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蹲在汽修店门口吃泡面，油污顺着指缝淌到纸碗边沿，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差点把叉子扔进面汤里。三婶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尖又急，说大舅今天第六次从政务大厅空着手回来，这回连号都没取上，排了一上午队轮到窗口，人家电脑一敲说系统里查不到他的宅基地档案，让他回去找村委会开证明。我嗯了两声把叉子搁在碗沿上，用肩膀夹着手机听三婶还在那头絮叨，说大舅从镇上回来的时候脸色铁青，摩托车骑到村口差点拐进沟里，幸亏隔壁老张喊了一嗓子才回过神来。我说三婶您别急，我一会儿去家里看看。

挂了电话我把剩下的泡面汤一口灌了，纸碗扔进墙角的铁皮桶，拿抹布擦了擦手指头上的油。这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了，三月的傍晚来得不快不慢，巷子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从东边铺过来，把修车铺门口的水泥地遮了一大半。我顺手把几辆修好的电动车推到屋檐底下排好，卷帘门哗啦一声拉下来，锁头咔嗒扣上，又从工具台抽屉里摸出摩托车钥匙。

我叫陈远，今年三十二岁，在城南开了家修电动车的小铺子，顺带着补补轮胎换换机油，活不多不少，一个月下来赚不了大钱但也不至于饿死。这铺子是三年前租的，房东是个在县城开五金店的胖子，看我会修车就把这间靠巷口的门面便宜租给了我，说是给这条街添点人气。铺子不大，进门就是工作台，台面上常年堆着螺丝刀扳手万用表和一堆叫不上名字的零件，墙角的铁架子上码着各种型号的电池和轮胎，地上永远有一层扫不干净的黑灰。门口摆着两个塑料凳子，平时来修车的人坐在那儿等，凳子面已经被磨得发白起毛了。

我骑上摩托往大舅家去，路上经过镇上的菜市场，这个点已经收摊了，地上湿漉漉的，烂菜叶子混着泥水贴在水泥地面上，空气里还残着鱼腥和韭菜的味道。我放慢了车速躲过一个水坑，摩托车排气管突突响着穿过窄窄的老街，两边是那种八九十年代盖的两层小楼，楼下开着小卖部或者理发店，楼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被单。出了镇子往东走两里地就是柳树村，村口那棵大樟树的树冠黑乎乎地戳在天上，隔着老远就能看见。

大舅家的院子门虚掩着，我推开铁栅栏走进去，院里那棵老石榴树刚冒了新芽，地上几片干枯的落叶还没来得及扫。堂屋的灯亮着，昏黄的光从纱门里透出来，我听见大舅的声音在里头闷闷地响，像是在跟谁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喊了声大舅，推门进去，看见他坐在堂屋那张八仙桌旁边，桌上摊着一堆纸，帆布包扔在脚边，里面的材料散了一地。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挤出一个笑来，说远啊你来了，吃饭没有。

我说吃过了，您吃了没有。他说吃了吃了，你三婶送来的面条。我低头看桌上那堆纸，每一张都折得整整齐齐，上面贴着黄色便利贴，便利贴上写着不同的字，有的说缺身份证复印件，有的说缺规划图纸，有的说缺四至界限确认书，最新的那张上面写着系统无档案记录请提供原始批文。大舅顺着我的目光也看过去，叹了一声说今天排了两个钟头队，轮到我的时候窗口那个女的把材料推出来，说系统里没有我的名字，让我去查档案。我说我查过了，档案馆都去了两趟了。她说那也没办法，系统没有就是没有，你回去找村委会开证明吧。

大舅说话的时候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微微蜷着，指甲缝里还有干了的泥巴。他种了一辈子地，手指头又粗又硬，关节都变形了，这会儿放在膝盖上像是两把老树根。我拉了把椅子坐下来，把那堆材料一张张理好，按顺序摞起来。便利贴我一张张揭下来，反面朝上放在桌角，一共六张，日期从去年十月开始，一直排到前天。我说大舅，您之前没跟我说跑了这么多趟。他说有什么好说的，自己跑跑就完了，你忙着做生意。

我把材料袋扣好，放在桌子中间。我说明天我陪您去一趟。他说不用，你去也白去，人家认材料不认人。我说我去跟他们说，您在一旁听着就行。他还要摇头，我已经站起来往门口走了，说明天早上我来接您，您把材料都带齐了。他在身后喊了声远啊，我回头，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说了句那你路上慢点骑。

骑车回来的路上夜风凉飕飕的，我把夹克拉链往上拽了拽，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那六张便利贴。头一张说缺身份证复印件，这最简单，复印完了夹在材料里就行。第二张说规划图纸要手绘的，还得标注尺寸，大舅花三百块找镇上画图的老赵画了一张，老赵以前在建筑队干过，拿尺子比划着画了好半天，图纸上标着长宽高和房间布局，看着挺像回事的。第三张说图纸上没有四至界限，老赵又跑了一趟大舅家，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邻居名字写上去，还让他们签了字按了手印。第四张说缺身份证复印件，大舅说复印了夹在里面的，窗口说没看见，大舅不敢争辩，只好又去复印了一张。第五张说申请书格式不对，要用统一制式表格，大舅在乡镇打印店花五块下载了表格重新填。第六张说少了村小组的公示证明，要等下次村民开会的时候公示七天才能补。好不容易补完了公示，第七趟又说系统查不到档案。

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大舅那块宅基地我从小就去玩，挨着村东头那棵大樟树，左右邻居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界址清清楚楚，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纠纷。八几年批宅基地的时候村里统一办了一批，大舅家是第二批，他那张老证我见过，是一张泛黄的大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四至范围，盖着当时乡政府的红章。按理说这种历史档案应该都归到县档案馆了，就算系统里查不到，原始纸质档案总该在的。可大舅说档案馆他去了两次，第一次排队等调档等了一上午，下午才拿到复印件。第二次去的时候窗口让他直接去县档案馆找原件存底，他又跑了一趟，结果人家说原件就在馆里存着，但不能外借，只能复印盖章。

我越想越睡不着，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隔壁出租屋里那对小夫妻又在吵架，女的嗓门尖尖的，男的闷声不响，间或摔个什么东西咚一声响。我听着听着居然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的深蓝色夹克，把头发拢了拢就骑着摩托去大舅家。到的时候大舅已经站在院门口等着了，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帆布包抱在胸口，像是抱着一只瘦猫。我说走，他说你吃了没，我说路上买个包子吃。他就上了摩托后座，两只脚踩在后脚踏上，身子直挺挺地坐着，帆布包夹在我俩中间，硌得我后背不舒服。

去县城的路上经过那片刚返青的麦田，晨光从东边斜斜照过来，麦苗尖上挂着露水，亮晶晶的一片。大舅在后面忽然说远啊，今天要是还不行就算了。我说不会不行的，今天我把话跟他们说清楚。他说你别跟人家吵，咱老百姓跟公家的人吵不得。我说我不吵，我就讲道理。

到县城政务大厅的时候刚过八点半，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有抱着文件袋的年轻人，有拎着塑料档案袋的中年妇女，还有两个拄着拐棍的老头坐在台阶上等开门。大舅把帆布包紧了紧，说还早着呢，九点才开门。我说咱先排着，站前面点。

