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内蒙古赤峰市宝山村附近的老头山，考古人员在盗墓活动之后，对一批辽代墓葬展开抢救性清理。墓中金银器物所剩无几，真正留下来的，却是墓室墙壁上的彩色壁画。正是这些没有被搬走的画面，使一位辽代贵妇、一卷佛经和一只白鹦鹉重新进入历史视野。
老头山辽墓群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现。受当时条件限制，墓葬没有立即发掘。多年以后，盗墓造成破坏，才推动了较大规模的考古清理。其中，编号为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墓室保存了较丰富的壁画，内容包括《降真图》《高逸图》《寄锦图》和《颂经图》。
一号墓墓志残文中出现了“勤德”之名，墓主人去世时年龄很小。二号墓与一号墓关系密切，从墓葬形制和壁画规格判断，墓主人应当属于辽代贵族或上层人物。不过，二号墓主人的确切身份，至今不能仅凭壁画完全坐实。这一点很重要，考古判断必须给证据留下余地。
《颂经图》位于二号墓。画面中央是一名端坐的贵妇，面前摆着条案，案上展开经卷。她身穿红色抹胸，外罩长袍，下着蓝色长裙，面容丰腴，眉眼细长。贵妇前方有侍女和男吏侍立，人物姿态恭谨，显然不是普通家庭场景，而带有宫廷或贵族内院的意味。
画面最引人注意的，是贵妇右侧那只通体雪白的鹦鹉。它站在架上，头部微微转向贵妇，仿佛正在听诵经文。画面上方还留有题诗：“雪衣丹觜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
这四句诗提供了判断画意的关键线索。“宫闱”暗示人物与宫廷有关，“雪衣”点明鹦鹉的外貌和称谓，“念经音”则把画面从一般的训鸟、观鸟场景，引向佛教故事。也正因为有题诗配合，后人才把画中贵妇与唐玄宗、杨贵妃身边的“雪衣女”联系起来。
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中，记载过一只来自岭南的白鹦鹉。它能够模仿人语，唐玄宗与杨贵妃十分喜爱，称其为“雪衣女”。传说中，鹦鹉还会背诵诗文，甚至在唐玄宗下棋不利时飞来拨乱棋局，颇有几分宫廷宠物的意味。
后来，雪衣女梦见自己被猛禽捕杀，便向杨贵妃示警。唐玄宗让杨贵妃教它诵读佛经，鹦鹉很快能够记诵。遗憾的是，雪衣女最终仍被鹰所杀，唐玄宗夫妇将它埋葬，并修建鹦鹉冢。这个故事把宫廷生活、女性人物和佛教诵经结合在一起，与《颂经图》的构图十分接近。
但需要说明，壁画中的贵妇是否就是杨贵妃，不能简单说成已经得到绝对证明。辽代画师不可能见过杨贵妃本人，画中形象也没有明确的姓名题记。较为稳妥的说法是，这幅画借用了杨贵妃与雪衣女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具有宫廷身份的贵妇形象。题诗和鹦鹉共同构成了这一图像的识别密码。
这正是《颂经图》的第一个价值：它保存了唐代宫廷传说在辽代的传播痕迹。杨贵妃生活在8世纪，宝山墓葬则属于辽代早期，两者相隔约两百年。一个唐代故事能够进入契丹贵族墓室，说明唐代宫廷文化、文学记载和宗教观念，仍在北方社会中持续流动。
第二个价值，在于它反映了辽代佛教与贵族生活的结合。辽朝建立后，契丹传统信仰与中原佛教长期并存。到辽圣宗时期，佛教寺院、译经和刻经活动发展显著。佛经并非只存在于寺院，也进入贵族家庭、墓葬绘画和丧葬观念之中。
鹦鹉在佛教故事里并不只是供人赏玩的鸟。佛经中有鹦鹉听闻佛法、因善根而得善果的故事，鹦鹉因此常被赋予“能闻法、能传法”的象征意义。到了《颂经图》中，雪白鹦鹉不再是单纯的宠物，而像是一种陪伴亡者、护持经法的灵性形象。
墓主人把女性贵妇、宫廷传说和佛经放在同一画面里，也有着鲜明的墓葬意味。贵妇代表身份与秩序，鹦鹉代表灵慧和听法，经卷则指向超度、祈福与护佑。画面看似讲述一则宫廷逸闻，背后实际寄托着墓主人对死后世界的理解。
《颂经图》还为辽代绘画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人物服饰、发式、器物和侍从位置，都显示出画师熟悉中原绘画传统；而人物比例、色彩处理和墓室布局，又带有北方民族贵族墓葬的特点。它不是简单模仿唐画，而是在辽代社会环境中重新组织了唐代题材。
有意思的是，二号墓另一幅《寄锦图》取材于东晋苏蕙的故事，同样围绕女性、情感和文学展开。两幅壁画放在同一座墓中，说明墓主人或家族对中原历史故事并不陌生，也表明汉文化题材已经成为辽代上层社会墓葬艺术的一部分。
从文献到壁画，从唐代传说到辽代墓室，《颂经图》把几个原本分散的线索连接起来。它让人看到，辽代文化并非封闭存在，契丹贵族既保留本民族传统，也吸收中原的文学、服饰、佛教和绘画形式。壁画中的一只白鹦鹉，恰好成了这种文化交汇最具体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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