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辽庆陵，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旧称白塔子，民国时期归热河省林西县管辖，民间史料常写为巴林左旗王坟沟），埋葬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三位辽代帝王，是辽朝最重要的皇家陵寝之一。民国十九年（1930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授意长子汤佐荣，调动军队公开盗掘这座千年帝陵，成为民国时期继孙殿英东陵盗宝之后又一起重大文物浩劫事件。
一、时代背景：汤玉麟割据下的热河“独立王国”
汤玉麟戎装老照片，民国档案史料。
汤玉麟，外号“汤二虎”，奉系核心人物，早年绿林出身，与张作霖结为兄弟。1926年，奉军击败国民军，汤玉麟出任热河都统，之后就任热河省主席，将热河打造成为汤家私人统治的地盘。热河包含今天河北承德、辽宁西部、内蒙古赤峰大部分区域，蒙汉杂居，地域辽阔。汤玉麟上台之后，任人唯亲，家族亲信全部把持省内关键岗位：长子汤佐荣担任热河禁烟局局长，次子汤佐辅掌管省财政厅，军队、各县县长，大多都是汤玉麟的同乡与亲信，时人称之为“汤氏小朝廷”。
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开支，同时满足家族奢靡挥霍，汤玉麟在热河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1929年，他已经预征到1941年的田赋，提前征收十几年之后的赋税；又借“禁烟”名义，放开热河全境大面积种植鸦片，依靠鸦片烟税获取巨额财富。民间流传一句讽刺的话：“避暑山庄真避暑，百姓都在汤里煮”。有文人给他祝寿，赠送匾额“天高三尺”，暗讽汤玉麟搜刮厉害，把热河的地皮都刮下去三尺。即便如此，军费依旧缺口巨大，汤玉麟依旧在四处寻找可以敛财的渠道。
1928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一夜之间获取无数珍宝，这件事轰动全国。这件事极大刺激了汤玉麟，他开始把目光投向热河北部草原上的辽代帝王陵墓。
辽庆陵在民国之前，早已被世人遗忘，只留巨大的土山坟包屹立在草原山谷之间。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学者来到热河考察。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梅岭蕊）偶然挖开庆陵中陵，发现了珍贵的契丹文字哀册，消息传遍中外史学界，辽庆陵的巨大文物价值被公之于众。之后当地民间百姓也前去盗挖，林西县官府曾经收缴过一部分民间盗掘出土的文物。汤玉麟听说这件事后，便以“收缴被盗文物”的名义，派遣自己的长子、禁烟局长汤佐荣前往林西处理这批出土古物。汤佐荣到当地之后，亲眼见到辽陵出土的石刻、古器，父子二人就此萌生了大规模盗掘皇陵的歹念。
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边远的热河管控力量薄弱，文物保护制度形同虚设。草原上蒙旗势力微弱，没有力量保护祖陵；地方官员都是汤玉麟的下属，不敢提出异议。军队掌握在汤家手中，这就为一场官方主导的盗墓，创造了恶劣的条件。
二、盗掘经过：假借军事演习，军队公开挖掘帝陵
20世纪30年代辽庆陵东陵地宫，汤佐荣盗掘之后现场老照片。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夏之交，汤玉麟正式下达命令，由长子汤佐荣亲自带队，率领军队、工兵与数百民夫，开赴白塔子瓦林茫哈的辽庆陵陵区。为掩人耳目，对外宣称此地要开展军事演习，直接派出部队封锁整片山谷，设立警戒线，不许牧民、百姓靠近陵区，隔绝外界消息。外人只听见山谷里面炸药轰鸣，却不知道军队究竟在做什么。
辽庆陵分为三座帝陵：东陵永庆陵（辽圣宗）、中陵永兴陵（辽兴宗）、西陵永福陵（辽道宗）。汤佐荣带着工兵营，动用炸药炸开墓门，开挖长长的墓道。中陵地下积水很深，地下水灌满地宫，人力无法排干，放弃挖掘；集中全部人力，大肆开挖东陵与西陵两座帝王陵寝。
士兵和民夫劈开地宫内部厚实的香柏木墓室隔板，拆毁陵内建筑。辽代帝后巨大的柏木棺椁沉重坚固，无法完整搬出，就用绳索套住棺木，黄牛在外拖拽，硬生生把千年的皇家梓宫拉扯拆散。地宫内的彩绘木构件、木俑、家具残件，大量被损毁。很多精美的辽代壁画，因为野蛮施工遭到直接破坏，脱落损毁，后世再也无法复原。
虽然早在金代，金兵灭辽之时，庆陵就遭到过大规模劫掠，金银珍宝多数已经流失。但是地宫内依旧留存大量国宝：最重要就是辽代帝后哀册。哀册是帝王皇后下葬时的册文，汉白玉巨石雕刻，分汉文、契丹文两种，契丹文字早已失传，这些哀册是解读契丹文字最核心实物史料，属于无可替代的国宝级文物。汤佐荣盗掘一共得到十四方哀册石刻，包含辽圣宗、仁德皇后、钦爱皇后、辽道宗、宣懿皇后的汉文、契丹小字哀册与篆盖；另外出土汉白玉石狮子、辽代瓷器、银质瘗葬钱币、各类供器残件等大量文物。
所有出土文物，不分大小，全部被军队劫掠。巨大沉重的哀册石块，依靠滚木滑动，人力抬运出地宫。所有器物装上数十辆牛车，浩浩荡荡离开巴林草原，先运到热河省会承德，之后又转运奉天（今沈阳），存放进汤玉麟的私人公馆之内，全部归汤家私有。墓室拆下来的名贵柏木，运到开鲁等地，变卖换取粮食充当军饷。