九点一到卷帘门哗啦啦升上去，人群往里涌，我跟在大舅后面过了安检，直接往右边的自然资源窗口走。那个窗口在最里面一排，我远远就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坐在那里，正低头整理桌上的资料。轮到大舅的时候他小心翼翼把材料递进去，说同志我来办宅基地规划许可，前几次来过的。那姑娘接了材料翻开看了看，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然后她抬起头来说你这个系统里查不到啊，上次不是让你去调原始批文吗。

大舅说调了，从档案馆复印来的。他从材料袋最底层抽出那张盖了档案馆红章的复印件递进去。姑娘接过去看了看，说我跟你说了要原件，复印件不行。大舅说档案馆说原件不能外借，只能给复印件。姑娘把复印件推回来说那就让档案馆出个证明，说明原件确实在他们那儿存着，有证明我们才能确认这个复印件的真实性。大舅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我在后面轻轻拉了他一下，然后上前半步对窗口说同志，上次我们来的时候窗口说复印件就可以的，我们这才去调的。

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说上次是哪个窗口说的，我不记得我说过这话。我说就是你们这个窗口，我大舅来了好几趟了，前面几趟都是您在这儿办的。姑娘脸微微红了一下，语气硬了半度说那你去找上次说这话的那个人，我今天没说过可以。我说那您现在能不能通融一下，我大舅跑了这么多次了，材料都齐了，就差这一个档案的事。姑娘把材料袋往旁边一推说不是我不通融，是规定，系统里查不到就得有原件或者档案馆的证明，我没法给你破例。

我把材料拿回来，拉着大舅走到旁边。大舅的脸色很不好看，嘴抿得紧紧的，两只手把帆布包的带子攥得发白。我说没事，咱换个窗口问问。我走到旁边的综合咨询台，台上坐着一个穿黑羽绒服的中年男人，正低头刷手机，屏幕上的短视频声音外放着，一个女的在喊家人们点点关注。我客客气气地说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宅基地档案系统里查不到该怎么办。那男人头也没抬说你去二楼档案科查。我说我查过了，档案馆也去了，现在窗口不认复印件。他说那你去找档案科给你出证明。我说档案科在哪儿。他手往楼梯方向一指说二楼右拐。

我拉着大舅上二楼。二楼比一楼安静多了，走廊里铺着灰色地砖，墙上挂着廉政宣传画，有保安拎着对讲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右拐到底就是档案科，门关着，门上的牌子写着自然资源局档案管理科。我敲了敲门，没动静，又敲了两下，还是没人应。等了大概五分钟，隔壁办公室一个年轻姑娘探出头来说你们找谁。我说找档案科的人。她说今天开会去了，下午才回来。我说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有急事。姑娘摇摇头说我没他们电话，你们下午再来吧。

我站在走廊里没动，看着那扇关着的门，心里那股火慢慢往上顶。大舅站在我后面一声不吭，我回头看见他正用手掌按着腰，大概是站久了腰疼。我说大舅您坐下歇会儿，走廊那头有排塑料椅子。他摆摆手说不用，站得住。

我靠着走廊的墙想了半天，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档案科的人下午回来又怎么样，回来就能查到吗，查到了窗口认不认还不一定。大舅这六趟就是这么一趟趟等下来的，等完这里等那里，等来等去没个头。我走到走廊尽头往下看了一眼，一楼大厅里人来人往，叫号声此起彼伏，那个戴眼镜的姑娘还在窗口坐着，面前又换了一个办事群众。

我忽然看见大厅角落里贴着一张值班主任公示牌，上面写着今天的带班领导是自然资源局的周局长，照片上是个梳背头的中年男人，白白净净的，嘴角带着标准微笑。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心里慢慢有了个主意。我走回大舅身边说今天先回去。大舅说咋了，不办了？我说先回去，我有别的办法。大舅狐疑地看着我，说我警告你别瞎来啊，犯法的事咱不干。我说犯什么法，我就换个方式。

下楼的时候我特意绕到那张公示牌前面，把周局长的名字和值班日期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大舅跟在后面不停地问什么方式，我没说，只是催他上车。摩托车开出县城的时候我改了主意，没直接回家，而是拐进了城西的批发市场。大舅在后面的问我干啥去，我说买点东西。

批发市场这时候正热闹，卖衣服卖鞋卖日用百货的摊位挤挤挨挨，喇叭里循环播放着清仓大甩卖。我拉着大舅在一个卖劳保用品的摊子前停下来，挑了件深灰色的普通夹克，又拿了顶黑色鸭舌帽，最后顺了一双黑色帆布运动鞋。大舅看着我试帽子直皱眉头，说你这唱的哪一出。我说您甭管，到时候就知道了。

付了钱我把衣服换好，夹克拉链拉到最上面，帽子压得低低的，又让大舅看看像不像平常人。大舅上下打量了半天说不像你，像那个电视里演便衣的。我说那就对了。回去的路上大舅在后座一直念叨，说远啊你别胡来，人家那是国家单位。我说大舅您放心，我比您还惜命。

当天晚上我给在县政府办公室上班的表哥打了个电话。表哥是我二姨家的儿子，比我大三岁，在县政府办干了七八年了，现在是综合科的副科长。我们平时不怎么联系，逢年过节吃顿饭，也就那样。电话响了两声他接了，我说哥，问你个事。他说你讲。我说县长最近在不在县里。他愣了一下说在啊，刚开完两会，最近都在办公室批文件呢，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说没事，就随便问问。他说你小子别乱来啊，县长办公室那边管得严着呢。我说我真就随便问问，然后挂了电话。

表哥在政府办干了这么多年，人情世故比我懂，但他那个人守规矩，不该说的话一个字不多说，上次大舅办证的事我提过一嘴，他就说那你按流程走，我也没再多问。这次我打这个电话只是想确认县长人在县里，至于后面的事，我还没想好怎么弄，但心里那根弦已经绷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没骑摩托，出了门在巷口拦了辆三轮蹦蹦。开车的老师傅戴着顶草帽，脸晒得黑红，问我上哪儿。我说政务大厅。他说五块，上车吧。我钻进后座，帆布棚子遮着，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人。三轮突突突地穿过早晨的街道，路边早餐摊的蒸笼冒着白汽，卖豆浆的阿姨正弯腰给一个小姑娘找零钱，空气中飘着油条和葱花的香味。我把鸭舌帽往下压了压，夹克拉链拉到顶，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八点四十分。

到政务大厅门口的时候我把车钱给了，又跟老师傅说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办完事还坐你的车回去。他说行，我就在门口路边等着。我下了车混在进门的群众里往里走，安检的时候保安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帽子压得太低，但他什么也没说就让我过去了。

大厅里已经开始上人了，各个窗口前排着长短不一的队伍。我直接上了二楼，档案科的门今天开着，里面坐着一个烫卷发的中年女人，正对着桌上的小圆镜涂口红，桌角放着一杯豆浆和半个吃剩的肉包子。我走过去把材料袋递上说您好，我来查宅基地原始档案。那女人头也没抬说电脑坏了，查不了。我说我昨天来过的，窗口说让我来档案科出证明。她这才抬起眼皮瞟了我一眼，说电脑坏了怎么查，你等两天再来。我说那您手工帮我对一下行不行，我把档案馆的复印件带来了，您看看跟原件存底是不是一致。

