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一点都不夸张：古代科举的残酷，远超你的想象|举人|乡试|古代科举|童生|范进中|进士

《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那一段，上学的时候读，只觉得这人疯得可笑。54岁的老童生，听到自己中了乡试第七名亚元，两手一拍，喊了句“好了，我中了”，往后一仰就栽倒在地，牙关咬得死紧，怎么叫都没反应。母亲慌慌张张灌了开水，他才醒过来，爬起来又笑着往门外冲，一脚踩进池塘里，头发散了，满身是泥，谁拉都拉不住，一路疯跑到集市上。那会跟着老师笑他迂腐，笑他没见过世面，觉得一个举人而已，至于吗。

后来翻了不少科举的史料才明白，范进那点反应，真的已经算克制了。换作是谁，在一个1.15平方米的小格子里熬9天6夜，考了34年，落榜11次，突然有人告诉你中了，都得疯。

很多人以为科举就是一场考试，跟现在高考差不多，其实差远了。它是一层一层筛人的制度，一个读书人从开蒙到考中进士，平均要耗20到30年，99.9%的人考到一半就被筛掉了，连名字都留不下。

最基础的童试，也就是考秀才，分县试、府试、院试三级，三级全过才算拿到秀才身份。县试每年二月由知县主持，连考五场，要写四书文、试帖诗、经论，报名得填籍贯、三代履历，还得找个廪生作保，确认你没有冒籍、顶替，也没有瞒着父母丧事来考试。府试在四月，知府主持，连考三场，考官的标准比县试严得多。最难的是院试，每三年才两次，由各省学政亲自主持，过了这关，才是真正的秀才。

清代全国有3到4亿人，常年在考的童生有200到300万，每年录取的秀才只有2万人左右，平均录取率0.6%到1%。现在香港大学本地生录取率有20%，台湾大学有43%，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有15%到25%，光是考个秀才，难度就比上这些顶尖大学高得多。那些七八十岁还在考童试的老头，真不是什么笑话，他们面对的是99%的淘汰率。

考上秀才只是有了参加正式考试的资格，真正决定命运的是乡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的贡院举行，秋天考，也叫秋闱。主考官是皇帝亲自派的，大多是翰林院学士或者各部侍郎，级别很高。

考试的地方叫号舍，明清两代的号舍有统一规格，宽0.93米，进深1.24米，整个空间只有1.15平方米，连伸直腿躺着都做不到。考生就待在这么个小格子里，连考三场，整整9天6夜，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不能出门，不能跟人说话。号舍里有两块活动木板，白天错开摆就是桌子和凳子，晚上拼起来就是床，考生得自己带干粮，夏天闷热，冬天阴冷，中暑、晕倒、甚至病死在号舍里的事，史书里没少记。

录取率更吓人。清代每次乡试，全国考生有20到30万，录取的举人只有1200到1500人，平均录取率0.5%到0.8%。而且名额是按省分配的，不按考生人数来，江南那种文化发达的地方，考生多名额少，录取率有时候连0.3%都不到。落榜了就得再等三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年？范进从20岁考到54岁，34年考了11次，这在当时根本不是稀奇事，是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常态。

中了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可以当知县、教谕这类七品以下的官。想再往上走，就得去京城参加会试，乡试第二年的春天举行，也叫春闱，只有举人才有资格考，每次考生1到1.5万，只录取200到300人，录取率0.1%到0.2%，一千个举人里才能中一两个。

会试过了就是殿试，皇帝亲自主持，在紫禁城保和殿考，殿试不淘汰人，只重新排名，分三甲：一甲三个，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直接进翰林院，是未来宰相的储备人选，明清两代的宰相，几乎全是翰林院出来的。曾国藩28岁考中三甲第42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虽然只是三甲，后来也做到了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成了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我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总觉得，科举最狠的地方根本不是考试难，是它把人的退路全掐断了。现在高考考砸了，你可以复读，可以去学手艺，可以去打工，总有别的路走。可古代的读书人，一辈子都耗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里，除了写文章什么都不会，考不上就没有任何谋生的本事，只能一年一年考下去，直到考不动为止。清代有个叫黄章的人，102岁还去参加乡试，进考场的时候让曾孙提着写着“百岁观场”的灯笼在前面引路，听着是佳话，其实背后全是没有退路的无奈。

科举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位的垄断，给了普通人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这是它的好处。可明清之后的科举越来越僵化，只考四书五经，只写八股文，格式、字数、句式都有死规定，考生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只能代圣贤立言，把人的思想全捆住了。当西方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的读书人还在格子里写着八股文，这也是后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