没拖过去，走的时候我四岁，对她的印象就剩下一张黑白照片里的模糊轮廓。
周桂芬来的时候扎着两条麻花辫，穿一件碎花的的确良衬衫，手里拎着个红皮箱，站在院门口冲我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她说：“海生，叫妈。”
我没叫。后来也没叫过几次。三十年，我叫她“姨”叫了二十多年，近些年干脆连称呼都省了，有什么事直接说事。
父亲出殡那天，周桂芬哭得站不住，整个人软在棺材边上，是我和媳妇一左一右把她架起来的。她嗓子哭哑了，却还在念叨：“德贵啊，你说走就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当时心里还酸了一下，觉得这三十年她虽然没生养，但对父亲是真心的。
谁知道头七还没过完，她就跑了。
二
发现她走的是头七后第二天早上。
头天晚上我还跟她说了话，问她晚饭想吃什么，她说没胃口，煮碗面就行。我让赵小莉下了碗青菜鸡蛋面端过去，她吃了小半碗，说困了想早睡。我们也没多想，父亲走后她一直精神不好，睡得早也正常。
第二天一早，赵小莉去喊她吃早饭，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推开门一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抹得没有一道褶子，衣柜门开着半边，里头挂着的几件好衣裳不见了。
赵小莉站在门口愣住了，回头喊我：“海生，你快来看！”
我趿拉着拖鞋跑过去，一看那场景，心里“咯噔”一下。我三步并两步走到衣柜前拉开下面那层抽屉——父亲放存折的那个铁盒子还在，可打开一看，里头三张存折少了一张，那张上面有三万一千多块钱，是父亲这些年攒下的养老钱。
床头柜上压着一张纸，上头就写了一行字，是周桂芬的笔迹，歪歪扭扭的：“我走了，别找我。”
连个落款都没有。
赵小莉气得脸都白了：“这叫什么事？爸才走几天啊，她就拿钱跑了？三十年的情分喂了狗了？”
我没吭声，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周桂芬虽然读书不多，但平时写字不是这样的。这行字写得又急又乱，“走”字的最后一捺拖出去老长，差点划破了纸。她写这行字的时候手一定在抖。
三
邻居吴婶在巷口卖早点，天不亮就出摊。她说那天早上四点多钟，看见周桂芬拎着那个旧红皮箱出了门，往公交站方向去了。
“我当她是去买菜呢，还打了声招呼，她也没怎么应，低着头走得飞快。”吴婶一边炸油条一边跟我说，“后来一想不对劲啊，谁买菜拎那么大个皮箱？”
我问：“她坐几路车走的？”
“好像是去县城的那个班车，五点半那趟。”吴婶拿围裙擦了擦手，“海生啊，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你桂芬姨那个人吧……这些年也不容易。”
我没接话，转身回了家。
赵小莉已经把周桂芬住的那屋收拾了一遍，该洗的该晒的都归置好了。她坐在堂屋里剥豆子，见我进来，抬头说：“你那个老同学，就是派出所上班的那个，要不要问问？看能不能查到坐车去了哪儿。”
我说不用。
赵小莉把豆荚往盆里一摔：“宋海生，三万块钱就算了？你爸刚走，她就来这么一出，你不气？”
我坐到她对面，把她摔出来的豆荚捡起来：“气有什么用？人都走了。”
其实我不是不气，只是心里有一块地方堵得慌，说不上来是气还是别的什么。周桂芬在这个家三十年，打我六岁起到我三十六岁，洗衣做饭种地喂鸡，父亲下地回来热汤热饭从没断过。我娶媳妇、盖厢房、生闺女，哪一样她没搭把手？
可她还是走了。父亲刚咽气，她就走了。
四
接下来几天，家里气氛一直不对。
赵小莉嘴上不说，心里憋着火，做的饭都少了往日的精神。我闺女宋甜甜倒是没心没肺，放学回来还问：“奶奶去哪儿了？怎么好几天没看见她？”
赵小莉把饭碗往桌上一顿：“别叫奶奶，她不是你奶奶。”
甜甜吓得不敢吭声，低着头扒饭。我看了赵小莉一眼，想说什么，还是咽了回去。
晚上躺床上，赵小莉背对着我，半天没动静。我以为她睡着了，正要关灯，她忽然翻过身来：“海生，我不是小气那三万块钱。我是替爸不值。爸对她什么样，你心里没数？那年她腿摔断了，爸在医院陪了半个月，端屎端尿的，回来人都瘦了一圈。她呢？爸刚走，她连七天都没等满。”
我把灯关了，屋里黑下来，只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一截，落在衣柜的镜面上。
“她走之前那天晚上，”我慢慢开口，“给我爸烧了一沓纸钱，在院子里烧的。我在屋里隔着窗户看见了，她一边烧一边念叨什么，声音太小听不清，但烧完了她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坐到了后半夜。”