她说手工对不了，系统录入的必须从系统里查，手工对出来有错误谁负责。我说那系统大概什么时候能好。她说不知道，厂家来修，修好了自然会好。我说那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大舅这个事跑了好多趟了，材料都齐了就差您这边一个确认。她把口红盖子拧上，声音冷下来，说你跟我讲这些没用，电脑坏了我也没办法，我又不会修电脑。我说那您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你们领导，看看有没有变通的办法。她端起豆浆喝了一口说领导不在，你有什么事等电脑好了再说。

我站在档案科门口没走，那个卷发女人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东西，估计是准备去哪儿。我在心里数了三个数，把材料袋收了回来，转身往楼下走。走到一楼的时候我特意从那张值班主任公示牌前面过了，今天还是周局长值班。公示牌旁边是值班室，门半掩着，里头有人说话的声音，我听不太清，但隐约能分辨出是个男中音。

我在大厅里找了一圈，最后在饮水机旁边找了把塑料椅子坐下来，把手机握在手里，视线盯着值班室的方向。这个位置好，能看到值班室门和二楼楼梯口，而且饮水机前面人来人往的，我坐在那儿不显眼。旁边坐了个抱小孩的年轻妈妈，孩子大概一岁多，在她腿上扭来扭去，手里攥着一个安抚奶嘴。她哄了半天孩子，抬头跟我搭话说你办什么业务。我说办个宅基地证。她说那你取号了没，我说取过了，等叫号呢。她就没再问了，低头继续哄孩子。

等了大概半个钟头，大概十点一刻的时候，值班室的门开了，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走出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夹着个牛皮纸本子，另一只手端着个白色保温杯。我一眼就认出了公示牌上那张脸，比照片上稍微胖一点，表情也没那么笑呵呵，但确实是周局长本人。他从值班室出来往楼梯口走，步子不快不慢，皮鞋踩在地砖上咔咔响。

我站起来跟上去，手里攥着材料袋，鸭舌帽压着的额头有点冒汗。他在楼梯拐角正要往上走，我三步并两步追上去，说了声周局长您好。他停下来回头看，目光从上到下扫了我一遍，眼神里带着点被打扰的不耐烦，但脸上还是挂起了职业性的微笑，说你是办事群众吧，有什么事去窗口咨询。

我说周局长，我是来办宅基地规划许可的，窗口和档案科都去过了，跑了七趟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我把材料袋打开，把那七次退回的记录和便利贴一张张抽出来给他看。便利贴我昨晚重新按时间顺序排过，第一张到第七张排成一列，上面写的字清清楚楚。我说周局长您看看，我大舅六十三了，为这个宅基地规划证从去年秋天跑到今年春天，每次都说差一样，补完了又冒出新的，这第七次卡在系统档案上，档案馆的批文复印件也调了，档案科说电脑坏了不给手工核对，窗口说不认复印件，两头堵死了。

周局长接过那叠便利贴翻了翻，眉头皱起来，说这个流程确实有点繁琐，但你得按程序走，我们每一个环节都有规定，工作人员也是照章办事。我说我理解规定，但规定归规定，群众跑了七趟这是事实，是不是说明流程里头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一下。周局长把便利贴还给我，说这样吧，你先把材料留在档案科，等他们系统恢复了给你查。我说档案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可能明天可能下礼拜。周局长说那你就等几天再来，系统坏了我们也着急，但急不得。

我看着他那张保养得宜的脸，皮肤白净，下巴刮得干干净净，衬衫袖口扣得一丝不苟，忽然就想起大舅那双沾着泥巴的老树根一样的手指头。我说周局长您别嫌我较真，我大舅这个人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种田交粮纳税从来没欠过公家一分钱，他就想翻修一下住了四十年的老房子，房梁都朽了，下雨天拿脸盆在屋里接水。您说等几天，他那个房梁能等吗。

周局长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嘴角那点职业微笑收了收，说同志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人手不够系统又老，不是故意卡你。我说我理解，但光我理解没用，我大舅跑了七趟，每一趟都是起早搭车来的，有时候连口水都不敢喝怕上厕所过了号。您能不能现在打个电话给档案科问问情况，我就在这儿等着，有结果了我马上走。

周局长犹豫了几秒钟，大概是在权衡。他拿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拨了个号放在耳边，那边响了一会儿接通了，他跟那头说了几句，大意是档案科今天谁在，那个宅基地档案查不到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挂了电话他对我说档案科的人说系统正在维护，今天下午应该能好，你下午再来。我点了点头说好，谢谢周局长。他转身往上走，皮鞋在楼梯上又响起来，这回步子比刚才快了一些。

我在楼梯口站了大概三十秒，看着周局长的背影消失在二楼走廊尽头。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开通讯录翻到那个存了三年从来没打过的号码。那个号码是三年前表哥给我的，说是县长公开电话，政府办统一登记群众诉求的，打过去会有专人接听记录。我之前一直觉得大舅的事没到那个份上，公家的电话是给真正有难处的人打的，大舅这事虽然窝火，但说到底就是多跑几趟的事，不至于惊动那个层面。

但今天站在这楼梯口，闻着大厅里消毒水混着灰尘的味道，看着来来往往的办事群众脸上那种疲沓的认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觉得，什么叫真正有难处，大舅六十三岁了，房梁快塌了，跑了七趟证还没下来，这算不算难处。如果不算，那什么才算。我把电话拨了出去。

电话响了大概五六声，那边接起来了，一个年轻女声说您好这里是县长公开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反映的问题。我说你好，我想反映一个在政务大厅办业务的问题。对方说您请讲。我尽量把声音压平，不让刚才那点火气带出来，说我是城南镇柳树村村民陈建国的外甥，陈建国六十三岁，为办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跑了七趟政务大厅，每次都被各种理由退回，这次卡在档案查不到上，今天找值班的周局长反映了，周局长说等系统恢复，但群众已经跑了七趟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核实处理。

我说这些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政务大厅一楼是挑空设计，二楼走廊的栏杆对着下面的大厅，声音稍微大一点就能传出去。我抬眼看见周局长还没走进办公室，他走到走廊中段的时候大概是听见了我这边说话的声音，脚步顿住了，回过头来看。我站在楼梯口正对着他的方向，冲他扬了扬手里的手机，继续对着电话说，材料都齐了，档案馆的批文复印件也有，就差档案科手工核对一下存档号，五分钟的事，但跑了七趟还没办成。如果这个系统一直修不好，是不是要群众跑第八趟第九趟，时间成本谁来承担。