当地蒙古牧民世代敬畏这片皇陵，见到军队大肆掘开祖先帝王的坟墓，敢怒不敢言。消息慢慢流传出去，国内史学界十分震惊，报刊多有批评。但是汤玉麟手握热河军政大权，国民政府鞭长莫及，仅仅做了口头问询，没有任何实质惩罚，盗掘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三、被盗文物的坎坷命运
辽道宗汉文哀册拓片，汤佐荣盗掘出土，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这批从庆陵盗掘的国宝，进入沈阳汤公馆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变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汤玉麟存放在沈阳公馆的全部文物，就此落入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日本学者田村实造进入汤玉麟沈阳公馆，发现了还被毛毡包裹的辽代哀册石刻，立刻进行拓片，把珍贵的契丹文字资料带回日本进行研究。抗战胜利之后，这批哀册石刻留在沈阳。1949年，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成立，馆址恰好就是昔日汤玉麟的沈阳公馆。当年被汤佐荣盗走的辽代哀册，就此入藏博物馆，如今成为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得以公开展示，供后世研究辽史与契丹文字。但是，大量金银器物、木器、瓷器、首饰，在战乱当中散失，许多珍宝永久下落不明，再也无法找回。
辽庆陵原地，经过这次军阀盗掘，地宫敞开，雨水、泥沙持续灌入墓室。原本残存的壁画，风吹雨淋，不断剥落毁坏。后来日本鸟居龙藏等学者来到现场调查，看到的是一片残破狼藉的地宫，木构件全部被拆走，人骨散乱在地，壁画残破不堪，记录下当年盗掘之后的凄惨景象。
汤玉麟、汤佐荣父子，看重的只是陵墓里面的金银古物，完全没有文物保护的概念。他们只想要值钱可以变卖的宝贝，对于壁画、建筑遗存肆意破坏。对于历史学、考古学而言，很多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就在这次军队主导的盗掘当中，永远消失。后世考古学者评价：金代是对辽陵财宝劫掠，而民国汤佐荣盗掘，造成文物本体、遗迹信息毁灭性的二次破坏。
四、盗陵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原因
汤玉麟敢明目张胆派遣军队盗掘皇家陵墓，并不是单纯个人贪婪，是民国北洋时期军阀割据乱象的缩影。
第一，军阀混战，军费压力巨大。民国时期，大小军阀都要维持自己的武装，赋税搜刮到极限之后，盗墓就成为敛财捷径。孙殿英盗清东陵在先，汤玉麟盗辽庆陵在后，本质逻辑一模一样：依靠地下出土文物换取经费，维持自己割据一方的实力。
第二，中央政府权威衰落，边远地区形同独立王国。热河地处塞外，距离南京国民政府遥远，汤玉麟手握军政大权，省内文武官员都是自己的亲信。国民政府知道盗掘发生，但是没有力量进行制裁，只能听之任之。
第三，近代考古保护制度缺失。民国初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边疆地区没有专门文物保护机构。辽代陵寝地处草原蒙旗，地方没有力量管控，外国传教士、民间盗墓者、地方军阀相继染指，千年古迹反复遭受劫难。
第四，时代认知局限。在那个年代，很多军政人物，完全没有现代文物保护意识，只看重金银玉石的经济价值，完全无视壁画、建筑遗迹、石刻背后巨大历史文化价值。
汤玉麟主政热河八年，一边压榨百姓，一边劫掠地下古物。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汤玉麟放弃承德仓皇逃跑，不战而丢失热河全境，他多年搜刮的财富，大部分在战乱当中散落流失。汤佐荣这个直接主持盗陵的人物，随汤玉麟下野之后，淡出军政舞台。
五、历史反思：军阀盗宝留给后世的教训
辽庆陵被汤佐荣盗掘，是近代内蒙古赤峰地区重大历史文化劫难。今天回望这段往事，可以清晰看见：汤玉麟、汤佐荣父子，动用国家武装力量，去劫掠古代帝王陵寝，把公共历史文物化为私人财产，这件事无论放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巨大的历史污点。
万幸最重要的哀册石刻，历经战乱得以保存下来，今天陈列在辽宁省博物馆，向现代人展示已经消失的契丹文字。可是大量木器、瓷器、金银器物永久失散，地宫内的壁画、地层遗迹被野蛮破坏，这种损失是金钱永远无法弥补的。
辽庆陵所处的巴林草原，是辽王朝的龙兴之地，辽上京、祖陵、怀陵、庆陵共同组成辽代核心遗址群。二十世纪早期，外国探险家、民间盗墓、军阀劫掠接连不断，给这片土地的文化遗产带来一次次伤害。新中国成立之后，辽庆陵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科学保护与系统考古调查。今天的考古工作者，依旧要面对当年军阀盗掘留下的破坏，艰难地从残存遗迹当中，去复原那段被损毁的辽代历史。
汤玉麟指使儿子盗掘辽庆陵这桩往事，也时刻提醒后人：古代文物属于整个民族，绝不能成为个人、军阀谋取私利的工具。
史料参考：《内蒙古文史资料》、阎崇东《辽夏金元陵》、近代辽庆陵考察档案、民国报刊史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