赵小莉没接话。
我又说：“我爸临终前几天，单独叫过我一次，让我好好对他桂芬姨。他说这话的时候，把我妈的那张照片从褥子底下摸出来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把照片递给我，说这张你收着吧。”
“什么意思？”赵小莉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他是怕自己走了之后，我对桂芬姨不好。但现在想想，他那句‘好好对她’，说得挺重的，像是心里有事。”
赵小莉沉默了一会儿，语气软了些：“那你说她能去哪儿？她娘家那边早没人了，就一个弟弟在广东打工，好多年没联系了。”
“明天我去县城转转。”我说，“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五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半天假，坐班车去了县城。
县城不大，主街就那几条。我拿着周桂芬的照片，从汽车站开始一家一家问。问了一圈没人见过，倒是车站卖茶叶蛋的大妈说，前两天确实有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拎着红皮箱坐车走了，但不是往县城里头，是转车去了市里。
“往市里去的？”我心里一沉。
市里就大了去了，上哪儿找去？
我在车站买了瓶水，坐那儿想了半天。周桂芬在县城能有什么去处？她嫁给我爸之前就在县城待过两年，在一家裁缝铺做活。那家铺子还在不在？
凭着记忆，我找到那条老街。铺面拆了大半，剩下几家卖五金和杂货的。我找到原来裁缝铺的位置，现在是一家奶茶店，店里的小姑娘扎着马尾，正趴在柜台上玩手机。
我敲了敲台面，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喝什么？”
“打听个人。”我把照片递过去，“这家店以前是个裁缝铺吧？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桂芬的，五十多岁，以前在这做过工？”
小姑娘瞥了一眼照片，摇摇头：“我是去年才来这打工的，不认识。”她顿了顿，“不过你要找裁缝铺的老人，东街那边还有个老师傅，姓刘的，开了几十年裁缝店了，你去找他问问。”
我道了谢，按照她指的方向找到了那家店。门脸很小，夹在一家理发店和一家粮油店之间，招牌都褪了色，上面写着“刘记裁缝”。
推门进去，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在踩缝纫机，听见门响抬起头来。我说明来意，把照片递过去。
刘师傅摘了眼镜凑近了看，忽然“咦”了一声：“这不是桂芬吗？”
“您认识她？”
“认识认识，她以前跟着我学过两年的手艺，出师以后就去了南边那家铺子做活。”刘师傅把照片还给我，“后来听说她嫁到乡下去了，再没回来过。怎么，出什么事了？”
我简单说了情况，刘师傅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慢慢说：“桂芬那姑娘，是个苦命人。她来跟我学手艺的时候才二十出头，从家里跑出来的，具体什么事她不说，我也不好问。但有一回她吃了酒，掉了几滴眼泪，说她妈走得早，后妈待她不好，她爹又不管，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桂芬从没跟我说过这些。我只知道她娘家在邻县乡下，嫁过来之后几乎没回去过，逢年过节也不走动，她说是家里人少，没啥可走的。现在想来，怕是压根就不想回去。
“后来她嫁了人，我还随了礼。”刘师傅叹了口气，“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她男人走了……”
我谢过刘师傅出来，站在街上发了会儿呆。太阳毒得很，晒得柏油路发软。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父亲交给我的那把铜钥匙。
六
那把钥匙是父亲临终前两天，趁赵小莉出去打水的工夫单独给我的。
当时父亲已经不大能说话了，喘一口气要歇半天。他让我扶他坐起来，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塞到我手心里。钥匙不大，比普通的门钥匙短一截，上头刻着个“周”字，磨得都快看不清了。
父亲攥着我的手说：“这个……你收好。等我不在了，你去……去老屋看看。”
“什么老屋？”我问。
他没再往下说，躺回去闭了眼，脸上全是疲惫。
