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食堂吃午饭。筷子停在半空，一块红烧肉掉回餐盘里。是我妈打来的电话，她说：“你表弟跟他妈闹翻了，一分钱都不给了。”
我愣了几秒，把肉夹起来塞进嘴里。嚼了两下，没尝出什么味。
表弟叫林建国，今年三十一岁，在城东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不是那种坐办公室吹空调的技术员，是天天泡在车间里，机油味沾一身的那种。月薪八千，在咱们这种三线城市，算是不错的收入了。他爸早年间出了车祸，人没了，家里就剩他妈和他，还有他弟弟林建军。
林建军比表弟小三岁，今年二十八。从小身体不好，三天两头闹毛病，他妈心疼，什么事都惯着他。小时候家里穷，两个人都上学，他妈总是先给建军交学费，表弟的学费就拖，拖到老师点名了，他妈才从邻居家借了钱补上。表弟从来没说过什么，他这人，话少，心里的事都闷着。
那时候我和表弟住一个胡同，隔了两户人家。我记得他初中那会儿，放学回来就蹲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写作业，膝盖上垫着一块硬纸板。他弟弟在屋里看电视，声音开得老大，是《西游记》，那会儿正演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表弟低着头，笔尖沙沙地响，头也不抬。
我问他：“你咋不进屋里写？”
他说：“屋里热。”
那天其实不热，四月天，风还凉飕飕的。
表弟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去读了技校，学的是数控机床。他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建军身体不好，得留着钱给他看病。表弟没吭声，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去了。技校两年，他年年拿奖学金，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他去省城的厂子，工资高，但离家远。他妈打电话来，说建军又住院了，家里没人照顾，让他回来。
表弟就回来了。
回来在城东的机械厂找了个活，从最底层的学徒干起。头一年，工资一千八。他每个月给自己留三百块吃饭，剩下的一千五全交给他妈。那时候我见他，他穿的衣服还是技校发的工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我说你也不买件像样的衣裳，他说厂里都穿这个，买了也用不上。
后来他工资涨了，两千、三千、五千，到现在的八千。他每个月固定给他妈两千，雷打不动。剩下的他自己攒着，说是要买房。他谈过一个对象，是厂里食堂的帮工，姑娘人挺好的，不嫌他穷，就是嫌他太抠。约会从来不去饭店，都是在厂门口的小摊上吃碗面。姑娘说，你一个月挣八千，咋连顿正经饭都舍不得请？
表弟说，我得攒钱买房。
姑娘说，你攒了这些年，攒了多少？
表弟没说话。
其实我知道，他攒的钱，大部分都被他妈以各种名目要走了。今天说建军要买药，明天说建军要去复查，后天说建军想换个手机。表弟嘴上不说，但心里明镜似的。有一回他跟我喝酒，喝到后半夜，他说：“哥，你说建军这病，啥时候是个头？”
我说：“你弟到底啥病？”
他摇摇头：“我也说不清。从小到大，就是这儿疼那儿疼的，医院去了不少，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我那时候没多想，以为就是普通的体弱多病。直到去年冬天，我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天表弟加班到晚上九点，从厂里出来，路过一家烧烤摊，看见他弟弟建军正跟几个朋友喝酒。建军穿一件新羽绒服，看着就不便宜，桌上摆了一堆串，还有两瓶白酒。建军喝得脸红脖子粗，正拍着桌子跟人吹牛，说他哥一个月挣八千，给他两千，他自己一个月工资四千五，加起来小一万，在这小城里活得滋润得很。
表弟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半天。路灯的光打在他脸上，半明半暗的。他没过去，转身走了。
第二天，表弟给他妈打电话，说想看看建军这两年的检查报告和病历。他妈支支吾吾，说那些东西都收起来了，找不着了。表弟说，那我回家自己找。他妈急了，在电话里喊：“你找那些干啥？建军身体不好，你别气他！”
表弟说：“妈，我就是想看看。”
他妈说：“看啥看？你弟好好的，你非要咒他？”
表弟挂了电话，请了半天假，回了趟家。他翻遍了家里的抽屉柜子，最后在他妈床底下的一个纸箱子里，找到了建军的病历。病历上写着，最近一次就诊是两年前，诊断是“轻度焦虑症”，开了些安神的药。再往前翻，就是些感冒发烧的记录，最严重的也就是一次急性肠胃炎，住了三天院。
表弟拿着病历，坐在他妈床沿上，半天没动。他后来跟我说，他当时就觉得，自己这三十年，活得像一场笑话。
他想起自己初中蹲在门口写作业的晚上，想起技校两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想起每个月发工资那天，他妈准时打来的电话，想起那个嫌他抠的姑娘，后来嫁给了别人。他想起建军冬天穿的那件新羽绒服，想起建军在烧烤摊上拍着桌子吹牛的样子。
