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救了左宗棠一命，左宗棠却用四道奏折“毁”了他一生|奏折|巡抚|左宗棠|总督|曾国藩|清廷|郭嵩焘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即1885年9月5日，晚清名臣左宗棠病故于福建福州，享年74岁。

噩耗传出，举国震动。他的良师益友、同僚故交纷纷撰写挽联，以示哀悼。就连素来与他不对付的李鸿章，也委托人送来挽联，写道：

“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唯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短短三十六字，写尽他们的恩怨情仇。

消息传到湖南，正蛰居湘阴老家的同乡、老友兼姻亲郭嵩焘，挥毫写了一幅挽联：

“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愤愤不平之意，依旧溢于言表。家人认为不妥。毕竟逝者为大，昔日旧怨姑且放一放，他这才重写一联送出，是：

“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功，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交谊宁忘孤愤子，乘车戴笠，相逢如旧，契阔生死五十年。”

这幅挽联里的语气，就和缓多了。

“契阔生死五十年”，左宗棠比郭嵩焘大4岁，他们初始于湘阴仰高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同在湘阴仰高书院求学期间。屈指一算，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以至于后来分道扬镳、相互攻讦，实际上已经超过了50年。我想，当郭嵩焘蘸墨写下这幅挽联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同治四年（1865年），自己在广东巡抚任上时，左宗棠连写4道奏折、严词弹劾自己的画面。

一

郭嵩焘奉命署理广东巡抚，是在同治二年（1863年）。此前，他在官场郁郁不得志，坐了十几年冷板凳，饱尝世态炎凉。如今春风得意马蹄疾，远赴岭南封疆，心情之愉悦，那是可想而知的。

此时左宗棠已率领楚军，平定除杭州之外的浙江全省，获授闽浙总督一职。得知老朋友升任广东巡抚要职，左宗棠自然要写信来贺。信中说道，我“百战艰难乃获开府”，老友却“安坐得之”。毫无疑问，这属于老朋友之间的开玩笑。郭嵩焘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他这人性格耿直率真，不善权变（否则也不会得罪包括僧格林沁在内的一帮权臣），对于老朋友的戏言有些接受不了，认为是老朋友的嫉妒心作祟（其忮心亦甚矣）。

第二年，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郭嵩焘的弟弟郭崑焘，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这年的暮春，湘阴文庙梁柱夹缝中长出一株灵芝。在古代，灵芝素来被认为是“祥瑞”。因此郭崑焘笑言，称“殆吾家之祥”。兄弟之间的话，不知道怎么传到左宗棠那里去了。巧得很，那时左宗棠刚刚因克服杭州，被朝廷封为一等恪靖伯，正志得意满。他对郭崑焘的说法很不满，专门写信反驳，说：

“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

他认为，就算湘阴真的出现祥瑞，那也是他封爵的原因，与郭家有啥关系？

他左宗棠是伯爵，而郭嵩焘仅仅是署理广东巡抚，左大人的言语间已流露出些许的优越感。几十年稳如泰山的友谊小船，生平第一次遇上了风浪。

真正的狂风恶浪，还在后面呢。

二

同治四年（1865年）5月，康王汪海洋率领一支太平军残部，从湖南进入广东，大破清军于镇平，一时之间声势赫奕。

广东是太平天国的发源地之一，洪秀全本人就是广东花县人。如果任由汪海洋在广东发展壮大，后果将不堪设想。清廷随即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统帅楚军驰赴广东，统一指挥闽、赣、粤三省军队，追杀汪海洋部。

郭嵩焘知道这个消息后，喜上眉梢。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官，虽然当过曾国藩几年幕僚，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涤帅的得力助手，但对于具体的行军作战，仅限于纸上谈兵。他赶紧给左宗棠写信，请他迅速派兵入粤，助一臂之力。

可他没想到，左宗棠并未立即入粤。他屯兵于闽、粤边界，止步不前，并奏报朝廷，指责粤军作战不力。证据有两个。一是在收复镇平的战役中，由于粤军未能堵住西路，致使太平军逃脱。二是事后，粤军没有“亡羊补牢”，派兵追剿，以致太平军得以进犯江西。