我那时候以为他是糊涂了说胡话——老屋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院子，还能有什么老屋？
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是别的地方。
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一圈，没找到哪把锁能对上这把钥匙的。赵小莉见我翻东西，问找什么，我把钥匙给她看了，她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说没见过。
“爸给你的？什么时候的事？”她问。
“走前两天。”
赵小莉把钥匙还给我，忽然说：“你说……这会不会是你妈那边的东西？”
“不可能，这是铜的，上面刻着‘周’字呢，明显是桂芬姨家的。”
赵小莉想了想：“那会不会是她在别处有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爸让你替她去拿？”
我说不清楚，但那把钥匙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总觉得里头有什么故事。
七
又过了两天，我去镇上邮电所寄东西的时候，碰见了老周。
老周是镇上邮递员，跑了二十多年的邮路，哪家哪户什么情况他心里门儿清。他见了我招呼一声：“海生，你妈找到了没有？”
镇上消息传得快，周桂芬走了这事儿估计半个镇子都知道了。
“没呢，”我说，“说是去了市里，但市里那么大，上哪儿找去。”
老周把一沓报纸码好，忽然压低声音说：“海生，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您说。”
“你爸走之前大概半个月吧，我碰见你桂芬姨在镇上邮局往外地汇了一笔钱。”老周比了个数，“五万整。我当时还纳闷呢，怎么汇这么多钱，但人家的事我也不好多问。”
“五万？”我愣住了，“汇到哪儿的？”
“好像是邻县一个什么镇，具体我没看清。”老周拍拍我的肩膀，“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你别多想。你桂芬姨那个人，心眼不坏，这么多年看着呢。”
我道了谢从邮电所出来，脑子里乱成一团。
她汇五万块钱去哪儿了？加上她带走的那三万，那就是八万。我们家虽然日子不算紧巴，但八万块钱差不多是父亲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了。她这是把所有钱都弄走了？
可我忽然又想起一件事——父亲走之前那两个月，精神好的时候还能下地走走，有几天他让周桂芬扶着去了两趟镇上，回来的时候脸色都不大好看。我问怎么了，父亲摆摆手说没事，有点累。
现在想想，那几天会不会就是去取钱汇款了？
可父亲为什么要瞒着我？
八
我决定再去一趟县城，这次是去县档案馆查点东西。
我让赵小莉请了半天假在家看甜甜，自己一早坐班车过去。路上我想了一路，周桂芬嫁给我爸那年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候婚嫁都要在乡镇登记。如果我想查她的籍贯，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手续，那里应该留了底。
县档案馆不大，在县政府大院后面的一栋老楼里。我说明来意，管档案的老大姐翻了半天户籍迁移底册，终于找到了周桂芬的名字。
“周桂芬，1968年生，原籍邻县清河镇周家坳村。”老大姐把册子推给我看，“1992年迁入本镇，婚姻状况……初婚。”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发现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随迁子女：周小霞，女，1989年生。”
周小霞？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周桂芬嫁给我爸的时候，带了个孩子？
九
从档案馆出来，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两根烟。
周小霞。1989年生的。也就是说，周桂芬嫁给宋德贵的时候，她身后还跟着一个三岁的小丫头。可我记事以来，从没见过这个女孩，家里也没有任何她存在过的痕迹。照片、衣裳、玩具，什么都没有。
她去了哪儿？
我打电话给老周，让他帮我查查当年的记录。老周在电话那头想了想说：“你等等，我问问镇上的老文书，他手里有旧档案。”
