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晚，成都将军衙门内，朱君友被点名带出牢房。此时距离成都解放只剩二十多天，城内局势已经极度紧张。按照后来流传的回忆材料，他原以为这次押解的终点，就是十二桥刑场。
他没有大声喊叫，也没有向狱友告别，只是把草垫下那包干粮递给了同室的徐孟生。这个动作很小，却透着一股决绝：自己若回不来，东西留给更需要的人。
朱君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穷苦出身。1917年，他出生在成都一个富裕家庭，是朱家六少爷。朱家经营煤炭、盐业，家资颇厚，父亲朱茂先也因修桥、办学、赈济乡里，在当地有一定声望。
这样的家庭，足以让朱君友过一生安稳日子。他自幼喜欢绘画，常常独自坐在案前研墨临摹。家里人原本以为，这个孩子将来或许会成为画家、商人，至少不会卷进刀光血影之中。
时代却没有给他这样的选择。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成都街头的抗日宣传活动不断增加。21岁的朱君友参加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开始接触进步青年和秘密联络工作。对一个出身优渥的年轻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生活方向的改变。
父亲得知后十分震怒，曾劝他说：“家里有钱，做善事拿钱就是，何必把命搭进去？”
朱君友回答：“若人人只肯出钱，不肯担险，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这段对话未必能逐字还原，但父子之间的分歧却是真实存在的。朱茂先想保住家业和儿子，朱君友则认为，民族危亡之际，财富不能替代责任。
此后，他表面上仍是朱家的少爷，暗中却开始利用家族铺面和社会关系，为抗日活动及地下交通提供帮助。他熟悉账目，也了解商号之间的往来，便把一些资金和物资藏进日常经营之中。
有意思的是，朱君友并非只负责筹钱。据相关叙述，他还参与联络、传递消息，并设法弄到简易电台。那时电台设备稀缺，黄金、首饰都可能成为换取器材的渠道。风险不在于花费多少，而在于一旦暴露，牵连的绝不只是一个人。
朱茂先后来发现，家中账目出现异常，大笔支出无法用正常经营解释。父亲派人追查后，才明白儿子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父子关系因此恶化，朱家甚至公开发表声明，与朱君友划清界限。
从家族角度看，这是保全名声的做法；从朱君友的角度看，却像是被推向了更危险的孤立处境。可他并没有因此停下。不得不说，真正让人难以回头的，往往不是口号，而是已经承担过的责任。
1949年冬，朱君友在成都南门玉带桥附近被捕。敌特对他进行审讯，重点追问联络点、交通线和人员名单。有关材料称，他曾遭受长时间吊打和折磨，却没有供出同志。
在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表现勇敢，而是守口如瓶。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让一条线上的多人同时暴露。朱君友被记录为“态度顽固”，这几个字背后，是审讯者无法获得口供的结果。
被转押到将军衙门后，他与徐孟生、毛英才等人关押在同一监区。狱中人员身份各异，有学生，有交通员，也有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人。彼此未必熟悉，却知道外面的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
12月6日晚，牢门打开时，朱君友已经明白事情不对。他被捆上囚车，押解人员中有他的妻兄杨夷甫，以及徐季达。后者与军统系统存在亲属关系，这层关系后来成为他脱身的关键。
车子驶出城后，并未按预想方向直奔十二桥。途中，车内气氛异常沉闷，押解人员几次交换眼色。按照朱君友后来回忆，坐在车上的人悄悄松开了他手腕上的绳扣，并朝他眨了一下眼。
那不是玩笑，也不是挑衅。
朱君友先是一怔，随即推开车门，滚入路旁黑暗之中。泥地、沟坎和树林挡住了追赶视线，他顾不上伤势，只能一路奔逃。直到确认身后没有汽车声，才在天亮前找到一处木材作坊。
作坊老板认出了这位朱家少爷，将他藏进后院柴堆，又设法通知亲属。朱君友随后转移到乡下，连续昏睡数日，身体才稍稍恢复。
但他醒来后听到的，并不是获救的喜讯。
1949年12月7日，成都十二桥发生惨案，三十余名被关押的政治犯被集体杀害。毛英才等人的名字，从此留在烈士名录和亲友记忆中。朱君友因为提前一夜被转移，成为这批人中少数活下来的人。
救他的人，正是曾与他决裂的父亲朱茂先。
据相关回忆，朱茂先得知儿子被捕后，开始变卖家产、托人疏通。他无法公开改变军统系统的处置决定，只能通过亲属关系和金钱打通关节，为儿子争取一个极其狭窄的生路。
这份营救并没有挽回其他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朱君友余生始终背负着沉重的记忆。此后，他在家中悬挂遇难者画像，据说共有17幅，每日向画像致意。
2004年10月，朱君友病逝。那场从囚车上跳下来的逃亡，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让他忘记十二桥。活下来，对他而言从来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此后几十年都必须承担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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