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览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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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夏之间,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过“南山城古寺巡礼”展,介绍了南山城地区丰富的佛教文物,令人难忘。京都府南部地区古称山城国,是律令时代畿内五国之一。南山城地区即山城国南部,紧邻奈良盆地北缘,相当于现京都府下的木津川市、精华町、笠置町、和束町、南山城村等地。南山城村是京都府最南、最东端的自治体,1955年成立,人口仅两千多,老龄化严重,主要产业是种茶。
流经南山城地区的木津川大致呈东西走向,在上狛附近转向西北,至京都府八幡市境内与桂川、宇治川合流而成淀川,一路奔流入大阪湾。三川合流处有遍植樱树的景观胜地背割堤,四月初搭乘阪急、京阪电车,都能在这一段看到汤汤河水与霭霭樱云。木津川发源于今三重县境内,是古代的水运要道,承担了营造都城、寺庙之际运输木材的重要功能。“木津”之名据说源自“集散、转运木材的河港”之意。《万叶集》所收《藤原宫之役民作歌》云“泉河美泱泱”“爰聚梁栋材,结桴泝通渠”(钱稻孙译),即咏营造藤原宫时运输木材之事:近江田上山砍伐的木材顺宇治川而下,被转运至泉河,扎成木筏逆流而上。歌中“泉河”即泉之川,是木津川古称。木津川改变流向处也是古代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经水路运抵的木材等物资可在此上岸,由陆路运往奈良。河流拐弯处至今尚有泉大桥、泉小桥、泉桥寺等带“泉”字的地名。
从三重县方向而来的木津川
南山城地区今虽属京都府,但生活、文化圈都更近奈良,寺院也深受南都佛教影响。这里曾有许多创建于奈良时代的寺院,如今法灯尚传的有海住山寺、岩船寺、笠置寺、蟹满寺,还有吉野山修验道影响下建成的神童寺等等,至于净琉璃寺则是平安时代净土信仰兴盛后建成。看完京都国博的展览后,我被南山城佛教文物深深吸引,起意实地探访。然而这些寺院分布于木津川南北岸的山中,公共交通不易抵达。只好利用电车、一小时一班的公交车、出租车、狂奔,去了其中的几座。海住山寺的五重塔、净琉璃寺的九体阿弥陀如来、塔尾道中随处可见的小石佛、笠置寺山中蜿蜒如带的木津川,无不令我印象深刻,刷新了我对京都佛寺历史文化的理解。
海住山寺国宝五重塔
旅行途中查看地图,留意到木津川拐弯处的“高丽寺遗址”,还有附近带“狛”字的地名。这“高丽”与“狛”同音,读“koma”,各种资料里都说这里古代是高句丽移民狛氏的聚居之地。“高丽”在日文中多读“korai”,对应高丽时代。为何高句丽与“狛”同音?《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二十年(476年)条云“高丽王,大发军兵,伐尽百济”,其下转引现已亡佚的《百济记》“盖卤王乙卯年冬,狛大军来,攻大城七日七夜,王城降陷”等语,知“狛”即高句丽。《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高句骊》云“句骊一名貊”。 貊、狛本非异体字,因字形略近,在日本被混用,且后者更多见。至于读音,有一说称高句丽民族崇拜熊,熊音곰(kom),即“koma”语源。与日语“百济”读“kudara”、“新罗”读“shiragi”一样,都是自古流传的特殊读法。
在高丽寺遗址眺望JR奈良线的木津川桥梁