等了大概半小时，老周回电话过来：“海生，查到了。周小霞，1992年随母迁入，1995年迁出，迁出原因是‘投亲’，迁入地是邻县你桂芬姨的娘家。”
“投亲？投的什么亲？”
“上面没写那么细。”老周顿了顿，“不过我问了老文书，他还有点印象，说是那孩子被送回外婆家了，具体怎么回事他记不清了。”
我挂了电话，心里翻腾得厉害。
一个三岁的小姑娘，跟着母亲嫁到新家，过了三年又被送走了。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六岁到九岁那几年，记忆里怎么就没有这个姐姐或者妹妹的存在？
我使劲回想，脑子里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院里的大槐树，父亲从地里回来扛着锄头，周桂芬在灶台前忙活，我在院子里追鸡撵狗……但确实没有另一个小孩的影子。
是我记忆出了差错，还是有人刻意抹掉了她的存在？
十
从档案馆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去了趟父亲生前住的屋子。
屋子还保持着周桂芬走之前的模样，赵小莉收拾过一遍，但大部分东西都没动。我在父亲的床头柜底下翻出一个旧铁皮箱子，上头落了层灰。箱子没锁，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些老物件——几本旧账本、一捆用皮筋扎着的信、一个布包。
我先翻开账本，是父亲记的流水账，什么哪年买了化肥、哪年卖了粮食，字写得歪歪扭扭的。翻到后头几页，忽然看到一行字：“1995年，给小霞寄学费，二百。”
下一行：“1996年，给小霞寄衣服，一百五。”
再往后翻，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笔这样的记录，一直到2003年前后，后面就没了。
我把账本合上，又解开那捆信。信大概有七八封，信封上都是同一个笔迹，收件人写的是宋德贵，寄件地址是邻县清河镇。我拆开一封，信纸是那种田字格的作业本纸，上头是小孩子歪歪扭扭的字：
“爸：我在学校考了第三名，老师说再努力能考第一。外婆身体不好，老是咳嗽。妈寄来的钱收到了，我买了新书包。小霞。”
信很短，字也写得不怎么好，但那个“爸”字让我鼻子一酸。
我又拆了几封，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汇报学习、说家里情况、问妈妈好。最后一封的日期是2003年，上面写着：“爸，我要初中毕业了，打算去广东打工，不读书了。你别生气，我成绩也就那样，念下去也是浪费钱。等我挣钱了，给你和妈买好东西。小霞。”
这封信之后，账本上就再没有寄钱的记录了。
我攥着那些信坐在地上，好半天没动。
十一
我试着拼凑那几年的真相。
周桂芬带着三岁的周小霞嫁给了宋德贵，头三年她们母女在这个家里生活。后来周小霞被送回了外婆家——也就是周桂芬的后妈那里。
可周桂芬跟她后妈关系并不好，当年她就是因为受不了后妈的苛待才跑出来的。那她为什么还要把亲生女儿送回去？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宋德贵容不下这个孩子。
我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心头猛地一揪。可转念一想，我认识的父亲虽然脾气不算好，但心地不坏，他不像是会赶走一个三岁孩子的人。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拿着那些信去找了赵小莉。她看完之后也沉默了半晌，末了说：“海生，这事儿你得问问知道内情的人。你爸不在了，你桂芬姨走了，但镇上肯定还有人记得当年的事。”
我想到了一个人——我二叔，宋德义。父亲唯一的兄弟，住在镇东头，退休之前在粮站干了半辈子。
十二
第二天傍晚，我拎了瓶酒去了二叔家。
二叔七十多了，耳朵有点背，说话得凑近些。他见我来了挺高兴，让二婶炒了两个菜，我俩在院子里的小桌上坐下。
酒过三巡，我跟他提起周桂芬走了的事。二叔抿了口酒，叹了口气：“桂芬那个人，苦了一辈子，走就走了吧，你别怨她。”
“二叔，我不是来怨她的。”我把那几封信掏出来放在桌上，“我是想问您，周小霞是怎么回事？”
二叔看清那信封上的字，脸色变了变，放下酒杯沉默了老半天。
“海生，”他终于开口，“这事儿本来不该我来说，但你爸走了，桂芬也走了，也就剩我知道个大概了。”
他点了根烟，慢慢说起三十年前的事。
“你爸跟桂芬结婚的时候，确实带了个丫头，叫小霞，三岁。那孩子乖巧得很，不哭不闹的，见人就让叫，嘴甜。你那时候也小，六岁，俩孩子在一块处得还不错。”