左宗棠以诸葛亮自居，在指挥作战上确实有一套。他的指责自然不无道理。可他缺乏换位思考的意识：如果粤军能与楚军一样英勇善战，郭嵩焘何至于近乎卑微地求他帮忙？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进一步批评粤军大将卓兴、方耀、郑绍忠等人，“骄怯有余、朴勇不足”，建议换人。

在奏折里，左宗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非议郭嵩焘，但郭嵩焘作为广东巡抚首当其冲，怎能视而不见呢？

三

其实，那段时间郭嵩焘的日子并不好过。

清朝立国近300年，官场上始终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督抚不和”。总督和巡抚都是封疆大吏，在权责上有很大的重叠，常因推诿责任、争权夺利酿成内斗。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时，就遇到这个烫手的老问题。

时任两广总督叫瑞麟，满洲正蓝旗人。他没啥本事，38岁了仍然只是一个太庙读祝官，负责在皇室祭祀时宣读祭文。但是他运气好啊，有一年在道光皇帝的祭祀活动中，宣读祭文时嗓门很大，皇帝很满意，当场赏赐五品顶戴花翎。从此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最终竟然当上了两广总督。

瑞麟自恃是八旗子弟，向来看瞧不起汉人同僚。偏偏郭嵩焘又不是一个圆滑世故的人。两人一来二去，关系闹得很僵。矛盾激发到极点，就是“督抚互参”，双方都写奏折，到皇帝那儿去告状。同治皇帝年幼无知，朝政大权由慈禧与慈安两宫太后把持。大敌当前，偏偏督抚不和，这事儿得尽快解决呀。两宫太后一合计，下旨命左宗棠就近调查。

左宗棠收到朝廷的旨意后，犯了难。人尽皆知，他与这起“督抚不和”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郭嵩焘，有姻亲关系——左宗棠二哥左宗植的次子左霖，迎娶了郭嵩焘的女儿为妻。由此，左宗棠主动奏报朝廷，说明情况，请求循例回避。朝廷没有批准，要他调查后据实奏报。朝廷这是表明对左宗棠的信任，另外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于是，左宗棠按照朝廷的旨意，就此事进行了详细调查。

四

张三和李四在擂台上比武，裁判王五是张三的同乡、好友、至亲，更关键的是，当年张三曾经救过王五一命。假如王五在双方比武时，稍微偏袒张三一下，岂不是举手投足的事情？

郭嵩焘正是这样想的。

他生平引以为傲的，有两件事。一是鼓动曾国藩出山训练湘军，二是举荐左宗棠到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出任幕僚。其实，他更值得浓墨重彩宣传的，是当左宗棠深陷“樊燮京控案”，朝不保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喊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惊人之语。左宗棠幸运地逃过一劫，还名动天下，郭嵩焘居功至伟。说郭嵩焘救了左宗棠一命，实无半分夸张。

但是，郭嵩焘很快便失望了。

瑞麟与郭嵩焘“督抚不和”案不复杂，调查没多久就结束了。左宗棠奏报朝廷，一边证实郭嵩焘所参瑞麟、卓兴、方耀等人的劣迹属实，另一边又坦率地批评了郭嵩焘，说他“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对瑞麟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却“委屈以期共济”，一味隐忍而不及时向朝廷奏报，最终贻误战机。

从表面上看，这相当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不偏不倚。但郭嵩焘实际上打得被更重。因为按照左宗棠的这些评语来看，郭嵩焘的素质和能力与巡抚之位不相匹配，这是一种很严厉的指控。相比之下，瑞麟那些道德、行为上的瑕疵简直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朝廷根据左宗棠的回奏，明发谕旨称：“瑞麟、郭嵩焘以督、抚大员，同城办事，自当和衷商酌。乃瑞麟于郭嵩焘商办之事，未能虚心体察；郭嵩焘因瑞麟未经允从，负气上陈，所见殊小。均着传旨，严行申饬。”两人都挨批了。瑞麟倒无所谓，郭嵩焘却颜面尽失，仕途前程愈加渺茫起来。