电话那头的女声说您反映的情况我记录了，会转交相关部门核实处理，请您留下联系方式。我把手机号码报了一遍，又补了一句说麻烦尽快，这边老房子等着动工，雨季快到了。那边说好的，我们会尽快处理，感谢您的来电。电话挂断的时候我余光看见周局长还在走廊那头站着，手里的保温杯悬在半空，脸上的表情已经彻底换了，那层职业性的微笑完全剥掉了，露出底下一种说不清是恼怒还是意外的神色。他看了我几秒钟，然后转身快步进了值班室，门在身后砰地关上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心跳有点快，手心出了层细汗，刚才说话的时候倒没觉得什么，这会儿电话挂了反而有点后怕。毕竟那是县长公开电话，工单转下去是要落到具体部门头上的，我这么一搞等于把周局长搁在了台面上。但转念一想我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没说他们吃拿卡要，没说我大舅受了什么委屈，我就是如实反映了次数和流程，这总归是实话。

我下楼走到政务大厅门口，太阳已经升高了，三月的阳光晒在台阶上暖融融的。那个三轮蹦蹦的老师傅真在路边等着，看见我出来冲我招招手，说这么快就办完了。我说还没，在里面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你再进去办呗，我等你。我说等会儿再说，先抽根烟。我蹲在台阶旁边的花坛沿子上点了根烟，看着对面马路上一辆洒水车慢吞吞地开过去，喷出来的水雾在阳光下闪出一道彩虹来。

烟抽了半截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我掏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座机号。接起来是个中年男声，态度很客气，说请问是陈远同志吗，我是自然资源局办公室的，姓刘。刚才接到一个转办工单，周局长让我跟您对接一下陈建国的宅基地规划许可事项。我说你好刘主任。他说您大舅那个材料现在我们这边收到了，系统档案的事情我们查了一下，原始批文在县档案馆确实有存底，当年电子化迁移的时候有部分数据遗漏了，现在我们跟档案馆对接了一下，可以走手工补录流程。只要您把之前准备好的材料再提交一次，我们今天就把流程走完，规划许可证今天就能出。

我说材料就在我手上，我大舅也在。对方说那你直接上二楼档案科找王姐，就是今天值班的那个卷发的，我已经跟她交代好了。我说好，谢谢刘主任，辛苦您了。那边说应该的应该的，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嘛。挂了电话我把烟头掐灭在花坛沿子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冲路边的老师傅喊了声师傅您再等我会儿，我上楼拿个东西。

我快步走进大厅，大舅还在门口那排塑料椅子上坐着，看见我跑进跑出的，站起来说咋了。我说走，上楼办证去。他半信半疑地跟着我上二楼，帆布包夹在胳肢窝底下，嘴里还念叨着刚才不是说回去了吗。我没解释，直接走到档案科门口，那个卷发女人这次态度跟换了个人似的，看见我脸上居然堆出了笑，说你来了，材料给我吧。

我把材料袋递过去，她接过去翻了翻，又打开电脑敲了几下键盘。刚才还说电脑坏了，这会儿屏幕亮堂堂的，她手指在上面噼里啪啦敲了一通，说对对对，档案馆那边刚才传了确认函过来，原件存底没问题，我们这边直接走手工补录。她拿出一张表格来填了几项，又让大舅在旁边签了个字，说行了，你拿到一楼四号窗口去领证吧。

大舅站在那儿愣住了，像是没听懂她说的话。我看他还站着不动，推了他胳膊一下说走吧大舅，领证去。他这才如梦初醒似的哎呀了一声，跟着我往楼下走。走楼梯的时候他步子有点急，差点绊了一跤，我赶紧扶了一把。到了一楼四号窗口，里面坐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接过档案科递过来的单子，在电脑上噼里啪啦敲了一阵，打印机嗡嗡响了几声，吐出一张绿色封面的证来。

他把证递出来的时候大舅伸手去接，那只老树根一样的手抖得厉害，伸出去又缩回来，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心，又伸出去，才把那张证接过来。那是一张A4纸大小的绿色封面的证书，上面印着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几个金字，底下是大舅的名字和宅基地的地址，右下角盖着自然资源局的钢印，摸上去有凹凸感。

大舅把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手指头摸着那个钢印的位置，嘴皮子动了动又闭上，想说什么最后只挤出一句远啊，这个证是真的吧。我说真的，钢印都盖了，假不了。他小心翼翼把证放进帆布包最里层那个带拉链的夹层里，拉链来回拉了三遍，还用手拍了拍外面才放心。然后他站在大厅中央，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一整年的郁结全从那一口气里呼出去了。

我看他眼眶有点发红，赶紧打岔说走吧走吧，车还在外面等着。他点点头跟着我往外走，经过值班室的时候门开着一道缝，我看见周局长坐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里头断断续续飘出来几个字，说那个群众反映了就特事特办吧，不要留尾巴。我没停步，拉着大舅走出了政务大厅的大门。

外面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照下来，大舅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政务大厅门口那面国旗，又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帆布包，忽然问了我一句说远啊，今天怎么回事，那个人怎么忽然就变了脸。我说人家也是按规定办事，前面电脑坏了没办法，现在电脑好了就给办了。大舅将信将疑地哦了一声，没再追问。

三轮蹦蹦的老师傅看见我们出来，发动了车突突突地开过来，说办好了？大舅破天荒主动说办好了。老师傅笑着说那就好那就好，我拉你们回去。上了车大舅坐在里侧，帆布包抱在怀里，三轮车开起来风呼呼地从帆布棚的缝隙灌进来，他的头发被吹得乱糟糟的，但他眯着眼看着路边往后退的街景，嘴角终于有了一点笑模样。我坐在他对面，靠着棚子的铁架子，看见他的手指头还搁在帆布包上一下一下地抚着，像是在确认那东西还在。

三轮车出了县城，路两边从楼房变成了田野，三月的麦子已经长到膝盖那么高了，绿油油的一片接一片铺到天边去。老师傅在前面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车身一颠一颠的，大舅在后面忽然开口说远啊，回去我杀只鸡，你晚上来家里吃饭。我说好。他说你三婶上次说想吃我腌的酸萝卜，我泡了一坛子，应该能吃了。我说那我可得多吃点。他就嘿嘿笑了起来，笑声在突突突的发动机声里头显得又轻又脆。

到了柳树村口我把车钱给了，大舅非要抢着付，我说我给了您别争了。老师傅收了钱掉头走了，大舅站在村口那棵大樟树底下，阳光透过树冠的缝隙漏在他肩膀上，斑斑驳驳的。他说那你晚上早点来，我去村口老赵家买条鱼。我说大舅您别忙了，随便吃口就行。他摆摆手说不忙不忙，高兴嘛。

我骑上摩托往回走，车到修车铺门口的时候快中午了，卷帘门还关着，巷子里安安静静的。我开了锁把门拉起来，把工具台上昨天没收的螺丝刀和扳手归拢了一下，把地上的灰扫了扫，然后坐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点了根烟。巷子对面卖炒货的老陈正端着碗蹲在门槛上吃面，看见我回来了喊了声远子你今儿个去哪了，一上午没开门，有人来补胎等不及走了。我说去县城办了点事。他说什么事，我说帮我大舅办个证。他吸溜了一口面说办下来没，我说办下来了。他说那还行，现在办个证不容易，我去年换营业执照跑了五趟。

我嗯了一声没再接话，抽完烟就开闸干活了。下午补了两条胎换了一个控制器，都是熟客，边修边聊几句闲话，时间过得不快不慢。太阳偏西的时候三婶打了个电话过来，说大舅中午就开始准备菜了，让你早点过去。我说忙完手头这个活就去。

