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30日，北京，李宗仁在病榻上走完了78年的人生。此时距离他从海外回到祖国，已经过去了三年半。临终前，他留下了一封写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信，反复说明一件事：1965年回国，自己没有走错。
这句话分量很重。
李宗仁并非普通的军政人物。抗战时期，他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重要胜利。1948年，他当选国民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试图通过和谈结束内战。
可那时的南京政府，早已不是一个能够由单个人决定方向的政府。
李宗仁主张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蒋介石却仍然掌握着军政系统中的重要力量。表面上，李宗仁坐在总统府内，实际上处处受到牵制。北平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迅速南撤。
广州时期的一件小事，很能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
李宗仁曾设宴招待蒋介石，原本想借此缓和矛盾。蒋介石赴宴时，却让随员严密检查厨房，连食材和出锅的菜也要反复查看。李宗仁听说后，只能苦笑。一次普通宴请，被弄得像防范刺客一样，双方的猜忌已经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
有人劝他：“既然同在一条船上，何必争得太紧？”
李宗仁回答：“船若是开错了方向，不能只顾着坐得安稳。”
这番话是否确有完整原文，已难以考证，但当时的政治处境大致如此。桂系力量在战场上接连失利，蒋介石又准备重新掌握局面。1949年12月，李宗仁以治病为由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最初，他以为只是短期就医，没想到这一去，竟在美国滞留了16年。
在美国，他很快成了两党争斗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界围绕“谁丢失了中国”展开激烈争论。民主党想让李宗仁证明蒋介石集团的问题，共和党则希望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援助不力。1950年，共和党领袖塔夫脱曾试图争取李宗仁，暗示他可以借中国问题帮助共和党竞选。
李宗仁没有顺着对方的话说。他认为，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独裁、政治腐败、军事指挥失误以及人心离散，而不是简单归咎于美国援助多少。
这件事使他失去了被美国政客利用的价值，也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异国只是一个可供摆布的政治符号。1954年3月10日，台湾方面正式罢免他的副总统职务。此后，他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联系进一步削弱。
职位没有了，喧闹也随之消失。
李宗仁在美国生活期间，始终保留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坚持读中文书报。对他而言，最大的问题并不只是政治失意，而是身处海外，却无法参与中国自身的变化。一个曾经手握重兵、身居高位的人，晚年只能隔着报纸观察故国，这种落差并不容易承受。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政府提出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李宗仁对此表示赞同，并在美国公开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这一转变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多年政治挫折、现实观察和民族立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逐渐明白，继续留在海外，既不能改变台湾的处境，也无法真正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挥作用。
为了促成回国，李宗仁让秘书程思远多次前往北京，同周恩来接触。回国问题谈了很久，涉及安全、生活安排、家属安置以及国际舆论等诸多环节。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相关工作也安排得极为周密。
1965年7月，李宗仁终于踏上归途。飞机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等地转飞，7月18日上午抵达广州白云机场。飞机下降时，他望着阔别多年的土地，说道：“由于祖国的呼唤，今天我又回来了。”
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北京，沿途的欢迎场面让这位久经政治风浪的老人多次落泪。7月20日，他抵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在机场发表的声明中，他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以有生之年报效祖国。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返乡。
对李宗仁来说，它意味着主动放下过去的政治身份，也意味着承认自己对中国前途的判断已经发生变化。一个曾经同共产党在战场上对垒的人，最终选择回到新中国，并公开肯定社会主义建设，这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还需要承担来自旧日阵营的非议。
回国以后，李宗仁参观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大庆油田等地。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恢复和建设中的国家，也看到许多旧时代无法想象的工业项目。参观过程中，他多次谈到中国工业的发展，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组织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显示出明显优势。
他还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更多国民党人士和海外爱国知识分子回到祖国。
遗憾的是，回国后的生活并不长。1969年1月，李宗仁病情恶化。临终前，他在信中写道，自己“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句话，正是他一生政治选择的最后说明。
他没有回避自己过去的经历，也没有把晚年选择说成一时冲动。信中既有对祖国的眷恋，也有对台湾同胞、海外国民党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的牵挂。他希望这些人能够认清方向，回到祖国怀抱。
周恩来读到这封信后，认为它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原因并不复杂：写信的人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代总统，经历过北伐、抗战、内战、流亡，也亲身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衰败。他晚年的判断，带有个人经历留下的沉重分量。
李宗仁去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亲自主持。那封遗信没有华丽辞藻，却留下了一个老人对自己最后一次重大选择的明确回答：离开海外，回到祖国，这件事，他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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