江户中期僧侣白慧(本名坂内直赖)著《山州名迹志》(1711年刊)卷十六“高丽寺”条云:“今亡,是即《释书》所载相乐郡高丽寺也。旧迹在泉桥寺东北五町序。存础迹。传云古本尊为药师佛,用明帝敕修,令唐僧惠辨为此寺住持。”《释书》即镰仓时代禅僧虎关师炼著《元亨释书》,卷二九有“天平年中,山州相乐郡高丽寺有僧荣常持法华”等语,最早出自平安时代初期成书的民间故事集《日本灵异记》。曾参与高丽寺遗址考察的美术史学者田中重久认为,高丽寺本尊很可能不是药师佛,而更可能与飞鸟寺本尊、法隆寺金堂中尊一样,是金铜释迦如来坐像。可惜高丽寺废绝已久,在江户时代仅剩地名和础迹。1918年,京都府史迹胜地调查会对高丽寺遗址作了初步考察。据考古学家梅原末治的调查报告可知,当时遗迹有两处土坛,第一处种植柑橘和柿树,散落大量布目瓦残片。第二处与前者相距约21单步,较前者为低,础石尚存,亦多古瓦片。据说明治初年尚有八块础石,1911年调查时只剩四块,被村人作庭石或转卖,到1918年只剩两块。
1935年,高丽寺遗址附近修路挖土时,发现大量瓦片与础石碎片,并在附近发现瓦窑遗址。随后的1938年,地方史学者发起初步挖掘调查,确认寺院伽蓝配置为“法起寺式”,即东侧立塔、西侧建金堂,从后方讲堂向两翼延伸的回廊环绕二者。并发现奈良、平安时代的多件瓦片、砖、鸱尾,还有金具残片。随后,梅原末治正式发起考古挖掘,确认高丽寺所用瓦片与日本最古老的寺庙飞鸟寺瓦片出于同一范型,推定高丽寺创建于飞鸟时代,在奈良时代末曾有大规模修整,是京都府内最古老的寺院遗址之一。尽管文字记载和出土实物均很有限,但能根据遗迹明确伽蓝配置,已十分难得。
京都府立山城乡土资料馆藏高丽寺遗址出土金具残片
1980年代中期,高丽寺遗迹附近公路扩建,当地教育委员会联系京都府教育厅文化财保护课,请求再次彻底调查遗址,并建成保护区域,这项事业直到2021年才正式完成。从京都市内前往高丽寺遗址可乘JR奈良线,一路南行至只有慢车才停靠的上狛站,下来步行一段,抵达一片被田野包围的高台即是。我第一次探访是在2019年5月,与友人在遍开紫云英的田野中找到了大树下“史迹高丽寺阯”的石碑。四周空旷无人,漫步遗址所在的高冈,仅见几座复原的石基。南面正对风光秀丽的木津川,我们想象着一千多年前的高句丽渡来人从若狭地区登陆,经琵琶湖、宇治川、木津川一路到此,对这里水陆交通要冲的地利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高丽寺遗址附近的地名“上狛”
查询高丽寺信息时,发现在遗址东北方三十余公里处的南山城村童仙房地区,还有一座1975年新建的高丽寺,是韩国曹溪宗运营的寺庙。早在1968年,日韩佛教会邀请韩国僧侣团访日,团长西翁堂尚纯大宗师(1912-2003)毕业于京都的禅宗名校花园大学,曾在妙心寺禅院修行三年,1974年被推举为韩国曹溪宗第五代宗正。西翁禅师一行在妙心寺主持日韩友好法会,随后赴东京访问厚生省,获知厚生省地下室有两千余具战时朝鲜人遗骨,遂发愿要在日本搜集殖民时代遗留的朝鲜人遗骨,修建供养塔。1968年,访问团成员之一、曹溪宗释泰然法师正式赴日弘法,在大阪生野区猪饲野租下房屋,建立“在日本大韩佛教曹溪宗达摩寺”,讲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鼓励在日朝鲜人信徒举行一百零八拜忏悔。1973年终于募足资金,购入附近土地,搬迁后改称普贤寺,推举西翁禅师为方丈。1975年,为安置客死异乡的在日朝鲜人遗骨,泰然法师在童仙房地区购入约20万平方米山地,建成高丽寺。
释泰然俗名金千洙,号旸峯堂,1937年生于朝鲜全罗北道淳昌郡福兴面,1953年在曹溪宗五大丛林之一的白羊寺出家,师从智雄法师。后以曼庵宗宪法师为戒师受沙弥戒,以海印寺慈云盛祐法师为戒师受比丘戒。1960年毕业于海印寺讲院,先后完成十期“安居”(僧侣定期集中修行,每期三个月)。其后留学京都的佛教大学,获硕士学位。1978年,高丽寺正殿落成,正式向在日朝鲜人开放附属陵园,并终于将厚生省地下室存放的无名人骨安置于此;1984年,建成约20米高的“日韩友好平和之塔”,此后每年举行纪念法会、世界和平祈愿法会。