五

这样就完了吗？并没有。

左宗棠鉴于广东局势的严峻，因此在派遣楚军嫡系高连升部入粤之外，还奏调了几路客军协助，如鲍超的霆军、娄云庆部、席宝田部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客军云集广东，所需粮饷自然要求广东地方承担。这对于财政极为困难的广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郭嵩焘由此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以“广东饷需本已万分窘迫”为由，拒绝或拖延向这些客军提供粮饷。

他还指出，此前李鸿章曾派遣郭松林、杨鼎勋率军由海路援闽（福建），以支援左宗棠部对抗太平军李世贤部，广东未承担郭、杨所部粮饷，霆军、娄云庆部也不应例外。同时，广东本省还有土客械斗需要弹压，粮饷应优先保障本省防务。

不仅如此，郭嵩焘还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委婉地指责客军“所过之处，百姓惊扰”，表示不愿接纳客军。

同治五年（1866年）初，左宗棠一气之下连上两道奏折，分别是《陈明广兵事饷事折》和《请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片》。

在第一道奏折里，左宗棠揭露广东兵饷弊端，径直推荐得力部下蒋益澧督办广东军务兼粮饷。他说：“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左宗棠何等高傲之人，竟然夸部下的识见和谋略远高于自己，可见他的势在必得。

在第二道奏折里，左宗棠主要是参劾两广总督瑞麟，因瑞麟不愿意让高连升率部赴任广东陆路提督，想他单枪匹马干活儿——说到底，还是瑞麟打了小算盘，不肯承担高连升部的粮饷。由于郭嵩焘是广东巡抚，也不可避免地被牵连进奏折里。

由于左宗棠是追剿大军的统帅，朝廷最关注的是尽快平定太平军余部，便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当年5月，朝廷下旨，免去郭嵩焘广东巡抚职务，由蒋益澧继任，并督办广东军务。

虽说朝廷命郭嵩焘“来京另候简用”，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朝廷给的下台阶而已。他没有进京，轻舟驽马，黯然回到了湖南湘阴老家。

六

从郭嵩焘或者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左宗棠是“忘恩负义”。委婉点，那是“大义灭亲”。如果我们从左宗棠的角度来看，他这么做，背后自有逻辑支撑。

最根本的原因，是战争时期，效率优先。

李世贤、汪海洋等太平军余部转战于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如不尽快平定，势必养虎成患，或会形成卷土重来之势。不管是督抚内斗，还是协饷不力，都已严重影响左宗棠的军事进程。

在左宗棠眼里，夺取军事胜利是第一位的，再深的私人交情，都必须为“平乱”让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在4道奏折里，左宗棠的火力不光是对准郭嵩焘，还全力攻击瑞麟，甚至鼓励郭嵩焘将广东实情慷慨直陈。可惜，郭嵩焘没有理解左宗棠的深意，加上书生负气，出局就成了一种必然。倒是瑞麟朝中有人好当官，背后势力雄厚，平安过关。

但无论如何，左宗棠四次奏报朝廷进行弹劾，使得郭嵩焘丢官去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此事后，郭嵩焘与左宗棠不通书信，断绝往来，长达16年之久。

光绪元年（1875年）春，在军机大臣文祥举荐下，郭嵩焘出任福建按察使，并有机会兼任福建船政大臣。但郭嵩焘坚决拒绝，只因福建船政局由左宗棠创办——哪怕此时左宗棠早已离开福建船政局，去了西北多年。可见郭嵩焘对左宗棠的恨意之深。

七

尽管郭嵩焘对左宗棠怨恨极深，但在国家利益面前，这种怨恨是会让步的。他们在收复新疆一役中，搁置私怨，形成一种“前方后方、一文一武”的默契配合，以不同方式维护了国家主权。