他给他妈打了个电话，说：“妈，我每个月给你的两千块，你是不是都给了建军？”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他妈说：“建军他……他工资低，四千五一个月，不够花……”
表弟说：“我工资八千，我一个月吃饭加房租，花一千二。剩下的五千八，我攒了五年，攒了差不多二十万。这二十万，你前前后后以各种名目要走了差不多十五万。建军一个月四千五，不够花，他买两千块的羽绒服，他喝两瓶白酒，他一个月光抽烟就得花八百。妈，你说他不够花，那我呢？”
他妈在电话里哭了，说：“你是哥哥，你让着点弟弟……”
表弟说：“妈，我让了他三十年了。”
那天之后，表弟就再没给过家里一分钱。
他妈打过好几次电话来，先是哭，哭完骂，骂完又哭。说他不孝，说他白眼狼，说他忘了谁把他拉扯大的。表弟都听着，不反驳，也不给钱。他妈就发动亲戚来劝，我姨，我舅，都来找过表弟。表弟就一句话：“我该给的给了，不该给的，一分都不会再给了。”
我姨说：“你妈一个人把你们拉扯大不容易，你就忍心看着她老了一个人？”
表弟说：“姨，我不是不养我妈。我妈要是生病了，要住院，要花钱，我出。但建军的事，我不管了。他二十八了，有手有脚，一个月四千五，在这小城里，一个人过日子足够了。他要是真不够，让他自己来找我说，别让我妈来要。”
我姨还想说什么，表弟起身走了。
后来我听说，建军那件羽绒服，是他妈用表弟给的钱买的，一千六百八。建军还跟他妈要钱换了手机，三千多。他妈都给了，说的时候还挺高兴，觉得小儿子穿得体面，用得好，她脸上有光。
表弟知道这些，是过年的时候。他回家拿东西，看见建军穿那件羽绒服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拿着新手机刷短视频。他妈在屋里包饺子，看见表弟进来，脸上有点不自然，说：“建国回来了？吃饭没？”
表弟说：“不吃了，我拿点东西就走。”
他进了自己那屋，收拾了几件旧衣服。出来的时候，建军叫住他：“哥，你过年也不在家吃个饭？”
表弟说：“不了，厂里忙。”
建军说：“哥，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表弟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件羽绒服穿在建军身上，有点大，显得他整个人空荡荡的。表弟说：“没有，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吧。”
建军说：“哥，你以后还给我妈钱不？”
表弟没回答，推开门走了。
后来我跟我妈聊起这事，我妈叹了口气，说：“建国这孩子，从小就不容易。你姨偏心，偏心了一辈子，到头来，把最孝顺的那个推远了。”
我说：“妈，你说姨图啥呢？”
我妈说：“图啥？图小儿子过得好呗。可她不知道，她这样，把两个儿子都毁了。建军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啥也不用干，反正有妈兜着。建国呢，心凉了，凉透了。”
我想起去年秋天，表弟来找我喝酒。他喝得有点多，跟我说：“哥，我有时候想，我要是不回来，留在省城那个厂子，现在说不定已经买房了。”
我说：“那你后悔不？”
他想了想，说：“后悔倒谈不上。就是有时候觉得，我这三十年，活得像给人做嫁衣。我攒的钱，我吃的苦，最后都穿在别人身上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个打火机，是那种老式的塑料打火机，一块钱一个。他翻来覆去地转着，拇指在打火轮的边上磨来磨去，磨得发白。我注意到他大拇指的指甲盖边上有一道旧茧，是常年按机床按钮磨出来的。
我后来常想，表弟这个人，就像他手里那个打火机。看着不起眼，但关键时刻能点着火。可要是没人用它，它就一直在那儿，慢慢地，塑料壳磨花了，火石磨平了，最后连火都打不着了。
他妈不知道这个道理，她总觉得，打火机是烧不完的。可她不知道，火石是有限的，磨一次少一次。等哪天磨完了，再想打火，就只剩火星子，啪嗒啪嗒地响，就是着不起来。
建军也不知道这个道理。他还觉得，他哥那台机器是永动机，只要他伸手，钱就会从出钞口哗啦啦地掉出来。
如今表弟真的一分钱都不给了。他妈在电话里骂他，骂完又哭，哭完又骂。表弟听着，不吭声。他妈骂累了，说：“你以后别回来了，我就当没生你这个儿子。”
表弟说：“行，妈，你保重身体。”
挂了电话，表弟在车间里站了很久。他跟我说，他当时看着那台数控机床，机器嗡嗡地转着，铁屑飞溅出来，落在他的工装鞋上。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那台机器，转了几十年，现在终于有人按下了停机键。
他说：“哥，你说我做得对不对？”
我看着他，没说话。我知道他不是在问我，他是在问他自己。
后来我听说，建军那件羽绒服，穿了一个冬天就开线了，袖口裂了一道口子。建军找他妈要钱买新的，他妈说：“你哥不给钱了，你省着点花。”
建军说：“那我不管，你给我买。”
他妈说：“妈没钱。”
建军说：“你跟我哥要啊。”
他妈说：“你哥不给。”