童仙房位于南山城村最东端的群山深处,紧邻滋贺、三重、奈良三县,公共交通无法抵达,因而我是最近才与从周自驾探访。出行前检索资料,意外地发现此前不为人知的高丽寺近来居然遭遇网暴。起因是2022年起,这里的墓地开放了土葬区域,不问信仰、国籍,均可申请。虽然早期佛教传入后带来了火葬的风气,但直到明治初年,日本一直流行土葬。明治初年曾出于神道教的观点禁止火葬,并在港区划定公立青山灵园作为“神葬墓地”。但很快受到不利公共卫生等各方批评,加之用地不足,政府遂废除火葬禁止令。二战结束后,日本火葬率已超半数,现已超99.9%。政府虽未禁止土葬,但火葬深入人心,土葬在日本人看来意味着不卫生、污染水源、恐怖。
近年,随着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移民人数的增多,日本穆斯林群体也显著增长。2010年约10万人,现已超过40万;清真寺也在过去25年内由十来座增加至150余座。在日本各地,穆斯林群体对土葬用地的要求相继引发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目前全日本穆斯林墓地不到10处。高丽寺地处深山,当地素有土葬风俗,因此周边居民对土葬并无抵触,土葬也顺利获得地方政府批准。第一位安眠在高丽寺土葬区的是石川县一对夫妇死于腹中的胎儿。丈夫是日本人,妻子是东南亚出身的穆斯林女性,他们远道而来,终于如愿将亡儿归于地土。《朝日新闻》《京都新闻》等媒体都报道了高丽寺接受土葬的情况,高丽寺接到了以穆斯林为主、也包括天主教徒及儒教徒的许多申请,也遭到各方质疑。发展成网暴,则拜劣迹网红原田将大(网名Hezumaryu)所赐。原田有多项犯罪前科,2024年起,他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中国游客虐待奈良公园的鹿,发表诸多针对中国人的极端言论,虽被指恶意造谣、煽动仇恨,却深受右翼网民追捧。原田随后参选奈良市议员,竟高票当选。2026年4月下旬,原田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指在日韩国人建立的高丽寺推行土葬,如不及时禁止,国将不国,并配上他在高丽寺的自拍。这番言论掀起轩然大波,南山城村政府、高丽寺接到来自各地的骚扰电话和邮件,至今不绝。尽管媒体出面说明高丽寺开放土葬墓地合法合规,并采访各方专家,解释在适当管理之下,土葬危害环境的风险极低。
从京都市内出发,过蹴上、山科,上名神高速,在石山寺附近下高速,往甲贺市信乐方向一路往东南方而去。多是傍山临溪的曲折单车道,偶尔穿越隧道,路过山脚下的稻田,渐渐出现大片茶园,还有信乐烧窑址的广告。路越来越窄,林木幽深,不时出现“熊出没、请注意”的警示牌。穿过一段极窄的田间小道,眼前突然出现“林道三国越线”的路标,往北是滋贺县甲贺,往东是三重县伊贺,往西是京都府童仙房。
滋贺、三重、京都三地的“林道三国越线”
战战兢兢在这三岔路口折向西面,浓阴蔽日,道路潮湿生苔,仅容一车通行,不时有垂挂的葛藤与路旁倒伏的木枝扫过车身。我们高度紧张,担心对面突然来车,也担心如果真有熊。然而漫长的一段山路竟然只有我们。走出密林,道路稍宽,山边出现小块水田,偶有人家,道边开满野百合与卷丹,“高丽寺”的小幅木牌终于出现在眼前。顺着指示牌又缓缓入山,总算看到勒有“高丽寺 前方400米”大字的石碑,山道一阵颠簸,外墙标记日韩双语“高丽寺公寓”的一栋浅黄色小楼出现在眼前。
高丽寺的路牌