六点多我收了铺子，洗了把手脸，换了件干净T恤，骑车往大舅家去。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飘出了饭菜的香味，大舅系着那条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蓝布围裙，正蹲在灶房门口杀鱼，血水顺着水泥地流到院角的石榴树根底下。看见我进来他抬头说来了，快进屋坐，桌上有花生你先剥着吃。我说您别忙了，我帮您择菜。他说不用不用，你坐着就行。

我进了堂屋，八仙桌上已经摆了四五个盘子，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盘凉拌黄瓜，一碗红烧肉，还有一碟切好的酱牛肉。三婶从灶房探出头来说远啊你坐，还有一个汤就好了。我拉了把椅子坐下，剥了几颗花生扔嘴里，听见灶房里锅铲翻炒的声音吱吱响，油烟混着葱花和酱香从灶房门口飘出来。

大舅把鱼收拾好了端进灶房，没一会儿端出来一大盘红烧鲫鱼，酱色的汤汁浓稠稠的，上面撒着青红椒圈和香菜段。他解了围裙在桌子对面坐下来，从柜子里摸出一瓶没开封的白酒，拧开盖子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我说大舅您还喝上酒了，他说高兴，今天破例。

他端起来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一口闷了半杯，然后咂咂嘴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嘴里慢慢嚼。我喝了一口酒，度数不低，从嗓子眼辣到胃里。他吃了两块肉放下筷子，忽然说远啊，今天的事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那个女的怎么忽然就变了一百八十度，是不是你在背后做了什么。我说我能做什么，就是正常反映情况。他说你打那个电话的事我看见了。我说电话就是县长公开电话，反映群众诉求的，谁都可以打。大舅说县长？县长能管这种事？我说县长的职责就是管全县的事，您这个事在县里办，就归他管。

大舅沉默了好一会儿，端着酒杯在手里转着，酒液在杯壁上挂了一层。他叹了口气说远啊，咱们普通老百姓，犯不着惊动那么大的领导。我说大舅您听我说，今天这个事不是惊动领导的事，是规定里头有漏洞，您赶上了别人也赶得上，有人反映一下他们知道了，以后说不定就能改一改，下次再有跟您一样的老百姓就不用跑七趟了。大舅想了想说那人家会不会记恨你，给你穿小鞋。我说人家公职人员都是受过教育的，不至于，再说我一个小修车的，人家记恨我干啥。

大舅大概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又或者是酒劲上来了不想再争，就闷声喝了一口酒，把话题岔开了，说明天他要去镇上买钢筋水泥，问我认识不认识拉货的车。我说有个朋友的货车闲着呢，我帮您联系。他说那行，你帮我说一声，该给运费给运费。我说行。

那顿饭吃到天全黑下来，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影子融在夜色里看不见了，灶房里的灯昏昏黄黄照着院子里一片地。三婶收碗的时候大舅已经有些醉意了，靠在椅背上看着堂屋墙上挂着的那张老照片出神。那张照片是我外公外婆年轻时候的合影，黑白的，边角都泛黄卷起来了，镶在那种老式的木框玻璃相框里。大舅看着那张照片忽然说，爹要是还在，看见我把房子修好了，不知道得多高兴。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照片上的外公穿着中山装，外婆梳着两条长辫子，两人并肩站着，背景是一片刚收割完的稻田。

我没接话，把剩下的半杯酒慢慢喝了。大舅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我去躺一下，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行。我说您歇着吧，我来收拾桌子。他说不用不用，让你三婶收拾。然后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里屋，没一会儿就听见他的呼噜声从门缝里传出来，沉沉的一下接一下，像是把多日攒的疲乏一股脑儿睡出来了。

三婶在灶房洗碗，哗啦哗啦的水声混着碗碟碰撞的脆响。我把桌上剩下的菜端进灶房，三婶说你放着吧我来弄，你赶紧回去歇着，明天还要开店。我说不着急，帮您端几个盘子。三婶擦着手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大舅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走路都带风，多少年没见他那么高兴了。我说那是证拿到了高兴。三婶说不是证的事，是你肯帮他跑这一趟。你大舅那个人，一辈子什么苦都自己扛着，从来不跟人张嘴，这回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不会跟你说。

我听了心里酸了一下，嘴上却说一家人说什么帮不帮的。三婶笑了笑没再说，把一盆洗好的碗码进碗柜里。我出了灶房穿过院子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堂屋里亮着的灯，大舅的呼噜声透过窗子传出来，跟远处的蛙鸣混在一起。三月的夜风从田野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翻新的腥气。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开门，把门口停的几辆电动车推到架子上，挨个检查胎压和刹车。忙到九点多钟的时候，手机响了，是表哥打来的。我擦了擦手上的油接起来，表哥在电话那头说你昨天打县长公开电话了？我说打了。他说那个工单转到自然资源局了，你大舅那事办完了没有。我说办完了，昨天就领到证了。表哥在电话里顿了一下说那你动作够快的，我早上听办公室的人说县长开晨会的时候提了一嘴这个工单，说群众跑七趟才解决一个宅基地证，政务大厅办事效率要提高，让下面自查整改。

我说那挺好，说明电话没白打。表哥说你可真是我亲表弟，这种事你提前跟我说一声，我找人帮你打个招呼就行了，至于打公开电话吗，那电话上面每个月都有统计的，部门被点名了要写说明的。我说哥，我不是故意给你添麻烦，我一开始也没想打那个电话，但前面跑了七趟了，每一趟都有每一趟的理由，我要是找你帮忙打招呼，那是走后门，我打公开电话是走正门，正门走不通我才走的正门。

表哥在电话那头被我绕得有点懵，沉默了两秒说你小子嘴皮子可以。我说哥你放心吧，周局长那边事情办得挺痛快的，材料当天就出了，我没给人家添堵。表哥说行了我知道了，以后有事你先跟我说一声，别动不动就捅到上面去。我说好，记住了。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拧螺丝。

中午吃饭的时候隔壁粮油店的李姐端着碗过来串门，碗里是酸菜肉丝面，热气腾腾的。她蹲在我铺子门口边吃边说陈远你听说了没，政务大厅那边今天贴了个公告，说简化宅基地审批流程，群众最多跑一次。我正往嘴里扒饭，含含糊糊说听说了。李姐说真的假的，我表弟媳妇在那当保洁，今天早上给我发微信说的，说好多窗口的人都围在那儿看。我说那应该是真的，公家贴公告不会乱贴。李姐吸溜了一口面说那可好了，我三舅最近也说要翻修房子，正愁办证的事呢，这下一趟就办完了，省多少事。

我没接话，低头继续扒饭。面条有点坨了，吸溜起来黏糊糊的，但我不挑，几口就吃完了。李姐看见我吃完了又说你帮我看看我那辆三轮车，最近刹车老响，是不是该换刹车片了。我说你下午推过来我看看。她应了一声端着碗回去了。

