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3日晚，浙江东阳巍山胡村桥附近，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正被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伏击中。车灯被夜色吞没，山坡上枪声密集，身边的警卫员不断还击，而轿车后座里，年幼的孩子正在哭泣。
几个月前，上海已经解放。对许多人来说，战事似乎终于接近尾声，可李厚坤清楚，福建仍未完全解放，前线部队的粮秣、弹药、运输和伤员转运，都需要有人统筹。后勤不是战场边缘的工作，许多时候，它决定着部队能不能继续向前推进。
当时，陈毅曾希望他留在上海，参与接管和建设工作。李厚坤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接受组织安排，前往福建担任三野第十兵团后勤部长，负责军需保障。这个职务看似不在枪林弹雨的最前沿，实际却要穿行于交通尚未恢复、地方势力复杂的地区，风险并不小。
李厚坤没有把妻子葛玉芳和未满周岁的儿子留在后方。那时局势动荡，夫妻二人带着孩子同行，至少可以彼此照应。组织方面为他们配备了一个警卫排，并安排两辆汽车承担运输任务。车队规模不算小，但在山路和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人数与武器并不能完全抵消地形带来的危险。
8月1日，车队从上海方向出发。沿途道路破损，车辆行进缓慢，后方卡车逐渐落在后面。李厚坤乘坐的小轿车速度较快，两车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这个细节后来成为整场悲剧的关键。
8月3日中午，车队抵达嵊县长乐区，准备短暂休息。当地负责人听说他们要经过绿溪乡，神情立即变得凝重。那一带山多林密，土匪长期盘踞，熟悉每条小路和山沟，地方武装此前多次受到袭扰。
负责人劝李厚坤接受护送，至少等警卫排全部会合后再走。李厚坤却认为，地方武装更应该留下保护百姓，自己身边已有一个排的战士，不能因为赶路再调动当地力量。他对来人说：“我们有警卫排，先走一步，不要抽调你们的人。”
这句话体现了他的作风，也暴露出判断上的疏忽。敌情并非只有几个散匪，匪首安我华已经通过城内眼线掌握了车队动向，并在必经道路上设置路障。山梁、桥头和道路两侧，都被安排了伏兵。
当天晚上8时左右，小轿车行至巍山胡村桥附近，前方果然出现障碍物。警卫员察觉异常，示意车内人员隐蔽，等后方车辆赶到。李厚坤不愿停在路上，他下车准备查看路障，警卫员也随即跟出。
枪声就在这时响起。
子弹从山坡两侧射来，车身很快布满弹痕。李厚坤转身躲到车轮后方，组织警卫人员还击。后方卡车上的战士听见枪声，也跳下车辆投入战斗。但由于两车相距较远，警卫排无法立即形成完整防线。
轿车里的哭声穿过枪声传出来。李厚坤冲到后座查看，葛玉芳已经中弹倒下，孩子被她紧紧护在怀中，竟然没有受伤。警卫员赶紧把孩子抱出车外，李厚坤只说了一句：“先把孩子带走！”
这一刻，他面对的已不只是敌人，还有妻子的遗体和仍在哭泣的幼子。可是战斗没有给人留下悲痛的时间。匪徒不断从山头增援，人数超过百人，解放军警卫人员被压缩在道路一带，伤亡逐渐增加。
卡车司机冒险移开路障，试图驾驶小轿车前往东阳部队驻地求援。他不停呼喊李厚坤，可枪声太响，车上的喇叭也已损坏。司机误以为李厚坤已经撤离，只得先将葛玉芳的遗体和孩子带走。
其他战士看到轿车离开，也判断首长已经脱险，便边打边退。实际上，李厚坤仍留在伏击圈内。他带着几名战士撤入北面山沟，试图利用夜色等待援兵。土匪没有立即追击，而是故意停止射击，埋伏在周围。
天将亮时，李厚坤等人以为敌人已经散去，刚走出山沟，四周再次响起枪声。几名战士相继牺牲，李厚坤也身负重伤，最终倒在突围途中。赶到现场的东阳部队，只来得及收殓牺牲人员，匪徒已经撤入山林。
清点人员时，部队发现孩子和一名警卫员不在现场。这个消息让大家既焦急又抱有希望。事实证明，警卫员在混乱中带着李新国逃离了匪徒控制范围。他们躲进山林，靠野菜和野果充饥，数日后才找到部队。
李新国的生还，使这场惨案没有彻底断绝线索。部队和地方组织随即展开追剿，群众也提供了匪徒活动的道路、藏身处和联络方式。安我华一伙依仗山势顽抗，却经不起持续清剿，人员和武器不断损失。
经过数月追捕，1950年3月，安我华匪部在诸暨白枫附近被包围。突围无望后，安我华被俘，余部陆续缴械。5月中旬，经审判后，安我华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李厚坤夫妻遇害时，福建战事仍在推进，而那名在母亲怀中幸存的孩子，也由部队抚养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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