建军摔了门，走了。
那件羽绒服，后来被建军扔在院子里的铁丝上，挂了一个冬天。风吹日晒，领子上的毛领卷了边，颜色也褪了，灰扑扑的，像一只落了水的鸟。
今年开春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路过表弟家那个胡同。胡同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太太。我听见她们在议论，说林家的老大现在不孝顺了，一个月挣八千，一分钱都不给他妈。
我没停，继续往前走。走到表弟家门口，看见他妈坐在门槛上择韭菜，头发白了不少，背也驼了。她看见我，喊了一声：“小军来啦？进来坐。”
我进去，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她给我倒了杯水，用的还是那个搪瓷缸子，磕掉了几块瓷，露出里面的黑铁皮。我记得这个缸子，表弟他爸还在的时候，就用它喝茶。缸子把手上缠着一圈胶布，是表弟初中时候缠的，说是怕硌手。
他妈说：“建国最近咋样？也不给我打电话。”
我说：“他挺好的，厂里忙。”
他妈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心真狠。”
我没接话。我看见院子角落堆着几个纸箱子，里面装着建军不要的旧衣服。那件开线的羽绒服也在，皱巴巴地窝在箱子底，领子上沾着灰。
我走的时候，他妈还在择韭菜。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坐在那儿，背对着门，阳光照在她身上，影子拉得很长。她手里的韭菜，一根一根地择着，动作很慢，像是没什么力气。
我后来跟表弟说了这事。表弟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你说我妈，她是不是到现在还不明白，她错在哪儿了？”
我说：“你觉得呢？”
表弟说：“我觉得她明白。她只是不愿意承认。她要是承认了，就等于承认自己这三十年，都在做一件错事。她受不了这个。”
我说：“那你呢？你原谅她吗？”
表弟没回答。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茧，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机油。他摩挲着拇指上那道旧茧，像是在摸一件老物件的纹路。
过了很久，他说：“哥，我不是不认我妈。她老了，生病了，我肯定管。但建军，我不会再管了。他要是真有出息，就自己闯去。他要是没出息，那也是他自己的命。”
他顿了顿，又说：“我这些年，一直觉得自己亏欠家里。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带我们俩，不容易。所以我拼命地省，拼命地攒，想让她过得好点。可我现在明白了，我亏欠的，不是我妈，是我自己。我欠自己一个像样的青春，欠自己一个没被掏空的家。”
那天晚上，我从表弟家出来，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洒在柏油路上。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表弟还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烟头明明灭灭的，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表弟刚工作那会儿，有一回我去厂里找他。他在车间里，穿着一身油渍的工装，正弯腰调试一台机器。我看见他后腰上别着一个钱包，是那种老式的帆布钱包，边角磨得发白。他掏钱的时候，我看见钱包里夹着一张照片，是他爸的遗照，黑白的那种，边角已经卷了。
他把那张照片，贴身带了十几年。
我后来想，表弟这个人，不是心狠。他只是把心里的火，一点一点地，拧小了。拧到最小，只剩下一点火星子，够他自己取暖，再也点不亮别人了。
他妈不知道，建军也不知道。他们只看见那台机器不转了，却不知道，机器里的零件，早就磨光了。
如今表弟还是一个人住在厂里的宿舍，一个月房租三百五，吃饭六百，剩下的大部分都存着。他说他打算年底看房，首付不够就再等一年。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他无关的事。
我问他：“你还打算找对象不？”
他说：“遇上合适的再说吧。”
我说：“你还信这个？”
他笑了笑，没说话。他把手里的烟掐灭，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进了车间。机器嗡鸣声重新响起来，铁屑飞溅，他低着头，背影被车间里的灯光拉得很长。
我站在门口，忽然想起那年四月，他蹲在胡同口写作业的样子。那时候他还小，还不知道这世上有些账，是算不清的。他只知道自己得往前走，往前走，哪怕路是黑的，也得走。
因为他身后没有人，他得自己给自己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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