下午李姐的三轮车推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一辆踏板车换电池，腾出手来检查了一下她的刹车，刹车片磨薄了，是该换了。我从货架上翻了一副新的出来，蹲在地上拆轮子换片，李姐在一边站着看我干活，嘴里闲不住地跟我唠家常，说她儿子今年中考了，成绩不上不下的，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县一中，她正发愁要不要花钱找补习班。我说该找就找，孩子上学的事耽误不得。她说可不是嘛，补课费一学期好几千，我卖粮油一年才赚几个钱。我说那你跟我大舅一样，都是让钱愁的。李姐说谁不愁钱呢，你看你这铺子一个月租金也不便宜吧。我说还行，房东没涨价。

正说着话巷口进来一个人，我抬头一看是大舅，骑着他那辆旧摩托，后座上绑着一袋子东西。他看见我就喊远啊，我把钢筋定好了，明天车来拉，你帮我盯着点。我说行，明天我不出门。他从摩托上下来，解开绑绳把那袋子东西拎过来，是一袋子新摘的草莓，红艳艳的，上面还带着叶子。他说村头老赵家大棚里刚摘的，给你送点来。我说大舅您太客气了。他说客气啥，你吃不完分给邻居吃。

他站在我铺子门口看了一会儿我干活，也不说话，就是背着手笑眯眯地看着。李姐跟他打招呼说建国哥今天气色好得很，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大舅说证办下来了，房子能动工了。李姐说哎呀那可是大喜事，什么时候上梁请客，我随份子。大舅说还早呢，打好地基再说。他又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摩托车屁股后面冒着一串青烟出了巷口。

李姐看着大舅的背影说远子你大舅今天走路都直溜了，前两天来我店里买米，弯着腰没精打采的，我就说有啥事愁成这样。我说证办下来了，整个人都松快了。李姐说那是，人心里有事的时候走路都沉甸甸的，事一了就轻快了。换好刹车片她试了一圈，说好了好了不响了，多少钱。我说算了，一副刹车片没几个钱。李姐不肯，非塞了二十块钱在我手里才推着三轮走了。

我把钱搁进工具台抽屉里，拿了几个草莓在龙头底下冲冲就塞嘴里了，又甜又酸，汁水挺足。我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慢慢地吃，看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一个老头推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一对年轻夫妻抬着一台新买的洗衣机往楼上搬，送桶装水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开过去。这些都是我每天看见的人，以前从没觉得什么，那天忽然觉得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串自己的事，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像大舅一样跑七趟才办下来的，有的一辈子也办不下来就搁那儿了。

那天傍晚我关了铺子，沿着巷子往菜市场那边走，想去买点鸡蛋和青菜。菜市场快收摊了，菜贩们正把剩下的菜归拢到筐里，一个中年女人蹲在地上整理一堆蔫了的菠菜，抬头问我要不要，便宜卖了。我买了一捆，又买了几个西红柿，拎着袋子往回走。路过政务大厅那条街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拐了个弯，走到门口站了一会儿。大厅已经关门了，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的，门口空荡荡的，只有一面国旗还在旗杆上被风吹得猎猎响。公示牌还在角落里，上面的照片换了个人，不是周局长了，大概是值班主任轮换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几秒钟，转身走了。路灯刚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路面上，我的影子拖得长长的，一路跟在身后。

又过了几天，大舅的房子正式动工了。那天早上我特意关了半天铺子去帮忙，到的时候老赵的拖拉机已经拉了一车红砖过来，几个村里的壮劳力正在卸车，砖头扔在地上砰砰响。大舅戴着草帽站在地基旁边，手里拿着卷尺在那里量来量去，脸上晒得黑红黑红的，但整个人精气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看见我来了就招手说远啊你来得正好，帮我看一下这个墙角直不直。我走过去蹲下来顺着墨线看了一眼，说挺直的。他就放心地笑了，说那就好那就好。

中午大舅在院子里支了两张桌子，请帮忙的人吃饭。菜是提前做好的，红烧肉炖了一大锅，还有鸡和鱼，白酒开了两瓶，大家围在桌子旁边喝酒划拳，热闹得很。大舅端着一杯酒挨个敬了一圈，到我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远啊，这杯我敬你，你大舅嘴笨不会说好听的，都在酒里了。我说大舅您见外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他把酒一口干了，我陪着干了，酒辣得我直龇牙，他在旁边笑出了声，眼角的皱纹挤得密密的。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了桌子，站在院子门口抽烟。地基已经挖出来了，红砖码得整整齐齐，钢筋笼子绑好了搁在旁边。三月的太阳照在工地上，土翻出来的新气味混着饭菜的香味飘在空气里。村里的几个小孩围着那堆砖头跑来跑去，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姑娘蹲在地上捡碎砖块玩。

大舅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也点了根烟，两个人就这么靠着院门站着，谁也没说话。过了半天他才开口，声音低低的，说远啊，我活到六十三岁，头一回觉得公家的门也没那么难进。我说本来就不难，流程清楚了就行了。他说不是流程的事，是人的事。他吧嗒了一口烟说以前我去大队办事，人家认得你，说句话就行，后来不认识人了，就要这个条那个章，跑断了腿。我说现在不一样了，有公开电话，有投诉渠道，您要是再碰上这种事就给我打电话。他笑了一声说你小子，还敢打县长电话。我说该打就打，电话就是让人打的。

他掐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说行了不说了，干活去。然后他又走回工地那边去了，草帽的帽檐在太阳底下一晃一晃的，弯下腰去搬砖的时候脊背上的汗洇湿了那件蓝布中山装。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想。翻修一个老房子要跑七趟政务大厅，打一个电话当场就解决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太合理，但它确实发生了，就在我大舅身上，就在这个春天。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打了那个电话，还是因为周局长正好那天值班，又或者是因为表哥在政府办上班有人提了一嘴，种种因素凑在一起才有了这个结果。换一个人换一个时间，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但这不重要了，证已经办下来了，房子已经开始盖了。大舅以后下雨天不用再拿脸盆接水了，新房的房梁是整根的杉木，结实得很。我掐灭烟头走回院子里，帮忙把剩下的砖头搬到墙角码好，手指尖磨得生疼，但心里头踏实。

晚上回到家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翻手机，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了一条县政府的通告，说政务大厅推行一窗受理最多跑一次改革，首批包括宅基地审批在内的十二项事项已纳入试点。底下有人评论说早该这样了，也有人说不看好怕是形式主义。我把那条通告看了一遍，截图存了下来，也没评论没转发，锁了屏幕扔在枕头边上。

窗外楼下夜宵摊的炒粉香气飘上来，我听着隔壁小夫妻的电视声和楼下麻将馆的洗牌声混在一起，慢慢睡着了。梦里大舅的新房盖起来了，红瓦白墙，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还在老地方，满树的花开得红彤彤的。大舅站在新房的台阶上冲我招手，说远啊上来坐，我给你泡茶。我走上去坐在堂屋的新椅子上，大舅递过来一杯热茶，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烫得舌尖一麻，就醒了。

醒来天已经亮了，窗户外面麻雀在叫，楼下有人骑着三轮车沿巷吆喝收废品。我坐起来发了会儿呆，想起梦里的新房和热茶，笑了笑，穿上衣服起来洗漱开铺子去了。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扳手螺丝刀电动车轮胎，补一个胎收十五块，换一个控制器收八十，早出晚归。大舅隔三差五打个电话来告诉我进度，说地基打好了，说墙体砌到一半了，说房梁架上去的时候让我一定要来。我每次都答应着，到了那天就关了铺子去帮忙。