光绪二年（1876年）冬天，郭嵩焘率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远涉重洋，在伦敦设立使馆，成为清廷第一位驻外使节。

当初任职广东巡抚时，他接触认识了不少洋商，对西方文化有了一定认识。此次深入英国，他悉心考察政治体制、教育与科学状况，广泛走访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机构，结交众多专家学者。虽年近六旬，他仍然刻苦学习外语。他将自上海至伦敦的外交事务及沿途十余国的地理民俗、科技制度，包括苏伊士运河工程、土耳其议会改革等内容，写成洋洋洒洒五千言的考察心得《使西纪程》，持续寄回国内，并提出了大量切实中肯的建议。

彼时，左宗棠正坐镇肃州，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英国政府为保护其盟友阿古柏政权，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调停方案，建议允许阿古柏在南疆“立国”，作为中国藩属。面对英国的外交部压力，郭嵩焘一方面坚持原则，拒绝承认阿古柏政权，另一方面提出条件，据理力争，拖延和阻止英方的干预。他还上《喀什噶尔剿抚事请饬左宗棠斟酌核办片》，建议趁阿古柏去世之机，迅速南下席卷扫荡，断了英国人的念想。

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代表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仅收回伊犁一座空城，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领土、赔偿俄国兵费500万卢布，举国皆惊。此时，郭嵩焘已因副使刘锡鸿的陷害和攻击，黯然回国，仕途不保，却依然凭借拳拳赤子心，奏报朝廷，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奏折里，他将左宗棠视为伊犁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反对崇厚在万里之外的圣彼得堡擅自定约，建议伊犁问题应交给在前线经营十余年的左宗棠来核议。

最终，清廷采纳了左宗棠和郭嵩焘的建议，改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赴俄重新谈判。曾纪泽在左宗棠军事压力配合下，于光绪七年（1881年）成功改订条约，收回伊犁及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

八

光绪七年（1881年）10月，左宗棠以大学士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离京赴任途中，左宗棠特意绕道湖南，回了一趟湘阴老家。

他要去了结一件心事。如果此时不了，此生恐怕再无了结的机会了。

抵达湘阴后，左宗棠没有柳庄老家，而是直接去了郭府。郭嵩焘从英国回国后，已经去职还乡，赋闲在家。他闻报，想要请老友吃“闭门羹”，但犹豫再三，终以“不打上门客”的古训开门相迎。左宗棠一进门便顿首行礼，称“老哥”，将当年广东之事一一引咎自责。郭嵩焘默然良久，只淡淡一句：“往事如烟，何须再提。”

左宗棠在郭府盘桓整日，叙旧论今，从西征新疆谈到出使英伦，从朝局变幻聊到家乡风物，仿佛又回到早年“诛茅筑屋”为邻的时光。

次日，郭嵩焘按照礼节，到柳庄回拜。

数日后，左宗棠即将离乡，特意在寓所设宴，欲与昔日故旧一一话别。郭嵩焘自然在被邀之列。

他拿着请帖沉吟半晌，想起16年前自己被4道奏折逼出广东的狼狈，想起那一日左宗棠顿首谢罪的诚恳。16年的心结，岂是一次叙旧、数声歉意便能消融的？他命人备下蔬肴数品，交与弟弟郭崑焘，命他代为赴席。

宴席之上，觥筹交错，左宗棠见郭嵩焘未至，深知这位老友心结难解，却也无计可施。席间，郭崑焘代为致意时，他举杯遥敬，一饮而尽。

夕阳西沉，夜色四合。左宗棠站在门口，目送郭崑焘远去。那背影，和郭嵩焘像极了。一样的清瘦，一样的步履从容。

31年了。他突然想起咸丰元年（1850年）那个兵荒马乱的秋天。他与郭嵩焘结伴走进深山，寻找避难之所。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说是避祸，倒像结伴出游，走到哪儿算哪儿。夜里头听着山风，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觉得日子还长得很。但一转眼，他们都老了，头发白得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