“后来呢？”
“后来——”二叔吐了口烟，“你奶奶不愿意了。你奶奶那个人你知道，封建，重男轻女，她觉得自己孙子凭什么跟个外姓的丫头片子一块养？再说桂芬是二婚，带个拖油瓶，她心里一直不痛快。”
“就为这个？”
“也不全是为这个。”二叔看了我一眼，“你爸那时候身体还行，还想再要个孩子，可桂芬生了小霞之后伤了身子，大夫说不容易再怀了。你奶奶就撂了话，说这个家养不了两个外姓人，要么把丫头送走，要么让桂芬走。”
我攥紧了酒杯：“我爸就听我奶奶的了？”
二叔叹了口气：“你爸那会儿也为难得很。你奶奶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你爸是孝子，没法子。最后商量来商量去，把小霞送回了桂芬娘家，让她外婆带着，你爸每个月寄钱过去。”
“桂芬姨愿意？”
“她不愿意又能怎么办？”二叔把烟摁灭了，“她为了留在你爸身边，为了照顾你，把自个儿闺女送走了。海生，你想想，一个当妈的，把自己三岁的孩子送走，那是什么滋味？”
我低着头没说话。
“后来日子久了，你奶奶慢慢也接受桂芬了，但小霞一直没接回来。”二叔说，“桂芬每年都回去看一两趟，后来那孩子大了，去广东打工了，见面就更少了。你爸心里有愧，每年寄钱从没断过，直到后来小霞说不用寄了为止。”
“那她这次走……”
“我猜是去广东了。”二叔说，“她在这儿没了牵挂，自然就去找自个儿闺女了。海生啊，三十年，她把最好的年华给了你们宋家，到头来你爸走了，她还留在这儿做什么呢？”
十三
从二叔家出来，天已经黑透了。
我骑着电动车往家走，秋夜的凉风往领口里灌，吹得人清醒。一路上的路灯把影子拖得老长，又缩回去，再拖长，像这些年被拉拉扯扯的日子。
到家的时候赵小莉正哄甜甜睡觉，听见我回来从里屋出来问：“二叔怎么说？”
我把二叔的话原原本本跟她说了。赵小莉听完，眼圈就红了，她背过身去擦了擦眼睛，半天才说：“海生，咱冤枉她了。”
我没说话，坐到堂屋的板凳上，点了一根烟。赵小莉平时讨厌我在屋里抽烟，那天破天荒没管我，还给我倒了杯热茶放在手边。
“你说，”她坐到我对面，“小霞今年也三十多了吧？广东那么大，咱怎么找？”
“我有办法。”我说。
我把父亲留给我的那把铜钥匙又掏出来看了看。钥匙上那个“周”字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黄。我之前一直没想明白这钥匙是开什么锁的，但把周小霞的事情串起来之后，我忽然有了一个猜测。
周桂芬娘家那个老屋，她后妈还住在那里。那把钥匙，说不定就是老屋的。
“明天我去趟清河镇。”我说，“周家坳村。”
赵小莉点了点头：“你去吧，家里有我。”
十四
第二天一早，我坐班车去了邻县。
清河镇在邻县的最北边，群山环绕，路不好走。从镇上到周家坳村还得换乘一辆小面包，颠了快一个钟头才到。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稻田刚收了，田野里空荡荡的。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顺便打听周桂芬家。
小卖部的大爷说：“桂芬家？那个老周家的屋子啊，早没人住了。她后妈前两年走了，屋子一直空着。不过前阵子桂芬回来了几天，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又走了。”
“她回来了？”我心头一紧，“什么时候？”
“没多久，也就十来天前吧。”大爷想了想，“她还跟我说了几句话，说以后可能不回来了，让我帮看着点屋子，别让人进去糟蹋了。”
我谢过大爷，按他指的方向找到了那座老屋。
确实够老的，土坯墙，青瓦顶，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里头的黄泥。院门是两扇木门，上面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
我掏出那把铜钥匙，插进锁眼里。
“咔哒”一声，锁开了。
十五
院子里长了些杂草，但看得出来前不久有人清理过，草茬子都是齐整的。堂屋的门没锁，我推开进去，一股灰尘和旧木头的气味迎面扑来。
屋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个相框，里头是周桂芬和一个年轻姑娘的合影。姑娘二十出头，扎着马尾，眉眼跟周桂芬年轻时很像，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这就是周小霞。
我拿起相框看了看，发现下面压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海生亲启”。