上梁那天是个大晴天，四月的太阳晒得人脖子发烫。大舅的新房墙体已经砌好了，红砖墙上搭着脚手架，杉木房梁横在墙头，等着时辰一到就吊上去。村里来了好多人帮忙，大舅在院子里摆了好几桌，鞭炮和红纸屑铺了一地。

按村里的老规矩，上梁的时候主家要往下面抛馒头和糖果，下面的人接着图个吉利。大舅站在墙头上，手里捧着一筐白馒头，底下男女老少仰着脸等着，闹哄哄的一片。他喊了一嗓子开始了啊，然后一把馒头撒下来，底下的人呼啦一下拥上去抢，笑声响成一片。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大舅站在墙头上笑得满脸褶子，草帽底下那张脸黑里透红，跟半年前我蹲在汽修店门口吃泡面时那张愁眉不展的脸判若两人。

馒头撒完了，大舅从墙上下来，被一群人围着敬酒。他喝了几杯脸就红了，醉醺醺地拉着我说远啊，你看这房子，多好。我说好，比老屋结实多了。他说以后再也不用拿脸盆接水了。我说您把脸盆留着，洗脚用。他哈哈大笑起来，拿拳头捶了一下我的肩膀，力气挺大，打得我一个趔趄。

那天晚上我在大舅家喝的酒比平时多，回来的时候骑摩托吹了风，到家就歪在沙发上睡过去了。半夜迷迷糊糊醒过来倒水喝，看见茶几上放着那个绿色封面的规划许可证复印件，是大舅上梁那天给我的，说留在你这儿做个纪念。我端起来看了两秒钟，黑暗中看不太清楚，只摸到那个复印出来的钢印位置是光滑的，跟真的不一样。但我还是把它放回了原处，没开灯，在黑暗里把那杯水喝完，又回屋睡了。

后来有一回我去县城进货，路过政务大厅那条街，发现门口立了一块新牌子，蓝底白字，写着最多跑一次承诺事项清单，底下列了十几项业务，宅基地规划许可排在第一行。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一个穿着保安服的大爷走过来跟我搭话说你办业务啊，今天人不多，进去就能办。我说不办，就看看。大爷说那你看吧，这个牌子新立的，好多人都在看。我说挺好。大爷又说你是不知道，以前这边天天有人骂，现在好多了，办个事确实快了。我说那敢情好。

我站在那块牌子前面，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大舅跑七趟的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那个春天也快过完了，巷子里的槐花开了又落了，落了一地白花瓣被风卷着满地跑。这牌子早立一个多月，大舅就不用跑那七趟了，但这话我不想说了，没意思，牌子立了就是好的，管它什么时候立的。

骑车回去的路上我想起那天打县长电话的细节，想起周局长在楼梯口回头看我的那个眼神，想起档案馆那个盖章复印件被推出来推回去的来回，想起大舅抱着帆布包坐在三轮后座上的样子。这些片段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最后都定格在那天傍晚大舅新房地基上翻出来的新鲜泥土上，那个味道我到现在还记得，又腥又活，像是土地把什么东西吐出来了，又像是要重新吞进去什么。

铺子门口的槐树已经把巷子遮了大半，夏天快到了，蝉开始在树上叫。我坐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看了会儿天，云走得很快，一大块一大块地从南边飘过来又往北边飘过去。手机响了一声，是表哥发来的消息，说自然资源局把那个宅基地审批流程优化的建议报上来了，你大舅那个案例被当成典型写进材料里了，不过隐了名字。我回了个表情包，收了手机，起身去接一个推着电动车进来的顾客。

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再想起过政务大厅和规划许可证的事。直到七月的一天，大舅的房子终于全部完工了，他请我去新房里吃饭，三间正房一间灶房一个院子，墙面刷得白白的，门窗都是新装的铝合金，亮堂堂的。大舅坐在堂屋的新沙发上，拍着扶手说远啊，这沙发是我去县城家具城买的，两千多块呢，硬是舒服。我说看着就气派。他站起来带我参观，灶房里装了新的抽油烟机，厕所也改成了水冲式的，他说以后冬天不用往外跑厕所了。他说的每句话都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骄傲，像是怕人看不起他这房子似的，又像是迫不及待想让人知道他的日子终于好过了。

吃饭的时候大舅把白酒又拿出来了，我说大舅您最近老喝酒对身体不好。他说高兴嘛，最后一次喝了，房子盖完了就好好养生。我说您说话算话。他说算话。我们碰了一杯，我忽然说大舅，那个规划许可证您收好了吧。他说收好了，跟户口本放在一起，锁在床头柜里了。我说那就行。他放下酒杯看了我一眼，说远啊，我一直在想那天的事，你说他们到底为什么前面七趟不给办，最后一趟就给办了。我说可能是系统好了吧。他说你少糊弄我，那天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看见了，你对着电话说什么县长啥的。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当时听见了。

我说那就是个群众热线，反映情况的，谁都能打。大舅看着我说远啊，你跟我说实话，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我说没有，您惹什么麻烦，您就是个老农民想盖个房子。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以后别打那种电话了，咱惹不起那些人。我说大舅您放心，他们也是干活的，打完电话事情解决了，谁会来为难我一个修车的。他半信半疑地看了我好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说你们年轻人胆子大，我老了，怕事。我说您不是怕事，您是太本分。

那天吃完饭我骑摩托回家，天已经黑透了，乡间小路上没有路灯，只有车灯照出前面一小块路面，两旁是虫鸣和蛙叫，空气里带着水稻扬花的甜香。我骑得很慢，因为路窄，怕窜出什么东西来。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把车停下来，熄了火，站在路边撒了泡尿，抬头看天，满天星星密密麻麻的，银河斜跨过天顶，亮得不像话。我从小在村里长大，看惯了这种星星，但后来在镇上住久了，路灯和霓虹灯把天映得灰蒙蒙的，很少再看到这么清亮的夜空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星星，想起大舅说的别打那种电话了，想起表哥说的有事先找他，想起李姐说的政务大厅贴了公告，想起那个戴眼镜的窗口姑娘推材料出来的表情，想起档案科卷发女人涂口红的模样。这些人这些事像那晚天上的星星一样在我脑子里各自亮着，有的近有的远，有的明有的暗，但它们都在那儿，组成了我大舅那个春天从跑七趟到拿到证的全部画面。

我没有站太久，怕大舅担心我路上出事，就重新跨上摩托打着火往镇上走了。后视镜里大舅的新房越来越远，最后一盏灯也看不见了，只剩下一片黑黢黢的田野轮廓。我拐上大路之后油门拧大了些，排气管突突突地响着，风从耳边呼呼地刮过去，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我忽然想起大舅那天坐在三轮后座上眯着眼看路边的样子，那大概是他那半年里头最舒坦的一个时刻，像是一块压了许久的石头终于被人搬开了，虽然搬开石头的人是谁他都不知道。