四周仍然空无一人,山中蜿蜒而下的浅溪畔遍植樱、栗、木槿。溪上一座红色小桥,指示牌上大字醒目,“请填写访客登记表,表格在高丽公寓寺务所前”,落款“宗教法人曹溪宗总本山高丽寺,法人代表 崔炳润”。我们停车后来到寺务所窗前,小盒内果然放着空白的访客登记表,四处还张贴着白纸黑字的警告语:“境内为私有地。严禁擅自闯入拍摄、上传社交媒体。一经发现,立刻逐出,并以侵犯隐私权及侵害设施管理权报告官方、司法机构。”想必是遭遇网暴后的应对措施。犹豫间,我拨打了崔代表的电话,希望得到对方许可再入内。电话无人接听,只见寺务所窗内影影绰绰似有人在,干脆直接叩窗。一位慈眉善目、穿韩式交领便服的老者为我们开窗,原来就是崔代表。他看了我填写的登记表,一脸温和笑意:“你们是中国人?从京都市区来走了很远的路吧。”随后就把正殿门锁密码告诉了我们,让我们自由入内参观,一句注意事项都没有提。
应对网暴的警告语
我很意外,也觉得感动,莫非他一眼看出我们不是惹事之徒?便主动提起我为何到此,先是对木津川畔的高丽寺遗址感兴趣,查地图时才知道童仙房的深山还有一处新的高丽寺。因为公共交通手段无法抵达,直到今日才拜访。不料发现最近这里在网上居然出了名……崔代表含笑看着我们,淡然道:“仇恨言论不可取,所以我才贴了那些警告语,也不知有没有用。我正跟村议员商量,看有无对策。”
崔炳润已85岁高龄,祖籍韩国庆州,父辈来到日本,老家在和歌山。作为在日朝鲜人二世,他从小受到各种歧视,高中毕业没有考国公立大学的资格,只能早早进汽车修理厂工作,顶着“富永勇”的日本通用名。27岁时出师创业,也做修车生意。妻子崔顺福是一代移民,师承韩国宫廷料理名家黄慧性,擅长韩国菜,曾在大阪开过一家生意非常好的餐馆“凤仙花”。二人育有五个女儿,孙辈亦长成,现居京都府木津川市。崔氏夫妇热心社会公益,关心在日朝鲜人福祉,深受同胞敬重。
十年前,泰然法师病倒,远在深山的高丽寺无人管理,本来用于接待信徒坐禅、扫墓的高丽公寓数度遭窃,景况堪忧。继任住持法岳光德是日本临济宗僧侣,但他已是大阪临济宗宝严寺住持,因而只是名义上代管高丽寺事务。本就信仰佛教的崔炳润发愿重整高丽寺,多方募资修缮法堂、纳骨堂,并获土葬许可,于2022年开放土葬墓地。他说,最初自己参与寺院事务,只是不忍坐视同胞安眠之地荒废。实际着手,杂务极繁,处处花钱。附近居民起先觉得他没多久就要逃回家了,没想到他坚持至今。本来计划一周回家一次,结果交通不便,一个月才回去一次,起居都在寺内,众人视他为高丽寺的实质管理人。
2024年5月,泰然法师在大阪病逝,韩国来的僧侣与在日朝鲜人信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传统葬礼。但之后,韩国曹溪宗并未派出新任住持。在2011年曹溪宗海外特别教区制度成立以前,海外寺院主要依靠僧侣个人创立经营,宗团中央的管理和支援相当有限。当初泰然法师赴日传法是出于个人愿力,寺院发展主要依靠在日朝鲜人社群。在日朝鲜人中佛教信徒很少,相比之下基督教(新教教会)存在感则强得多,特别是日韩建交后新来的韩国人,不少人虽不是基督徒,也会参加教会活动。现在,韩国曹溪宗最重视的海外教区是北美;而日本本土佛教势力已足够强大,曹溪宗自无动力在日本弘法,高丽寺的困境可想而知。
崔代表说,高丽寺墓地本来埋葬的都是在日朝鲜人,现在各个国家、各种信仰的都有,也有中国人。“人活着时因国籍、身份受到种种区别对待,人死后理应归于平等。现在日本人一提到土葬就跟穆斯林划等号,避之不及。其实基督徒、儒家子弟也推崇土葬,一些无信仰、单纯不喜欢火葬的日本人也会向我咨询土葬。”
墓地边提供土葬服务的标识