是我的名字。
我拆开信，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横格纸，满满写了两页。周桂芬的字迹不算好看，但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
“海生：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走了。你别怪我一声不吭就走了，我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当面跟你说这些事。
我嫁给你爸那年你才六岁，瘦瘦小小的一个，蹲在院子墙角玩泥巴，看见我就往你爸身后躲。那时候我就想，这孩子没娘，我得好好待他。
后来有了你妹妹甜甜，我看着她在院子里跑，有时候就会想起小霞。小霞走那年也才六岁——跟你当年一样大。她被送走那天，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哭得嗓子都哑了。我说小霞听话，去外婆家住一阵子，妈过些日子就去接你。她抹着眼泪说好，然后跟着你奶奶上了车，一步三回头地看我。
这一看就是三十多年。
我不是没想过把她接回来，可你奶奶那边一直不松口，你爸夹在中间也为难。后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霞也大了，再说接回来也没什么意思了。可我心里那个疙瘩啊，这辈子都解不开了。
你爸病重那阵子，有天晚上他拉着我的手说，桂芬啊，这辈子我对不住你，对小霞更对不住。他说等他走了，让我去找小霞，别再守着这个家了。
我哭了一晚上。你爸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什么软话，可他那句‘对不住’，我等了三十年。
那五万块钱是你爸让我取出来寄给小霞的，他说是给外孙女的见面礼——小霞前年生了闺女。他说他这辈子没见过外孙女，让我替他去看看，抱抱那个孩子。
海生，你爸是个好人，他对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你也是好孩子，这三十年你虽然嘴上不叫我妈，可你从来没亏待过我。你娶媳妇那年，还特意跟我说，姨，你的红包我给你留着，到时候我闺女给你敬茶。那句话我记到现在。
我走那天早上，去你爸坟前坐了坐。我跟他说，德贵，我去看咱们外孙女了，你在那边好好的。
那把钥匙是老屋的，留给你做个念想。老屋后头的菜地里，我埋了一个坛子，里头是我这些年攒的一点东西，你拿去吧。
别找我，我到了那边会给小莉打电话报平安的。
桂芬”
我看完信，在堂屋里站了很久。
十六
我到屋后菜地找了找，在墙角那棵老枣树底下挖了半尺深，果然刨出一个陶坛子。坛口封着油布，解开一看，里头是一个布包。
打开布包，是一对银镯子，一副小孩子戴的银锁片，还有一沓泛黄的票据和几封信。
镯子和锁片我认得，是周桂芬嫁过来时候带的嫁妆，她平常舍不得戴，包在手绢里放在柜子最里头。那几封信是我父亲写给她的——他们刚结婚那几年，父亲偶尔去外地帮工，给她写的家信。信里的字写得歪七扭八，但每封都有一句“桂芬，你在家好好的，等我回来”。
我把东西一样样收好，重新把坛子埋回去，然后锁好院门，把钥匙揣回了兜里。
走出老屋院子的时候，太阳正好照在门口那棵枣树上，枣子红了一半，沉甸甸地坠着枝头。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年秋天周桂芬给我蒸枣糕，我一口气吃了三大块。她坐在灶台边上看着我笑，说：“慢点吃，别噎着。”
那时候我六岁还是七岁，坐在灶台边上，满嘴都是枣泥的甜味。她伸过手来替我擦嘴，手粗糙得很，可是暖和的。
十七
回到镇上，我在邮电所门口碰见了老周。他叫住我：“海生，你桂芬姨打电话来了，打到所里的，让你媳妇接的。她说她到广东了，挺好的，让小莉别担心。”
“电话号码留了吗？”
“留了。”老周撕了张纸给我写了一串数字，“她说这个号能找到她，让你有空打过去。”
我拿着那张纸回了家，赵小莉正在院子里收衣裳。见我回来，她把衣裳往盆里一撂，走过来问：“怎么样？见着人了？”
我把那封信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一会儿，眼泪就掉了下来，拿袖子擦了好几下才把信看完。
“海生，”她把信折好还给我，“你给她打个电话吧。”
我点了点头，进屋去拨那个号码。电话响了几声，那头有人接了，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喂，哪位？”
