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俯首签署投降文书。随后，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提笔落墨，这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一举荡涤了甲午以来的奇耻大辱。然而在这具有历史性的一刻。万里之外的华盛顿，另一位同样起于晋绥军的名将商震，正以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侧身隔洋，寂然遥望这一幕历史荣光。
外地人在山西
商震籍隶保定，徐永昌祖居崞县，两人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投身行伍，辗转归于阎锡山旗下。
晋系的阎锡山用人最看重同乡情谊，但是在其团队刚成型的阶段也能够容纳其他有才之人的到来。
于是像商震和徐永昌，甚至是傅作义等人虽不是山西人士，却也能在老阎的麾下获得信任，只不过这种信任是有条件的，是有保质期的。
再说回来，商震治兵凌厉，行事明快果决，步骑兵种皆能统驭，早年间攻城拔寨，自带一股“宁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倔强。然而徐永昌则是一派藏锋守拙的气象，话语不多，步伐沉稳，处理军务细密周至，旁人很难看透他的底牌。
对于这两位大将，阎锡山曾私下评说：商启予如同一把快刀，用起来痛快，却也怕他割了自己的手；徐次辰则像一潭深水，表面无波，可里头能载舟也能覆舟。
在中国近代史上，晋系最具代表性的战将还要是那个从其中跑出去的傅宜生，等到商震和徐永昌等人离开以后，晋系的军政队伍也真的就像是一个草台班子了。
在北伐阶段性胜利过后，阎锡山的势力骤然伸向平津地区。
一九二八年，商震受命担任河北省主席，麾下陈兵数万，名位显赫。此时的他他急于施展抱负，在河北编练新军、扩充实力。
因而商震对阎锡山那套“守境自保、缓进徐图”的方略不甚耐烦，几度拂逆上意。
敏感的阎锡山对商震逐渐生出疑心，不久他就用整编的名义将商震调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改派徐永昌接掌河北。
商震一开始准备在河北地区大干一场实现心中抱负，如今阎锡山这一手明升暗降，使得商震顿感“卸磨杀驴”，愤懑积郁，裂痕自此而生。
这边徐永昌接手河北之时，恰逢冯玉祥、张学良各方力量相互拧绞，局面波谲云诡。
徐永昌一面谨敬地向阎锡山请命行事，一面与中央及奉系曲意周旋，不卑不亢地把各方关系熨得妥帖。
当时就有人说徐永昌是“脚踩几只船”，然而徐自己还是看得开的：“事上以敬，御下以宽，唯求心之所安。”
一九三一年石友三举兵反叛，商震抓住机会，率本部第三十二军借追剿之名，脱离了晋军的编制，转而向南京政府输诚。
开弓没有回头箭，商震与阎锡山彻底割断恩义。他留给旧日同袍的话是：“我这人受不得腌臜气，宁当鸡口，不为牛后。”
南京的老蒋最喜欢看到军阀大将来投靠，于是商震先后获任河南省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时风头颇健。
然而蒋氏的用人则是花架子，口惠而实不至，再加上商震性格中的倔强与不通权变，也在复杂的派系漩涡中吃尽苦头。
中原大战，东北军入关武力调停，阎锡山最终铩羽而出走，晋绥军也面临被瓜分的危局。
徐永昌受阎委托出面收拾残局，他凭借多年积攒的人脉和沉静柔韧的手腕，保住了晋军的基本盘。
此种手段在蒋介石眼里，给出了一句“徐次辰实心用事”的考语，也对这个非嫡系将领刮目相看。
终不似少年游
在此之后，徐永昌先是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后来再调军令部部长，他相当难得地成为了老蒋麾下非黄埔系的亲信将领。
商震后来也一度以高级随员身份跻身开罗会议，看似风光，可这些职位更像是无根的点缀，却难以真正嵌入权力轴心。
在抗战胜利时，徐永昌受命代表中国签字受降，他以军令部部长的身份落笔千钧，并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要人反省的日子，假如我们不是自暴自弃，能发愤为雄，敌人不会轻视我们的。”
而此时的商震先已被调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嗣后又赴日本担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仿佛一颗被反复挪移的棋子，再难占据要津。
一九四九年后，徐永昌随蒋介石赴台，始终受礼遇，晚年任资政，殁后备极哀荣。商震则选择留居日本，在东京开起一家名叫“林园”的中华料理店，昔日的陆军上将亲执勺俎，这中间翻腾的苦辣酸甜，已非局外人所能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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