与崔代表立谈良久,他态度谦和,思维敏捷,令我感佩。随后,我与从周前往本堂,途经10米高的白衣观音像,走上停车场边的台阶,遍施丹青彩绘的正殿就在眼前。那是仿照白羊寺正殿气象而建的韩国传统式样建筑,歇山顶,斗拱密集精巧,飞檐如翼;正面阔五间,额书“大雄殿”;朱柱绿窗,外墙柱间绘有护法神将像。一时恍惚置身韩国某地山寺。说来韩国古刹多在名山深处,访求不易,不似日本寺院高度世俗化,闹市亦多见,僧侣也无清规戒律一说。泰然法师将高丽寺选址于此,或许不仅因为这里偏僻价廉,也因白岩山中的白羊寺与伽倻山中的海印寺都在清净离俗之地。
纯粹韩国样式的高丽寺正殿
启扉而入,殿内也纯然韩国佛寺规格,本尊金身释迦牟尼,胁侍文殊、普贤二菩萨。佛像后装饰巨幅佛画,藻井彩绘绵延。佛像右侧是不动明王,左侧安放众多牌位,四处挂满彩色莲灯。细格窗外投入几缕光线,照见殿内浓郁的色彩,与密密排布的牌位上异国的籍贯与姓名。我们不敢多打扰,垂首悄然退出,在廊下眺望大片墓地与山脚的平和纪念塔。土葬区划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近处都是在日朝鲜人墓,多为夫妇合葬。延州玄公、丰川任氏,陕川李公、金海金氏,晋州姜公、济州高氏……许多年后,如果这些碑石文字尚可辨别,人们是否能想象往昔异乡人因坚持故国礼俗而获得的安宁与慰藉?草地随处可见动物的蹄痕与粪便,似乎是鹿,或者还有野猪。管理这大片墓园想必非常不易,崔代表是否还有其他更年轻的帮手?返回寺务所路上看到一片菜园,种着芝麻、韩国紫苏、青阳辣椒与桔梗。高丽公寓一楼有祈祷室,墙上挂着泰然法师像,还有他画的三千里木槿花,与窗外盛开的木槿呼应。
高丽寺正殿金身佛像
辞别崔代表,踏上归途。方才感觉胆战心惊的窄路似已没有那么难走,也有心情欣赏童仙房的清幽山水。江户时代,这里一直是相邻诸藩相争的领地,为避免冲突,各藩将此地定为无人居住的缓冲区域。明治初年,此处划归京都府管辖,地方政府招募农民来此垦荒。童仙房之名惹人遐想,来历并无定论,一说古代寺院众多,有上千佛堂,名“堂千房”,后讹为“童仙房”。
去过新的高丽寺,又想重访木津川畔古老的高丽寺遗址。这比去童仙房的路好走许多,溯木津川南北段而上,至上狛附近拐弯东行,不久便找到了田间巨木下的“高丽寺阯”碑。四围风景一如记忆,遗址格局则比此前清晰许多,复原了金堂、佛塔的瓦砌基坛,以及金堂和佛塔的础石。新立解说牌内容详尽,可知本地小学、初中生及市民也共同参与了瓦砌基坛的复原。
高丽寺阯碑
南都佛教的势力随着迁都平安京渐转衰退,其辐射范围内的南山城诸寺也消亡或改宗,很多只余名称,连传说都渺茫。我们去了不远处的京都府立山城乡土资料馆,在常设展见到了高丽寺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还有推测是佛像装饰的金具残片。零星残迹既说明南山城往古文物湮灭之可惜,又说明高丽寺遗址吉光片羽之可珍。渡海而来的异乡人早已融入这片土地,与所谓在地人群难分边界;他们带来的信仰、技术、语言、记忆,也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或者说,这片土地的文化本来就由他们创造。在文字记载、实物印证都缺乏的情况下,我只能一再远眺木津川与群山,希冀风土自然启发我穿越时空的自由想象。
苏枕书专栏丨北白川畔
苏枕书
客居京都
爱好养花种菜
著有《有鹿来》等作品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京都南部的两座高丽寺》。文章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一览扶桑立场。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拍摄,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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