“我找周桂芬。”
那头顿了一下，然后我听见那个声音喊：“妈——电话！”
过了一会儿，周桂芬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喂？海生啊？”
她声音听着比走之前好多了，虽然还是带着点沙哑，但精神头明显不一样了。
“姨，”我开口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哑，“你到了就好。”
“到了到了。”她说，“小霞来接的我，外孙女都会走路了，胖乎乎的，像她妈小时候。”
我攥着听筒，半天没说出话来。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赵小莉在院子里收衣裳的影子透过玻璃映进来，模模糊糊的一团。
“姨，”我又叫了一声，这回声音稳了些，“过年的时候，带小霞和娃娃回来吧。家里屋子宽敞，住得下。”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我听见周桂芬吸了一下鼻子，然后她说：“行，看情况吧。”
“我把钥匙留着呢，”我说，“老屋那边的。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回来。”
她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边好一会儿没动。赵小莉抱着收好的衣裳推门进来，看了看我，也没多问，转身去叠衣裳了。
十八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我六七岁那年的夏天，院子里的大槐树开满了花，周桂芬在树下择韭菜，我蹲在旁边拿小棍儿戳蚂蚁窝。她择完韭菜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海生，进屋吃西瓜。”
我跟着她进了屋，堂屋的桌上放着半拉西瓜，她用刀切成小块，把中间最甜的几块拨到我碗里。我拿着勺子挖着吃，西瓜汁顺着下巴往下淌。
她拿了条毛巾过来给我擦脸，一边擦一边说：“慢点吃，别把衣裳弄脏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窗外有鸟在叫。我翻了个身，枕头上有点潮。
那天早上吃早饭，甜甜忽然问：“爸爸，奶奶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夹了一筷子咸菜放到她碗里：“快了吧，过年就回来了。”
甜甜“哦”了一声，低头扒了两口饭，又抬头说：“那我给奶奶留个糖，上次我考了一百分的草莓糖，可好吃了。”
赵小莉在旁边给她盛粥，听了这话手顿了顿，然后说：“留着吧，等你奶奶回来给她。”
我低头喝粥，没说话。
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簌簌地往下落。再过几个月就过年了，到时候院子里得扫干净，厢房也得收拾出来。
那把铜钥匙我放在了堂屋的抽屉里，和父亲的照片放在一块儿。照片上的父亲板着脸，不怎么笑，但眼睛看着镜头，里头有光。
后记
那年腊月二十八，周桂芬回来了。
同行的还有周小霞和她丈夫，怀里抱着个两岁多的丫头，扎着冲天辫，见了生人往她姥姥怀里躲。
周桂芬比走的时候胖了些，脸上也有了笑模样，进屋就挽起袖子帮赵小莉包饺子，俩人在灶台前忙活，有说有笑的。周小霞坐在堂屋里跟我和她丈夫说话，说她在广东开了个小饭馆，生意还行。
吃饭的时候周桂芬端了碗饺子，拿筷子夹了一个吹了吹，喂到外孙女嘴边。小丫头张嘴咬了一口，含含糊糊说：“姥姥，好吃。”
周桂芬笑了，眼角堆起皱纹，拿手背蹭了蹭眼睛。
那天晚上甜甜缠着周桂芬给她讲故事，周桂芬搂着她在床上讲了半个钟头，讲的是大槐树底下的小兔子。甜甜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周桂芬给她掖了掖被角，轻手轻脚带上门出来。
我站在院子里抽烟，见她出来，把烟掐了。
“姨，”我叫她，“过完年还走吗？”
她站在廊檐底下，月光照了她半边脸，看着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走什么走，这儿就是我待了一辈子的家，还能去哪儿？”
我没再说什么，转身回屋了。
廊檐底下的红灯笼是我下午挂上去的，风吹过来晃一晃，把地上的影子也晃得暖融融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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