修车铺的日子还是那样，一早开门，晚上关门，中间修几辆车赚几个钱，跟这条巷子里的所有人一样过着平常的日子。只是偶尔有人来修车的时候聊起办证的事，我会多说一句你先把材料准备齐了，要是碰见卡壳的别着急，总有办法。他们问我什么办法，我就说多问几个窗口，不行就打公开电话，电话是给人打的。他们有的点点头，有的一笑而过，我也不多劝。

又过了大概一个月，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铺子里给一辆三轮车换电机，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材料，说哥你是不是陈远。我说是我。他说我是城南镇青山村的，听人说你帮你大舅办成了宅基地证，我也在办这个事，跑了两趟了，材料被退回来两次，想问问你是怎么办的。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请他坐下，让他把材料拿出来给我看看。他把那一叠纸摊在塑料凳子上，我翻了翻，缺了一张四至界限确认书，我跟他说明天你去找四邻签个字就行了。他说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别的都齐了。他松了一口气说那太好了，我听人说窗口可严了，吓得我都不敢去了。我说该去就去，别怕，人家也是按章办事，你材料齐了不会卡你的。

他道了谢走了，我接着换电机。拧螺丝的时候我想，半年前大舅第一次去窗口退回来的时候，要是有人跟他说缺什么补什么就行了，他大概也不会那么愁。但窗口的人不说这个，他们只说不行，不说怎么才行。后来我自己去了一趟才明白，窗口的人也不是故意为难，他们就是坐在那儿等材料，材料全了就过，不全就退，至于你跑了几趟花了多少时间，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

每个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道理，大舅的道理是我想修房子，窗口的道理是材料不齐不能办，档案科的道理是电脑坏了没法查，周局长的道理是按规定来。这些道理单独看都没错，凑到一起就成了七趟。我那天打那个电话的道理，大概就是把所有这些道理串起来数了一遍，让有人听见之后觉得这些道理放在一起有点不太对。

我换了电机试了试车，转起来平稳顺畅，就把三轮车推到门口等车主来取。日头偏西了，巷子里暗下来，晚风带着凉意吹进来。我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看着对面老陈关了炒货铺的卷帘门，哗啦一声响，他拎着个塑料袋子走过来扔给我一包瓜子，说新炒的尝尝。我接过来道了声谢，他说客气啥，你上次帮我修风扇不是也没收钱。我说那是顺手的事。他摆摆手走了。

我剥了几颗瓜子嗑着，看天边的云被落日烧成金红色，一层一层的像鱼鳞。巷子里有个小孩骑着小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过去，后面跟着他奶奶一路小跑地喊慢点慢点。卖馒头的推着三轮车吆喝过去了，最后一个馒头卖完了他就收摊回家。这些都是我每天看见的平常画面，那天看着却觉得格外安静格外好。

我手里的瓜子嗑完了，拍拍手站起来，把铺子门口的凳子收进去，卷帘门拉下来。锁头咔嗒扣上的时候，我又想起大舅那张规划许可证上的钢印，那个圆圆的凸起，手指头摸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它的形状。一张纸有了那个印就是合法的了，没有它就是一摞白纸。生活里很多东西都这样，有那个印和没那个印是两回事，但那印是印上去的，纸还是那张纸，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人还是那个人。区别只在于有印之后人心里踏实了，没印的时候心里悬着。

我往楼上走的时候碰见隔壁出租屋那个常跟老婆吵架的男人，他今天居然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说陈远吃了吗。我说还没呢，你吃了没。他说吃了，今天老婆烧了排骨。我说那不错啊。他说是啊，日子嘛，总有好有坏。我点点头，上了楼开了门，把钥匙搁在玄关柜上，拧开水龙头洗了把手。

窗户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县城那些红红绿绿的灯光亮起来，映在护城河的水面上碎成一片。我站在窗边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去厨房烧水煮面。水开的时候咕嘟咕嘟地响，蒸汽把窗玻璃蒙上了一层雾。我隔着那层雾往外看，什么都模糊了，只有灯光晕成一个个朦朦胧胧的光团，远远近近的，像是浮在半空里。

面煮好了我端到客厅茶几上吃，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大舅发来的微信，只有一句话，说房顶的瓦铺好了，下雨天不漏了。我笑了一下，回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然后吸溜了一大口面条，烫得我直抽气。

客厅的灯是那种老式节能灯，光线白惨惨的，照在茶几面上反着光。我吃完面把碗洗了，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手机新闻，没什么好看的，就关了灯回卧室睡觉。躺下之后窗户开着半扇，夜风吹进来带着楼下夜宵摊的炒粉香，还有远处火车道口的汽笛声，长长的一响，从城南一直拖到城北。

我闭上眼想，明天还有三辆电动车要修，后天大舅说让我去他家吃新磨的豆腐，下礼拜房东可能要来收租金了。这些都是小事，但每一件都得做，做完了就消停一天，第二天又有新的。日子就这么往前推着走，像那辆三轮蹦蹦一样突突突地不停，窗户外面的人来了又去了，故事开了头又收了尾。

大舅那个证的事已经成了过去，现在他新房盖好了，雨季到了也不用拿脸盆接水了。那天我打那个电话时候心里那点火气也早灭了，想起来只觉得是个平常事，就像是去水里捞个东西，捞到了就完事了，捞不到再想别的办法。只是有时候路过政务大厅那条街看见那块蓝牌子，心里会轻轻动一下，然后继续骑我的摩托走我的路。

那块牌子底下每天还排着不少人，有的办成了高高兴兴走了，有的可能还得再跑一趟。但牌子在那儿立着，总比以前强些。我大舅是跑七趟的那批人，以后的人可能只用跑一趟，区别就在这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总归是少跑了六趟。那六趟省下来的时间，够大舅在新房的院子里浇好几回水了，够他把那棵石榴树挪到墙角重新栽一下，够他坐在新客厅的沙发上喝好几壶热茶。

我翻了个身，被子的棉花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隔壁那对小夫妻今晚没吵架，安安静静的，只有电视机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在播一个什么综艺节目，观众的笑声一浪一浪的。我听着那些笑声，慢慢就睡着了，睡得很沉，一觉到天亮。

第二天拉开卷帘门的时候太阳照进来，地上的灰在光线里浮动着。我把工具摆好，泡了杯茶，坐在门口等着第一个顾客上门。巷子里已经开始热闹了，送孩子的电动车叮铃铃按着喇叭，老陈在对面哗啦一声拉开卷帘门，空气里飘来炒货的焦香。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叶是便宜的茉莉花茶，喝着倒也香。

手机响了一声，大舅发了张照片过来，是他新房的屋檐，瓦片铺得整整齐齐，在太阳底下泛着青光。下面跟了一行字，说远啊你看这瓦铺得好不好。我放大看了几秒钟，给他回了一句好着呢，比县城的楼都气派。他回了一串哈哈哈，然后说晚上来吃豆腐，你三婶磨的。我说好。

我锁了手机屏幕把它搁在工具台上，拿起扳手开始拧一辆送来的电动车后轮的螺丝。巷子外面的太阳又升高了一些，光从槐树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我手背上，一明一灭的。远处菜市场那边传来隐约的叫卖声，卖豆腐的，卖鱼的一起吆喝着。我把那颗螺丝拧紧了，又检查了一遍胎压，然后拍拍车座子，等着下一个该干活的时候到来。