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湖南道县潇水河畔，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躺在一副简陋担架上。腹部中弹后，他已经失血过多，身边只剩下少数战士，追兵却从山路和村落之间不断逼近。对这支部队而言，湘江并不是战斗的终点，而是一道迟迟无法跨越的生死关。
陈树湘1905年出生于长沙。家境贫寒，少年时曾随父亲在城郊种菜、挑水。这样的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多少书本知识，却让他很早接触到普通百姓的艰难。
1919年，长沙街头的爱国运动给少年陈树湘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在清水塘一带卖菜、送菜，接触到毛泽东、何叔衡等革命者。那些关于国家命运、劳苦大众和武装斗争的谈论，使一个菜农逐渐明白，改变现实不能只靠叹息，更要有组织、有行动，也要掌握自己的武装。
1925年7月，陈树湘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湖南，他转赴武昌，并向党组织提出到军队中学习带兵。有人问他怕不怕，他回答：“革命不能只讲道理，也要会打仗。”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很能说明他的选择。
随后，陈树湘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部队后来编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后的一系列行动，年底随部队上井冈山。凭借作战果断、处置灵活，他先后担任连长、营党代表和支队政委，逐渐成为红军中受到重视的基层指挥员。
陈树湘的长处，不只在于敢冲敢打。他熟悉基层官兵，也懂得在困难条件下保存力量。1931年，他担任独立第七师师长，在闽赣边区开展游击作战。部队分散、道路险恶、敌情复杂，他常常带兵穿行山林，以小部队机动作战，逐步积累了指挥经验。
1933年，红军部队调整编制，陈树湘一度从师长改任团长。职务有升有降，他并不计较。对他来说，军令所指之处就是战场。1934年3月，他重新担任红三十四师师长，这支部队后来被编入红五军团，承担了中央红军长征中的重要殿后任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向湘江方向推进。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在湘江一线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主力压缩在湘江以东。
红三十四师接到的命令很明确：留在队伍最后，阻击追兵，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渡江。董振堂、刘伯承向陈树湘传达任务时，他没有提出条件，只说：“请转告中央，三十四师坚决完成任务。”
这道命令，实际上把三十四师推到了最危险的位置。部队既要挡住追兵，又不能过早脱离主力。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红三十四师在灌阳、全州一带与优势敌军反复交战。敌军拥有飞机、火炮和持续补充的兵力，红军却缺少弹药，伤员越来越多。
几昼夜激战后，中央机关和大批红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三十四师却被留在江东。原本六千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千人。突围途中，部队曾尝试架设浮桥渡江，但遭到敌机轰炸，只能被迫放弃。后来，他们又在凤凰嘴一带抢渡，仍因敌军封锁和自身伤亡过重而失败。
严寒、饥饿和伤病接踵而来。战士们穿着单薄衣服，在山路中昼夜行军；有的人没有子弹，便把枪托削短，继续跟随队伍。陈树湘知道，部队若不能尽快摆脱追兵，剩下的人很难保全，于是决定转向湘南，寻找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休整。
牯子江渡口成为又一次恶战的地点。木船行至江心，两岸枪声骤起。陈树湘亲自操纵机枪掩护部队，腹部被子弹击中，伤口严重撕裂。他用皮带扎紧伤处，仍然指挥战士抢渡。有人劝他留下养伤，他只说：“先把队伍带出去，别管我。”
部队摆脱伏击后，陈树湘被战士们抬在担架上继续转移。到达道县一带时，红三十四师余部已经极为疲惫。最后清点，身边只有几十名伤员和战士，子弹也所剩无几。陈树湘明白，继续带着自己只会拖累队伍，便把参谋长王光道叫到身边，交代他带领同志突围。
敌人再次追来时，陈树湘坚持下担架，与警卫员留下阻击。枪声持续了一阵，余部终于冲出包围。等到最后一发子弹打完，陈树湘和警卫员被敌人俘获。敌方将他押往道县，企图以红军师长的身份邀功。
关于陈树湘牺牲的具体细节，史料和地方记忆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核心事实清楚：他身负重伤被俘后拒绝屈服，在押送途中撕开腹部伤口，以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1934年12月18日，年仅29岁的陈树湘牺牲。
敌人杀害了他的警卫员，并将陈树湘的遗体和头颅分开处置。当地百姓冒险收殓遗骸，后来在道县石马神村一带形成合葬之墓。潇水依旧向北流去，墓地留下的，却是红三十四师殿后血战中最沉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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